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的父亲告诉孩子：知识放在大脑里，水冲不走，火烧不掉，坏人抢不去

1978年，我在义乌中学复习，准备高考，认识了陈跃进。他聊天讲起来，父亲以前是义乌中学的副校长，还有个在上海的伯父是陈望道。陈望道这名字，我当然如雷贯耳，他是完整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人，也是我们义乌的骄傲。

陈跃进家在义乌郊外一个叫杨村的地方，住的是老式木头房子，家里书很多。他的父亲就是陈望道的三弟陈致道，已经退休。我常去他们家借书，有时帮忙干些体力活，一来二去就和陈致道的小女儿谈起了恋爱，后来结婚。

我岳父陈致道是教语文的，他当了一辈子老师，一有空闲就跟我讲陈望道以及他们陈家的故事。

公开资料上说，陈望道1891年1月18日出生在义乌与浦江交界的分水塘村。不过，根据陈氏宗谱的记载，陈望道的出生年份应该是公历1892年1月8日。

义乌分水塘村陈望道故居外景

他的家庭出身也不是所谓的地主、富农。从他祖父开始种靛青（一种植物染料），贩卖到杭嘉湖和苏州、常熟一带，到他父亲手里，家里才逐步有了积蓄。有一年，周边几个村的靛青卖不出去，陈望道的父亲用市场价收购，等第二年靛青涨价，掘到了一桶金。

这个精明的父亲叫陈君元，有些资料讲他读书不多，错了，陈君元本身是太学生，当时没有考取功名的读书人都叫太学生。他很重视子女的教育，认为父母留给孩子的不是财产，而是读书。他告诉五个孩子：知识放在大脑里，水冲不走，火烧不掉，坏人抢不去。同时也身体力行，不仅把陈望道三兄弟（望道、伸道、致道）送进大学，还把两个女儿陈华英和陈富英，送到县城的女子学校读书。

这在当时很罕见。村里的百姓就说：你供三个儿子读书不够，还把两个女儿送去？甚至有人笑话陈君元这样做是“寻穷”，因为陈望道的小名“融”，在义乌话里恰好谐音“穷”。

但陈君元没有替自己分辨。他用赚来的钱培养子女读书，让他们有机会走出分水塘这个小山村，这不仅改变了陈家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现代史。

陈家三兄弟的相貌不太像，个子一个比一个高，有意思的是，三个人后来都当了教书匠

望道、伸道、致道，陈家三兄弟的相貌不太像，个子一个比一个高，老二比老大高，老三比老二还要高。

有意思的是，三个人后来都当了教书匠。陈望道早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就被经亨颐请去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老师，后来长期在复旦大学任教职，1952年起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直到逝世。

1952年起，陈望道担任复旦校长25年，是复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二弟伸道，浙江大学农学院毕业，解放后在宁波鄞州中学教书。

三弟致道，就是我岳父，和陈望道相差15岁，颇得长兄垂爱。陈望道不仅把三弟带到上海读书，等到大学毕业后还让他做自己的助教。1937年，陈望道送三弟赴日留学，当年抗战爆发，陈望道立刻发急电，“赶快回国，什么东西都不要带，走一个人！”

接到电报后，我岳父立刻动身回国，没有片刻耽搁。有几个没来得及回国的同乡留学生，后来被日本政府抓走，受到严刑拷打。

我岳父回来后，陈望道思虑再三，说：“小弟，你不要出去了，就待在父母身边，在家乡从事教育吧！”1938年我岳父回到义乌，教过中小学，解放初担任大成中学主委，后来担任义乌师范学校副校长、义乌中学副校长。

1964年4月，陈望道（左）与小弟陈致道（右）在义乌中学合影

二十世纪50年代末，我岳父到上海治胃病，在大哥家住了几个月。大哥很忙，没时间陪小弟看病或者上街，但所有的费用都是大哥承担，甚至到哪家医院找哪个医生，大哥都事先安排好了。

回义乌前，大伯母蔡葵先生向我岳父转述了其大哥的寄语，后来我在岳父的工作笔记本上看到过——“小弟，你虽不是党员，但学校党支部研究或者组织上作出决定的事情，不管你在场或者不在场，都要听党的话，认真贯彻执行。”

从此，我岳父在义乌的教育事业上兢兢业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他的性格像他大哥一样，从不张扬，像外冷内热的“热水瓶”。

几十年以后我岳父才知道，大哥在柴房熬夜是做一件神圣大事——翻译《共产党宣言》

1920年2月，陈望道回到阔别5年的分水塘村。表面上是回家过年，实际上是为了翻译《共产党宣言》。

那年的春节是2月19日，给陈望道的父亲陈君元拜年的人很多。陈望道又是村里第一个留洋生，他的回来也引来很多亲友的探访。

我岳父陈致道那时15岁，他回忆，“大哥手拎一只箱子，穿着长衫，留着西洋头，脚穿碗口布鞋回家过年。全家人都很高兴，我缠着大哥，要他讲外面的故事。我还打开他的那只箱子，箱子很特别，一边装书籍，一边可以挂衣服，还有几个木制的衣架，让我大开眼界”。

