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导读——
红楼是醒目的，它就是杭州的一个地标，它也常常出现在杭州的历史中，比如在钟毓龙《说杭州》“说古迹”一章中这样提及这处地方：“按自高宗南渡，文武百官均移家临安，多广置田宅，富户多聚居凤凰山一带，故凤凰山乃有客山之称。独武穆所居则甚狭隘。绍兴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省札，有‘奉旨，岳飞所居屋宇不足，今临安府不日应副添造……’等语，四个月后飞即被害。”
但现在的楼只有百年的历史，只是建筑在岳飞的旧居之上，有意思的是，明清时期，这里为臬台衙门所在地，即为省级检察和审判机构，而红楼的建造，也是作为此项功能之用。现在，它作为杭州城市建设陈列馆，也是恰如其分。
红楼的故事，正是在这些历史的烟云间变得丰厚，我们读红楼，更多的是去体悟历史。（李郁葱）
正文从这里开始——
孙 侃/文
延安路与庆春路交叉口之西北，确切地说，今庆春路258号，是一幢建筑外立面为红色清水墙的两层楼房，它就是俗称“红楼”的浙江省高等法院与杭县地方法院旧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于身处闹市，又在一座人行天桥上下扶梯的旁侧，人流可谓密集，但往来者大多对它视而不见，或只投去讶异的一瞥便不再理会。事实上，这幢房龄已逾百年的楼房是杭州唯一的旧政权司法机构遗存建筑，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倘若深究它的来龙去脉，你还会发现许多附加其上、不为人知的杭城司法秘辛。
从岳飞宅第嬗变为高等法院驻地
清末，光绪皇帝宣布预备立宪之后，现代司法制度引入中国，司法机关的建构上出现了重大变化，确立了司法与行政分立的独立司法机构。1906年，清政府在实行官制改革时，把刑部改为法部，掌理全国司法行政工作。把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最高审判工作，各地相继成立各级审判机构。1910年2月，清政府颁布《法院编制法》，明确审判衙门分为初级、地方、高等审判厅和大理院四级，实行四级三审制。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官民讼案向来较多。1909年，即清宣统元年，当时的浙江省政府即在杭择地建造高等审判厅和浙江高等检察厅用房。其时，旗营以北空地相对较多，适合营建，而把它建在现今红楼的这片土地上，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原本就是明清以来浙江省“提刑按察使司”所在地。
南宋时，这一带曾是岳飞宅第。岳飞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害后，宅第也被抄没。据载，绍兴十三年（1143年）岳飞宅第被改成国子监，置太学，又名府学，是当时杭城的最高学府。至元朝，太学被废除，这里又被改建为西湖书院，又名西湖精舍，后为尊经阁。尔后又在此设立江浙行省肃政廉访使，主要是掌管纠察该道的官吏善恶、政治得失和狱刑等事项。明清时期这里为臬台衙门所在地，即为省级检察和审判机构。
清光绪九年（1883年），陈宝箴升任浙江按察使，在任时间虽短，但对臬台衙门进行了修缮。上海《申报》1883年6月10日有一则题为《柏署重修》的报道；杭垣臬司署向来在钱塘门附近，相传为宋大理寺遗址。署中房屋高旷，古木阴森，其阴惨肃杀之气逼人毫发。在太平天国战乱中被焚后，同治三年（1864年）虽然重修，但因规模悉依旧制，所以衙中大堂及穿堂等处均碍风水，恐怕对长官不利。这一诡异之说无人相信，但接下来有几任臬台大人均在任中病故，有人便不免惴惴。陈宝箴到任后，即邀海宁彭某入署详视，对臬台衙门进行改造。岂料不久，陈宝箴因前在河南省任内刑狱被劾，任职仅数月就被免职归家，等到臬台衙门改造完毕，陈已无缘入驻。此为红楼前身之轶闻。
