青瓷往事（上）

乡绅陈佐汉

口述 陈战生 整理 风随

浙西龙泉，盛产青瓷，产地在查田、八都、宝溪一带。

陈佐汉( 1907-1952)，号六奇，浙江省龙泉县宝溪乡溪头村人。一生虽短暂，但经历颇丰富。他当过兵，任过两届宝溪乡乡长，做过商人，创办过造纸厂、瓷器厂，特别在传承龙泉青瓷文化方面所作的努力，为民国时期地方绅士之首举。

暑假，我回乡探亲，拜访了陈佐汉次子，85岁高龄的陈战生老人。他讲述了关于他父亲陈佐汉的往事。

我父亲陈佐汉，是民国乡绅社会的一个传奇，他的一生都融在青瓷故事里。

我们宝溪陈家世代以制瓷为业，在当地算是名门大户，有田地房产、有龙窑档口。我的曾祖父陈万昌开了家颇有名声的“陈万昌瓷厂”，到祖父陈有高手里，瓷厂更为鼎盛，雇佣的工人有五十多个。

1907年，我的父亲陈佐汉出生了。他是家中独子，祖父给他起名“陈范”，寓意“陈家典范”。祖父思想开明，到了父亲上学的年纪，没有把他送进旧学堂，而是送到离家几十公里外县城的“养真小学”就读。

养真小学是德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开设有绘画、音乐、外语等科目，当时算一家开放、西式的私立学校。父亲从小成绩优秀，尤其擅长绘画。这也为他后来投身青瓷艺术打下良好基础。

父亲小学毕业后，到更远的丽水市区读初中，而后就读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就是现在丽水中学的前身。

陈佐汉（1907-1952）

毕业后，父亲投笔从戎。一个师范生为何会从军?这要从我们陈家在浦城的族叔陈楚宾说起。

浦城隶属福建，和龙泉同处闽、浙、赣三省交界。陈楚宾在福建身处要职，北伐时期当过国民革命军第十师司令部处长。1928年父亲师范毕业后，直接到陈楚宾麾下任少尉机要秘书。

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抗日名将朱庆澜将军组建了“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也叫义勇军后援会，支援东北义勇军。父亲也一腔热血，将名字改为陈佐汉，意为“佐我汉邦、驱逐倭贼”，毅然北上抗敌。

朱庆澜将军（1874-1941）

父亲先是担任“义勇军后援会”指导组事务员，后担任陆军第五十军司令部上尉军需官。开始驻扎在居庸关，后调防北京中南海居仁堂、颐和园等地。

也正是驻防北京颐和园的几年，成全了父亲的青瓷故事。龙泉青瓷几经战乱，到民国时期已衰落不堪，因技术等原因限制，八都、上垟、宝溪一带各大瓷厂出品的多是生活实用器物，就是自家在当地规模算大的“陈万昌瓷厂”，也仅仅生产些碗碟茶杯之类。艺术观赏瓷器几乎绝灭。

父亲在北京期间，有空就去故宫博物院看瓷器。用他日记里的话说就是“故都壮观无不饱览”。看到故宫那么多精美绝伦的青瓷都产自龙泉，父亲凭借绘画特长，将那些青瓷的样式画了下来，并做了详细笔记。

陈佐汉手稿

要不是祖母的一封书信，父亲或许还会继续军旅生涯，以父亲的学识，本是有志于干出一番事业。可他是家中独子，祖父已经过世，期间瓷厂交于他人管理，一大家子的花销颇费，生活日见窘困，祖母不得已给父亲写了信，谎称病危，盼儿速回。

父亲连夜启程回乡，行李里有一半是书籍、图册、笔记。图册即在北京驻扎期间临摹绘画的各种青瓷款式图样，也是后来出版的《古龙泉窑宝物图录》的底本。笔记则是《龙泉青瓷观录》的手稿。

回到龙泉才知被骗，但看到祖母年迈，我母亲一个人带着大姐生活艰辛，父亲也只能接受现实，申请退役回乡。那年他26 岁。

父亲振兴龙泉青瓷的想法由来已久。回来便一心投入瓷厂工作，并将瓷厂改名为“陈佐汉瓷厂”。两年后，瓷厂的生意已经有很大改观。父亲也结交了许多龙泉的名士，如青瓷名家廖献忠、书法家吴梓培等。

由于父亲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又有实业为本，加上有从军经历以及和隔壁浦城县陈楚宾的亲戚关系，回乡四年后也就是1936年，父亲被推举为宝溪乡副乡长。父亲当乡长还是有些便利的，很多技工怕被抓壮丁，都愿意到瓷厂来上班。

