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东站地铁站大厅的贴心驿站，一个不到8平方的引导台，冯丽早早来到台前，挂上了志愿者绶带。一个女孩走过来，看了她一眼，本打算问些什么，却转身走向身穿制服的地铁引导员。“你好，去文泽路坐1号线，走这边。”冯丽追了上去……

对于女孩的转身，冯丽知道那是为什么——身下的轮椅，让她在女孩眼中显得弱势。而像冯丽这样的残疾人志愿者，在贴心驿站不止一个。

来杭州14年，冯丽有13年是没有回家过年的。春运，是她心头的一道坎，要想跨过去，得用尽全身力气。

冯丽是河南人，坐火车回趟老家得13个小时，若是一个来回，4千里。身下的轮椅让她出行艰难，尤其是春运期间，车站、列车上都挤满了人，她要穿过行李箱、涂料桶、蛇皮袋和人缝极为不易，更何况到站后还得找人把她抱下来。

命运似乎对冯丽格外苛刻，面对困难成了人生中如影随形的必修课。1岁半时，小儿麻痹症让冯丽从此再没站起来过，可她凭着自己的聪明，从小学自学到高中，2000年参加高考时，总分超过当地重点线28分。

然而，所有学校都拒绝录取她。

“学校觉得我体检不合格，没法完成学业。”冯丽说。

那个夏天，冯丽爸爸因刚做股骨头置换手术不能远行，便四处求人带冯妈远走省城，为女儿上大学的事奔波。冯丽记得那个晚上，屋檐下亮着灯，父女俩坐在堂屋门前，爸爸默默流泪，女儿无言以对。

后来经过多方努力争取，她进了一所专科学校。考了重点本科的分数，读着专科院校，冯丽没有气馁，通过自考拿到了本科文凭。可问题又来了，她找不到工作。家里人觉得，可能只有考上研究生，冯丽才有出路。

于是2005年，冯丽真的考上了研究生，在杭州，浙江中医药大学。

2008年，冯丽拿到了硕士学位，可出路呢？

“研究生毕业，根据先落户后就业的政策，我的户口迁到了杭州。那年，我很认真地找工作。”冯丽的简历很漂亮，只要投出去，都会有面试通知发来，可冯丽一看到面试官惊讶的表情，她就明白了——无论是当场拒绝还是让她回去等通知，结果是一样的，黄了。

“我终于明白了，很多东西都很难，不是我觉得能胜任就可以的。”后来，冯丽到某家科技公司做了话务员，钱少活多离家远，可她真的不敢辞职。

冯丽的丈夫邵哥就站在不远处，每次冯丽来做志愿服务，他都会起个大早，推着轮椅送妻子到岗。冯丽上岗时，邵哥无所事事，他会默默地陪着站一上午。

小时候在老家，村里人就告诉冯爸，“好好给她攒点钱吧，看在钱的份上，将来总有人会娶她的。”现在想来，冯丽为这话气得要从轮椅上跳起来。

邵哥比冯丽小5岁，大眼睛，高大帅气，他也是一名残疾人——因为出生时难产，脑神经受损，导致肢体残疾三级，无法提重物，语言也有一定障碍。可从外表看，邵哥和健全人基本无异，正因如此，父母起初反对他和冯丽的婚事，奈何架不住邵哥自己的坚持。

说起和邵哥的缘分，冯丽眉飞色舞，连气都不带喘的。

“2013年，我们一起参加了杭州肢残人协会青工委的活动，不认识；2014年，又一起参加活动，还是不认识。直到后来我和朋友吃饭，才知道他。2015年谈恋爱，2016年5月20日结婚。”冯丽说，“结婚快3年了，去年年底，我翻出一张2014年在苏州拍的照片，发现里面居然有他。”

说起这些，冯丽越发兴奋了，把照片翻了出来。“你看，是不是他？帅吧？我们两个人出去，人家老是问我是不是他妈，还叫他对妈妈好一点……”

女人秀起恩爱来可不好收的，我转头问邵哥，“你是做什么的？”

邵哥蹲在地上，笑得眼睛眯成了月牙。“发钱的。”他的口齿不是很清晰，我再细问，哦，是街道的助残员，给残疾人做资料审核、发放补贴的。

你忙着，我看着，这可能是这对夫妻的一种另类甜蜜吧。

“你好，到杭发厂要怎么坐车？”和冯丽的对话时常会被问路人打断，这次问路的是一个肩膀上扛着3个蛇皮袋的大姐。

“这边，2号线，大姐你慢点哦。”冯丽应对得有条不紊。

当春运志愿者，这或许是冯丽对自己心理弥补的一种方式，她没法成为春运大军中的一员，能为归乡者提供一些服务也是好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冯丽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2005年，是妈妈推着轮椅送她来到杭州，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她，陪了整整10年。直到冯丽工作落定，才回老家照顾生病的丈夫。

两年后，2017年冬天，妈妈因肾衰竭离世。那天，冯丽坐在公交车，面对与妈妈年龄相仿的陌生阿姨的安慰，忍不住放声大哭：“我没有妈妈了……”

其实从妈妈回老家后，冯丽身在远方始终心存恐慌，因为人到中年，父母总是以绵长的病痛提醒儿女，时刻做好失去的准备。她想，父母内心相比更加惶恐无助，“因为世上还有无数像我们一样无能的儿女，挣扎在祖国的天南海北，带着一辈子没办法愈合的创伤。”

冯丽的话虽有些酸楚，可她对生活依旧满怀感激，政策的普惠加上个人努力，她拥有了幸福的生活。她现在在一家单位做专职文员，这是干过做喜欢的工作。

2014年，她给现单位投简历时，特别注明了自己是坐轮椅的残疾人。没想到，单位回复她，“没关系，看到了，我们门口有缓坡，你可以上来”。

2016年，她和邵哥住上了江干区的公租房，再也不用住潮湿阴暗的农民房一楼，不用担心房东会不会赶她走。可惜妈妈没能来看一眼，不然她就可以彻底对女儿放心了。

冯丽说，身为残疾人，她没想要世界给自己特殊的迁就，希望自己能活得和别人一样，或者差距更小一点，接受别人帮助的同时，她也想为社会提供一些帮助。

在地铁站多待了2小时，冯丽该回家了。回家前，冯丽很开心，因为一个陌生人的一句话。有位老伯拖着行李来问龙翔桥该怎么去，冯丽给出指引后，老伯向她道了谢。没想到，老伯已经往站台走了，还不忘回头向冯丽喊一句：“谢谢啊，你们真好！”

“在这里一个上午收获的‘谢谢’，可能比我一辈子听到得都多！”冯丽说。

邵哥推着冯丽，小心地走进垂直升降梯，笑着向我们挥手。电梯门闭合，两个静默的背影由宽变窄……爱情至朴，收入、教育所有婚恋关系里所谓门当户对的计较，瞬间苍白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