清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官制改革后，主管一省的刑名、诉讼事务的按察使司改称高等审判厅和高等检察厅，同时在府（州）、县级分别设立地方和初级审判厅、检察厅。起初，浙江省级的高等审判厅和高等检察厅合在一起办公，地点即设在原臬台衙门。
等到1910年红楼建造竣工，杭州地方审判厅及地方检察厅也入驻于此，这里便成高等和地方两级审判和检察厅的共同办公地，红楼之南的臬司前更名为法院路（1928年法学家阮性存病殁，为纪念他，法院路改名为性存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画上句号后，民国政府起初基本沿用清末的司法制度和机构设置。1915年，北洋政府修订《法院编制法》，规范了审判程序，审判机构实行四级三审制，即初级审判厅、地方审判厅、高等审判厅和大理院，所有案件最多为三审结案。其时，考虑法学人才不足、财政捉襟见肘的困难，县一级的初级审判厅被撤销，以县知事兼理司法，但杭县仍设地方审判厅，说明杭县一地的经济发达和案件之多。1927年以后，杭县地方审判厅改为杭县地方法院，仍与浙江省高等审判厅一起设于红楼。
1930年，浙江高等审判厅更名为浙江省高等法院。1937年12月，侵华日军侵占杭州，浙江省高等法院及杭县地方法院随政府迁移后方。1945年抗战胜利后，浙江省高等法院及杭县地方法院迁回杭州，办公地点仍在此地。1946年，杭县地方法院改为杭州地方法院，仍与省高等法院在红楼合署办公。
浙江省高等法院存续期间，内部机构设有民事科、刑事科、监狱科、文牍科、总务科、人事室、会计室、统计室和三个民事法庭、三个刑事法庭，大多设于红楼内。1948年7月，在此又设杭州高等特种刑事法庭，专门拘押审讯革命进步人士，至1949 年初被撤销。
杭城殊为罕见的西式司法建筑
或许是因为审判厅、检察厅等机构建制属于现代西方司法制度的一部分，办公用房设计和建造过程中，采用西式型制建筑似乎是顺理成章、毋庸置疑的。现存的南京、重庆等地及已被大量拆毁的清末及民国旧法院的建筑，大都采用了西洋款式。杭州的这一幢，其西洋风格同样鲜明。
杭州的近代建筑，尤其是西式型制建筑大多使用青砖，呈现出稳重、低调、内敛的格调，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较为谐调。但这幢建筑清一色地采用了红砖，连门窗的颜色也是红色的，特别鲜艳醒目。按当年留下来的完整的红楼资料照片，从正面望去，整幢楼可分成三部分，东部是四开间两层楼房，下为数根科林斯柱排列组合成的内廊，上有宽大阳台，瓶式栏杆；中部为五开间两层楼房，下为拱券落地门窗；西面是三开间两层楼房，下为券门，门楣上方有十分精美的拱券雕饰，上为花墙厅室。
红楼清水砖墙的砌法也很有特色，它的墙体、砖柱是横的实叠砌法，而门、窗套顶部却采用竖砌，整个立面也用红砖装饰，重视立面构图和装饰，体现出浓郁的西方中世纪古典主义建筑特色。同时，其建筑结构放弃了传统木构型式，采用砖木结构、两层披项、且由砖墙承重，显示出建筑技术的进步，具有典型的中国近代建筑特征。
这幢建筑虽然只有两层，但因结构科学，最大限度地提升层高，采用直接采光法，其内部空间宽敞，分区合理，功能齐全，体现出较强的实用性，十分适合于行政、法务办公之用，同时也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另外，红楼内的审判庭布局、摆设也均模仿西方审判庭格局和用具配置，如审判长的座椅特别高大，中等身材的人要坐上去，需蹬一脚方能入座。审判台上的法槌之类也是西方款式。
红楼究竟由谁设计，由谁施工，我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但清末至民国，杭州已有不少专司建房的现代建筑公司、房产开发商等，有的还是上海的驻杭分公司，有的还提供设计、建造“一条龙”服务，如安吉路35号“逸庐”（由许浩记营造厂承建）、涌金门外“放庐”（由杭州王杏生营造厂承建）、平海路61号“适庐”（由金记营造商承建）等，就是这些公司的产物。红砖的来源大多来自嘉兴和上海郊区一带。红楼的建造稍早些，但它的建造与这类公司应不无勾连。