青年陈望道

陈望道和两个弟弟打扫了闲置的柴房，腾出的空间刚好放两条长凳，上面搁一块门板。陈望道告诉家人：过年后他要在这里“用功”，谢绝外人打搅。

大约正月初四、初五，陈望道就独自躲进柴房。进去前，他和父亲陈君元说：“走亲访友的人请你帮我招待，我就不出面了。”

他又对二弟伸道说：“你武术功底很好，就在屋后竹园里习武，观察动静，有人来即帮我挡驾。”——义乌本就有习武的乡俗，陈家更是有家风：子孙要堪当大任，必须有强壮的体魄。所以从陈望道的爷爷开始，到他父亲，再到他们三兄弟，人人都会武功。他们练的南拳里的“小洪拳”，你如果去看陈望道的照片，他两脚微微并拢站立，腰板笔直如松，就知道这是个武术行家。

陈望道再吩咐三弟致道：“请你手拿笛子站在柴屋外的樟树底下。如果父亲挡不住，二弟挡不住，你就立刻吹笛子向我报信。”

陈望道刚回家时，久不见父亲的三个孩子，怯生生地缩在母亲张六妹身后不敢上前。陈望道拿出从上海带回来的糖果、饼干和小玩意，几天下来，几个小孩开始黏他了。

陈望道就对张六妹说：我现在要工作了，三个小孩希望你带出去玩，不要让我分心。

《宣言》的第一句话“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到底是用“幽灵”还是用“怪物”、“怪影”，他反复斟酌了三天三夜

《共产党宣言》本身深奥难懂，清末至民国初年以及“五四”运动前后曾经有多人翻译，但只是节译。对当时急需革命理论的中国来讲，只言片语是不“解渴”的，而翻译一部完整的中文全译本《宣言》需要译者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至少懂得英文和日文两门外语。

因此，陈望道耗费了比平时多五倍的功夫，烟一根接着一根抽，茶一次接着一次泡，光是《宣言》的第一句话“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到底是用“幽灵”还是用“怪物”、“怪影”，陈望道反复斟酌了三天三夜。

陈望道翻译的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

分水塘是山区，晚上北风呼啸，寒冷的气流从窗户缝隙吹进来，冻得人手脚麻木。陈望道就睡在柴房里，一块门板、两条凳子，白天是书桌，晚上当床铺。张六妹看丈夫这么辛苦，这么劳累，想必一定在做重要的事，一定是他喜欢的事。她白天给丈夫送开水，生“火熜”（江南农村取暖器具，竹篾编成，内盛火炭），晚上把灌满开水的“烫婆子”提前塞到丈夫被子里，给他暖被窝。

母亲张翠婠看见儿子这么认真，也时不时送些吃的进去。一次，她送去几个粽子，叫儿子蘸红糖吃。过于专注的陈望道错把墨汁当成了红糖，吃得满嘴是墨，还不断地回答母亲：“甜！甜！甜！”

以前讲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只讲到他母亲，实际上陈望道的父亲，他的两个弟弟，他的妻子等全家人都出了力。陈望道能在几十天里把一部伟大著作翻译成中文，和全家人的协助是分不开的。

当然，家里人并不清楚他在做什么，他们觉得陈望道有学问，从日本留学回来，在上海干大事，五年回来一次很不容易，正是出于对陈望道的爱，才那么无私地帮助他。

在我岳父记忆中，大约农历二月过半，大哥终于完成了闭门修炼，他推开房门，大口呼吸着外面新鲜的空气，“当年我没问大哥用的什么功，几十年以后我才知道，大哥在柴房熬夜是做一件神圣大事——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身上有鲁迅说的浙东人特有的“颇有点迂”的“硬气”

1920年4月底，陈望道拿着翻译完成的《共产党宣言》回到上海，并在邵力子的引荐下，拜见了陈独秀。两位姓陈的激进分子，第一次走到一起。

正当陈望道等积极参与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之时，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并牵连到陈望道身上。

陈独秀（左）和李汉俊（右）

当时陈望道的学生施存统在日本留学，对陈独秀所言信以为真，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谴责信回来，信里说“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你们就先在那儿争夺起书记来了”，这个“你们”指陈望道和李汉俊。