那时候父亲就意识到，想要富裕百姓，振兴地方传统瓷业是一条捷径，而且唯有依靠政府并争取政府的支持才能做好。1938年，他以副乡长身份，向县政府呈报“宝溪乡第五保溪头村碗业窑厂停闭有久缺乏资金，仰祈鉴核准予设法挽救拨款借贷建树生产”，也就是要求经费支持。父亲还自己掏钱，把一处宅院装修改建后，成立了龙泉青瓷合作社。他召集当时各瓷厂的高工师傅，组建了龙泉第一个青瓷研究所，取名“古欢室”，专门研究复古青瓷的工作。

陈佐汉雕像

当时龙泉遍地都是宝贝，造房挖土迁坟都能出土宋明时期的瓷器，父亲得到消息后总是想尽办法收购回来，他不单是为了收藏，而是拿来作研究，想还原古代的工艺。

这个研究所对我们小孩来说很是神秘，父亲带我们去过，但我们只能在大厅外玩耍，更不能进内室。“古欢室”三个字由当时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题写，室内都是父亲的藏品，有各地出土的宋元明清时期的瓷器，有名家字画，如父亲在师范学校的校友陈诚送的一幅字，还有研究古陶瓷的著名考古学家陈万里的题词。

时任龙泉县长的徐渊若，与父亲最为要好。徐是学者型县长，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对青瓷颇有研究。父亲对徐渊若的青瓷研究工作帮助很大，徐在后面出版的几本书中都有提及。

“古陶瓷考古之父”陈万里（1892—1969）

被称作“中国古陶瓷之父”的陈万里先生几次到龙泉田野调查，得知父亲也在研究仿古青瓷，特别赠送父亲一本他写的《青瓷之调查及研究》。

陈佐汉向国民政府呈交的公文

后来父亲以龙泉宝溪乡乡长的身份，向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呈公文，为龙泉青瓷申请办理“特许专利，免税出口”，也提到了陈万里对仿古青瓷的肯定。上世纪三十年代，父亲能提出“专利”的概念，还是很有超前意识的。

父亲没当乡长的前两年，1934年中国红军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7月从江西瑞金出发，8月底红军挺进师由粟裕、刘英带领从庆元进入宝溪。宝溪的披云山更是中共西南特委的驻地，粟裕将军曾经六进披云山。

当时红军的随军银行就设在我们家里，楼上楼下都住着红军，这些事情都是后来才知道。记得我七八岁时，跟随父亲去浦城，路上父亲唱了一首歌，我觉得很好听，父亲说是《国际歌》，跟以前住在我们家的红军学的。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父亲唱歌。

陈佐汉故居，红军随军银行旧址

那位红军就是曹景恒，他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师政治部的宣传组长，因为国民党围剿，与主力部队失散，当时在龙泉、蒲城一带打游击。解放后，曹景恒当了龙泉第一任县委书记，我还和父亲一起到县委找过他。

一心想振兴龙泉青瓷的父亲，在当上乡长后，也被卷入了政治漩涡。对外他是国民党的乡长，可他又和共产党员曹景恒交好，并在我家建立了秘密联络点，给游击队提供资金、药品等支援。1939年到1940年，国民党又对根据地围剿、封锁，龙浦区委被迫迁到大岙隐蔽活动，经济特别困难，父亲特意送去60元银元，还利用乡长的身份开了几张路条通行证，让游击队员黄锦华、林象春等人转移到浦城开展工作。

不久，父亲就被人告发私通共产党，被捕入狱。情况危急，我大姐，那时候她十二三岁，连夜去浦城找叔公陈楚宾报信。陈楚宾正任福建某军师团级职务，通过关系疏通，家里出了不少钱，两个月后父亲终于被释放回家。

出狱后的父亲首先做了一件事：举家迁往浦城。当时形势下，我想父亲也是考虑到家人的安危，想得到浦城叔公的庇护。之后，父亲往返于浦城和龙泉两地，既是履行乡长的职责，也是为了自己喜爱的青瓷事业。

经过几年的研究，加上天赋，父亲对古瓷的鉴赏已具有一定的水平。且经常去上海、温州、杭州等地，与各考古名家交流研讨，对青瓷艺术越发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

徐渊若在《哥窑与弟窑》一书里几次提到父亲。徐认为自己对青瓷研究不够，没有能力辨认瓷片，还专门请父亲帮忙，整理他收藏的青瓷瓷片，并在书中大加赞赏。对父亲在仿古瓷器方面取得的成绩也有描述：

“陈佐汉氏所仿铁骨，有时颇可混珠，若用药品去其新光，更于底部或边缘略碎米许，则好古者亦易上钩。”