民国三任院长均为业界翘楚
在此值得一说的，是浙江省高等法院的三任院长，即殷汝熊、郑文礼、孙鸿霖。可以通过他们的生平和工作经历，回溯当年在这幢红楼里发生的历史事件。
殷汝熊(1878—1955年)，号叔祥，字肃祥。为温州平阳金乡卫（今苍南县金乡镇）殷氏家族成员。据载，殷氏家族是于清嘉庆年间，从余姚县眉西灶陆家村迁居至金乡卫的，从清至今，殷氏家族人物众多，遍布政界、学界和商界，在当地向来有“五百年间出异才”之说。殷汝熊是殷氏家族迁居金乡卫后的第三代，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回国后即考取法政科举人。1927年11月至1929年10月任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
殷汝熊不仅是一位审判专家，还是一位学人，著有《政治学》等多部专著，不少专著为中国法学等领域的开先河之作。鉴于殷汝熊在法学上的深厚功底，浙江省政府进行县长选拔考试时，他是监试官之一，主要负责司法方面的考试内容。当年的县长必须经过一系列繁复而严格的考试方能上任，考试长达5天，总共考10个科目，上考天文地理，下考民情断案，一旦考糊就直接淘汰。1928年3月浙江省第一次县长考试时，监试官中有蔡元培、何应钦、朱家骅、陈其采、程振钧、庄崧甫、蒋伯诚、蒋梦麟、殷汝熊、马寅初等。
其后的郑文礼和孙鸿霖两任院长，同样是业内重量级人物。郑文礼（1892～1948年），又名国本，号烈荪。东阳县塘西新下郑人。民国八年（1919年）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历任广东大学政治系教授，浙江和江苏省高等法院院长。在他提任法院院长期间，特地荐引了百余名东阳籍人士充任地方法官、检察官，一时传为美谈。
孙鸿霖（1895-1962年），字云茀，山东东平人。1914年毕业于山东法政学堂（现山东大学前身），1921年以甲等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司法讲习所（民国最高司法学府），后相继在河北、河南、江苏、重庆、浙江等地的司法机构任职。1947年6月至1949年5月任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1958年3月被错判。1987年被重新宣判无罪，予以平反。
孙鸿霖所执掌审判的几桩大案中，“七君子”事件是其中之一。审判这桩案件时，孙鸿霖是首席检察官。据传，蒋介石为此在庐山召见孙鸿霖。正是由于包括孙鸿霖在内的司法界同仁共同顶住压力，才使得此案七被告悉数无罪开释。
1946年，在轰动全国的汪伪政府高层汉奸大审判中，孙鸿霖任审判长，对陈公博、褚民谊、周佛海、陈璧君等进行公开审判，最终陈公博、褚民谊获死刑；陈璧君、周佛海被判无期徒刑。
新中国初期，宣传新婚姻法的法治新局面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5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南下干部何斗为军代表，接管了省、市两级旧法院，并进驻此楼。在军管委的领导下，这里成立了杭州市人民法院。楼上是法院干部的集体宿舍，楼下则为审判庭和办公用房。1951年，市法院迁至环城西路。
1950年3月28日，省政府发出通令设置浙江省人民法院（1955年更名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与市法院合署办公。省人民法院首任院长为吴山民。吴山民（1902—1977年），字念萱，义乌人，就读于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科、北京政法大学政治经济研究科等校，毕业后在哈尔滨法院、江苏省政府等任职，抗战期间在家乡义乌担任县长。抗战胜利后，吴山民在山东老解放区工作，1948年9月任济南市特别法院院长。