陈望道见到信后火冒千丈，他为中共一大的筹备付出了极大心血，还把稿费都贡献出来，结果连自己的老乡、学生都不理解。我们浙东人的脾气就是这样，牺牲一点吃亏一点没关系，但是在人格上受到侮辱，受到不明不白的冤屈，是不允许的。这可能就是鲁迅说的我们浙东人特有的“颇有点迂”的“硬气”。

陈望道坚持要求陈独秀对事实予以澄清，并向他公开道歉。但陈独秀不肯。陈望道一气之下，就表示今后不愿再接受陈独秀家长式的统治，提出脱离组织的请求，并因此而未去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1956年，陈望道重新回到党内

陈望道正式离开党的组织，是在1923年党的三大召开以后。沈雁冰（茅盾）回忆，当时陈望道对他说了这么一番话：“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

后来，施存统在明白了事情经过的原委以后，从日本给陈望道寄来了一封长信，向老师表示了至诚的歉意，然而这时陈望道已离开组织了。

陈望道的后半生，不写日记，不写自传，沉默寡言，这和1923年8月他退党以后，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包括党内人士对他不依不饶有关系。

陈望道说，“我已经做了一个知识分子该做的工作。只要我活着一天，就为党干事一天。”他虽然和陈独秀有意见，但是党创办上海大学、上海艺术学院，他都千方百计为党培养人才。嘴巴不讲，内心还是跟着党的。

晚年陈望道

1956年，陈望道向毛主席表明心迹，要求回到党内。毛主席说，我们随时欢迎你回来。经过中央组织部长邓小平批复，陈望道回来了，但考虑到陈望道当时是民盟中央的副主席，就没有公开他的中共党员身份。直到1973年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陈望道作为上海党代表参加大会，大家才知道他回到了党内。

陈望道的一生有过很多次打击。就家庭来说，他的第一次婚姻是包办婚姻，结局很不幸。

原配妻子张六妹的父亲是私塾先生，因为觉得陈望道孺子可教，就和陈君元商议结亲。张六妹是在陈家长大的，她和陈望道同岁，所以陈望道在回忆里说“我们从小就像兄妹”。

他们16岁完婚，先后生育了两男两女（小儿子没起名字就夭折）。但接受了现代文明的陈望道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的，他向张六妹提出协议离婚。

六妹搬回娘家后，没多久就因病亡故。过两年，他们年仅13岁的独子也走了。

平心而论，陈望道是支持妇女解放的。比如，他看到六妹小时候裹脚那么痛苦，后来他的两个女儿都没有裹脚，还接她们到上海读书；比如，分手时，家里给了六妹一点土地，陈望道每月寄去生活费给她。两个人感情是有的，离婚后仍以兄妹相称。

但残酷的现实还是造成了人道主义悲剧——六妹早逝、独子离世，这对陈望道打击特别大。1921年6月21日，他在给友人刘大白的信中写道，他的人生跌落到了低谷……

后来，一位才女的出现使陈望道对人生、对事业产生了根本的改变。

蔡葵（蔡慕晖）先生，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27年起在陈望道主持的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英文系任教。

蔡先生是东阳蔡宅村人。1930年9月，陈望道在东阳的岳父家，和蔡先生按照新式礼仪举办婚礼。他们一反结婚必须女到男方的习俗，因此轰动一时。在婚礼上，新郎新娘穿着时装，不跪不拜，只向长辈、介绍人等行鞠躬礼并互行鞠躬礼。婚礼后，他们还赠永宁小学（现东阳市厦程里小学）风琴一架以示留念，这架风琴至今犹存。

青年蔡葵

陈望道是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蔡先生也不是等闲之辈。1935年她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和教育学硕士学位，是东阳首位女硕士。回国后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从事抗日救亡和妇女解放运动，还当选过国民党的国大代表。虽然两人的信仰和政治主张不同，但一直相互尊重，共同提携。

1933年6月，陈望道与蔡葵合影

陈望道和蔡先生婚后没有生育。后来，二弟陈伸道将长子陈振新过继给大哥。蔡先生去世后，陈望道晚年身体不好，都是陈振新夫妻俩照顾的。

义乌的亲属和族亲里，有小孩上学、有人生病、碰到天灾人祸，都是蔡先生第一时间代陈望道寄钱来。陈望道的大妹陈华英没有子女，一生的生活费都是陈望道出的。亲戚家里，小孩从上初中开始，一直到上大学的费用，也都是陈望道出的。蔡先生在家里也是排行老大，弟弟妹妹读大学，培养的钱也都是陈望道出的。

晚年陈望道和蔡葵

望老（复旦同仁对陈望道的尊称）的工资不低，他是复旦校长、一级教授，拿的是顶级工资，400元一月，听说比毛主席当时的工资还高。那时猪肉六毛五一斤，鸡蛋五分钱一个，但400元的工资都用在一大家子上，要想有节余也是挺难的。