“宝溪乡之溪头，有陈佐汉、李君义等，亦建两窑。原制日常用品，继仿大窑古法制器...……较诸真品，难望项背，但择其精者用弗酸浸洗，去其新光，亦可混珠，其巧者即鉴赏家亦荡然难辨。”

宝溪溪头村的仿古瓷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在当时的市场上颇有名气，一时间京沪客商纷至沓来，龙泉青瓷又一次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研制仿古青瓷，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和艺术修养，从采集、辨别、分析古瓷片开始，到寻找合适的原料，如瓷土和制作釉水的紫金土，再到配方、工艺，无不需要大量时间、精力以及成本。龙窑烧瓷一窑成、一窑废，是千百年躲不过去的坎。

那段时间，父亲还撰写了《龙泉青瓷观录》和《古欢室青瓷研究浅说》两部书稿，可惜均已遗失，只留下一本《古龙泉窑宝物图录》的手稿。这部书稿，是父亲遍访龙泉、浦城各地，汇集了民间发掘收藏的100余幅古龙泉青瓷器绘图，2012年由中国书店出版。

《古龙泉青瓷文化探究》，中国书店2012年版

父亲还以各种形式和途径，扩大龙泉青瓷的知名度，争取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1945年他收集了一批仿弟窑的瓷器“牡丹瓶”、“凤耳瓶”等，由县长徐渊若转寄中央实业部请功，一来是想得到政府更多支持，二来也是对近十年来自己包括同仁对龙泉青瓷的付出做一个总结。用他的话说：政治归于政治，实业归于实业。

其中有一件仿古青瓷特别受到蒋介石的青睐，次年获得蒋介石的亲笔赠词：陈佐汉先生 艺精陶仿 蒋中正题。

蒋介石题匾给父亲，在龙泉山城引起不小震动。但也正是这幅题匾，后来给父亲带来了灾难。

在父亲短暂的一生中，陈家窑的仿古瓷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父亲对推广龙泉青瓷也是广开门路，不遗余力。1949年，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之机，父亲将“云鹤盘”等两件精美仿古青瓷，以“陈相刘”的别名从上海邮寄到北京，请外交部转交苏联方面，作为庆祝斯大林70寿诞的献礼。

两个月后，父亲意外接到外交部转寄的信函，里面是斯大林秘书的俄文致谢：“您对全世界劳动人民领袖的热爱，特许嘉奖！”当初父亲去上海邮寄，邮局工作人员还将几件瓷器当成了古董，坚决拒绝办理业务。经父亲再三解释，他们才明白，这些精美绝伦的瓷器，是我们陈家窑烧制的仿古瓷。

父亲1952年去世，享年45岁。那年，我十四岁。大哥从小被父亲送到上海读书学画，几个弟弟年岁还小，算起来，我陪伴父亲的时间最长。父亲近视眼，戴黑框眼镜，在家严肃，对外人反而和蔼许多。

父亲任乡长期间，还兼任宝溪第十一民国学校校长。乡里有人叫他陈乡长，也有人叫他陈校长。父亲有空还教学生绘画。

我的母亲，是一位善良勤劳的女性，早年嫁给我父亲后，父亲就去从军了。母亲一人带着我大姐和我祖母在老家生活。父亲回乡后，事务繁杂，不时有不同的人士来我们家走访，有红军，有国民党，甚至有土匪，父亲无不要应付，母亲则每天要准备好几桌饭菜。有几个穷苦学生长期免费吃住在我家，父亲在散学后还要买点日用品让他们带回去。这些事务都要母亲操持，但她并无一点怨言。

父亲去世后，我被派到浦城修水库。十六岁的我，从没做过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加上家中变故，整个人几乎崩溃。同去的一位大哥认得我，他以前在父亲的学校读书，在我家吃住过一段时间。幸好他对我照顾有加，让我体会到少许温暖。

陈佐汉次子陈战生接受采访

一天，有位穿着像干部的中年男人找到我。他是隔壁高山村的支部书记曹正方，从前是游击队员，和曹景恒一起在后方打游击。他被捕的时候，父亲受曹景恒的委托，开了个证明，说曹正方是在瓷厂工作的技工，并非游击队员，从而保下性命。其余几位战士因为无法营救，全部英勇牺牲。

曹正方拉着我的手，沉默了好久，才说了一句话：你父亲是个好人。

当时我并没思考太多人生哲学的问题，到现在我八十多岁了，再回想我父亲短暂的一生：他是个传奇，也是一个好人。

历史如大浪淘沙，对父亲的评价也云雾拨开，终得肯定。父亲的作品被龙泉青瓷博物馆收藏，父亲的雕像就立在青瓷小镇，父亲的故居成了红色文化教育基地。那口陈家的龙窑现在还伫立溪头村口，已是省文物保护单位。父亲泉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

编辑 戴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