1949年随军南下，曾任上海市军管会副主任、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他是早期接受政法专业训练的新中国法院院长之一。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新婚姻法的宣传、教育以及按新婚姻法予以民事审判，也成为两级法院的重要工作之一。1951年，做了多年童养媳的东阳女孩李彩娟，深受封建婚姻迫害，长期被打骂，曾8次向政府、法院提出离婚，因得不到解决而服毒自杀，年仅22岁，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对此，吴山民院长专门撰写了一篇3000字的署名文章《逼死李彩娟的责任问题》，重点提到“夫权”这一封建宗法制度在婚姻家庭中的体现和危害，同时指出：“必须改变司法机关干部情况，桐庐法院名义上有四五名干部，而实际只有一名初学法律的青年具体工作。该院案件数量较少，但每月所收刑、民事讼案亦有百数十起。”可知当年基层司法人才之匮乏。
为了进一步加强婚姻法宣传动员，1951年10月12日到11月23日的6周时间里，省人民法院在浙江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婚姻问题讲座，每周五晚上播讲半小时，订婚、结婚、夫妻间的权利与义务、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等问题，每场至少有3万听众收听，吴山民成了第一宣讲人。11月28日，省人民法院还与省、市妇联，省、市广播电台联合举办《新婚姻法宣传广播晚会》，全省收听群众达20余万人。
“一片草绿满园花，溜达湖滨不思家。倦游归来问茶饭，烧茶煮饭有妈妈。”这是吴山民写于1950年4月13日的绝句《春天来了》，对新中国法治新局面的欣喜溢于言表，也描述了距湖滨并不太远的红楼，当时“一片草绿满园花”的景致。
留下大半幢红楼仍是幸事
1951年底，浙江省人民法院迁至西湖六公园附近，红楼旧址划归浙江医学院军区医院（后并入原浙江医学院和原浙江医科大学），被围墙圈入医院院区和校园内。1962年，因延龄路向北延伸，将南司弄、龙兴路（清名饷部前、祥符寺巷）等街巷拓宽，横接体育场路，并统一名称为延龄路（因今延安路与开元路交叉处的原延龄门而得名）。红楼的东侧为饷部前，仅数米宽，拓宽时不得不拆去了红楼东侧部分建筑。
被拆去的红楼东侧部分，约占红楼整体的五分之二。遗留下来的原为杭县地方法院法庭等办公用房，尚有二层砖结构歇山顶，包括西部三开间及中部残剩的三开间，建筑南立面东侧新辟一门廊，占地面积缩至457平方米，建筑面积仅为902平方米。部分建筑拆除后，医科大学重砌围墙，将其圈入校内，仍作为教学用房。如是应是幸事，至少有效避免了后来数十年间反反复复的沿街建筑物拆迁。
1999年，杭州市内四所省级高校合并，浙江医科大学成了浙江大学医学院。2005年7月，香港嘉里集团获得了浙江大学湖滨校区原址土地的使用权。幸运的是，在《文物保护法》的庇护和有关部门的努力下，遗留下来的红楼未被拆除，而是得以保留和修葺。拆去浙大湖滨校区的围墙后，似乎一夜之间，这里冒出了一座既古且洋的红楼，对不少瞽(音gu）于历史的市民无疑是一份莫大的惊喜。
2005年3月16日，浙江省高等法院及杭县地方法院旧址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浙江省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不久，这里被辟为杭州城市建设陈列馆，管理使用单位为杭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如今，馆内设有七个展厅，以图文、多媒体、实物等形式，展示红楼百年历史变迁，叙述自古至今杭州城市建设的发展历程。红楼的功能再次嬗变，杭州闹市区由此多了一个体悟历史的好去处。
编辑 李郁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