陈望道说我们家有两个勇敢的人，一个是我的女婿季鸿业，另一个是我的外孙女杨若瑜

陈望道是1977年10月29日走的，我岳父连夜在其小女儿（我的妻子）的陪同下赶到上海吊唁。

说起来让人伤心，当时陈望道的两个女儿都已过世。

大女儿陈秀莲，1966年下半年受到造反派迫害，在义乌柳村自尽。

小女儿陈次莲，刚解放就走了，才36岁。抗战时，她跟着丈夫打游击，东躲西藏，身体受到很大损伤，用义乌话讲“胆都怕没了”，造成她过早离世。

陈望道对两个女婿，是比较喜欢的。

陈秀莲的丈夫叫杨兴炎，一直在义乌教书。秀莲原来许配给别的人家，看到来分水塘走亲戚的杨兴炎后，双方起了好感。陈望道尊重女儿的选择，给了几点建议：希望你再了解一下对方是干什么的，家庭情况、为人处事，不要匆忙决定。如果你了解清楚了，决定了，父亲是支持你的。

陈望道与小弟陈致道(右一)、大女儿陈秀莲(左一)大女婿杨兴炎(左三)等家人合影

杨兴炎和陈秀莲有两儿四女，大女儿叫杨若瑜，小时候在上海外公身边长大。她的名字也是外公起的，瑜就是美玉，像美玉一样的女孩子。

1958年，杨若瑜中学毕业，响应党的号召，“青年们去建设祖国的大西北”，报名去了新疆。她的举动受到外公陈望道的支持。外公还表扬了她，说家里有两个勇敢的人，一个是我的女婿季鸿业，他打过游击，躲在山上老虎来了都不怕。一个是我的外孙女杨若瑜，小小年纪听党的话，敢于到新疆去支边。

1972年，陈望道和回上海探亲的外孙女杨若瑜（后排右三）一家，前排右一是杨若瑜在新疆出生的女儿一新。“一新”也是陈望道起的，意思是新疆的第一代，一新耳目

这个季鸿业，就是陈次莲的丈夫。他是义乌抗日武装第八大队的老革命。季的父亲和陈君元关系很好，分水塘的陈家后来成了八大队的联络点，季鸿业经常到陈家开会，和次莲就认识了。1949年兰溪解放，季鸿业是第一任县长。

季鸿业和陈次莲生有两男两女，学医的季清如是老大，80多岁，从嘉兴一家医院退休后，现在杭州养老。

陈望道做了25年复旦大学校长，他身边的同事说，望老从没有无缘无故发过火。但违反组织原则的事情他是不干的，像招工、到复旦去读书、分数不够开个后门，违规的事情他是不干的。不管是女儿女婿也好，外孙外孙女也好，兄弟姐妹也好，无一例外。生活上有困难，他会提供帮助。读书交不起学费，他会付。叫他违法乱纪打个电话写个条子，他不会。

陈望道讲了三点心愿，希望义乌人“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老百姓到县城不用走”

我退休前，一直从事党史研究工作。2008年，义乌建党史陈列馆，要找陈望道的资料，我讲了几个家里的故事，他们这才知道我是陈望道的侄女婿。后来，义乌党史办就要我重点搜集陈望道的资料。

1949年以后，陈望道回义乌次数不多，一共三次。第一次是1950年母亲过世。最后一次是1964年4月，待了三天，到义乌中学演讲，还和县领导商谈把分水塘故居捐献给国家的事。

义乌分水塘陈望道故居

尽管长期在上海工作，但他始终惦记着义乌和家乡人民，义乌简易师范就是他提议办起来的。1964年，他和义乌县领导讲了三点心愿，希望经过艰苦的努力，义乌人“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老百姓到县城不用走”。

那时候，分水塘到义乌县城有20多华里，一早出去到县城是中午，回来就快天黑了。因为一路要翻山越岭，陈望道小时候都是坐滑竿轿子抬出去的，他晚年回来次数少，这也是一个原因。他不愿意坐滑竿，不忍心剥削轿夫的劳动。

改革开放后，分水塘造好了公路，通了汽车。原来到县城走路两三个小时，现在开车只要15分钟。陈望道100年前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964年4月，陈望道（右二）与大女婿杨兴炎（左二）在义乌绣湖合影，这是陈望道最后一次回乡

对了，陈望道一辈子讲一口义乌官话。1954年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他作为代表发言。我把他的讲话模仿给你听，“我完全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刘少奇副主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这个宪法，我们认为有下列几个特点：……”

我有幸参与了义乌市“陈望道纪念馆”筹建中的资料征集和布展工作。等纪念馆落成后，你如果来义乌，就能听到当年陈望道带着义乌乡音的这个讲话了。

本文口述者陈祥有抄写的陈望道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本文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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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戴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