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导读——

西湖素园与李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无论是游客还是杭州人，都应该是陌生的，至少不是那么耳熟能详，但曾经，这里却发生过诸多的故事。就像风吹过，我们已经找不到风的痕迹，而风吹过时的涟漪依然在无形中震荡。

从探究一张老照片拍摄的年份开始，在看似平常的李庄，其实蕴藏着上个世纪初的一段风云际会，这点滴的故事，今天抽丝剥茧后去观察，依然惊心动魄。

好在湖山有幸，流传在时间中的，更多的是它们的美，比如大画家刘海粟对红籁山房的情有独钟，还有对西湖山水的心领神会。

这些让我们津津乐道的故事，正是西湖所赐予我们的礼物。（李郁葱）

正文从这里开始——

西湖素园与李庄

李潮阳 仲向平/文

在西湖三台山东麓、景行桥畔，有一处古称“法公埠”的地方，是西湖西山杨公堤的一个重要渡口。此地有一座漂亮的西式别墅叫“素园”。而距素园一箭之遥的“南屏晚钟”夕照山麓，还有一处秘密花园叫李庄（红籁山房）。这两处园墅的主人都是广东人李茂之。素园和李庄，承载着一段又一段的西湖佳话，却又鲜为人知。北山与南山，保俶对雷峰，美人和老衲，中间有个湖，湖边有几屋，屋里有群人，这些不就是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西湖故事。

孙中山在西湖三潭印月的留影

有一张照片，是当年孙中山与宋庆龄等人在西湖三潭印月九曲桥上的合影。照片从左至右依次为：李茂之、宋庆龄、孙中山、黄惠龙、黄大伟夫人、马湘、陈少白、黄大伟（如上图）。照片中的人物气质超群，神情怡然，举手投足，与西湖山水相得益彰。

当下一般史料中有孙中山四度亲临浙江（1912年11月、12月、1916年8月、9月）之说，而据新近研究成果，孙中山除了上述四次来浙江外，尚有1917年7月（到舟山、宁波）、1919年4月、1920年春夏等多次来浙江。对于孙中山一行这张广为流传的三潭印月九曲桥合影，大部分史料的解读都把时间定格为1916年8月16日，也有1919年4月说等几种不同的说法。

但有人根据研究汇集的信息说，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应该是在1920年的春夏之际。照片中左起第六人名叫马湘，是孙中山的贴身卫士，长期跟随孙中山。他曾经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有一次，先生偕同夫人、陈少白、李谋之（李茂之）和黄大伟夫妇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西湖游玩，我和黄惠龙跟随护卫。先生戴白色通草帽，穿白夏布长衫，携手杖，还戴上深色墨晶眼镜，以免惹人注意。到了杭州下车时，忽有警士三人时前时后跟着走。先生带同各人来到李谋之的别墅‘素园’，两个警察又跟踪而来。我问他们有什么事情，他们说：‘我们是来保护贵人的，我们已有一个警士返区署报告了。’我便入内对先生说：‘有两个警察从车站跟着我们来到这里，说是要来保护贵人的。’先生说：‘蠢仔，有什么贵人？’说毕，便跑到门前对警士说：‘警察职务是维持地方治安，我是一个平民，为何要跟来保护？快回去执行你们的任务吧！’正说话间，杭州警察厅长率同警士十人前来保护。先生吩咐他不要告知别人，并叫他们从速回去。先生在杭州游玩了三天，才回上海。”

马湘的这段回忆，叙述准确，信息珍贵，表明孙中山是住在李茂之的西湖别墅“素园”，而李茂之只有1920年春夏陪伴孙中山来过西湖。马湘这段回忆里孙中山一行下榻的“素园”，在《西湖文献集成》中有这样的记载：“法公埠，在水竹居后，粤人李茂之所营之西式别墅，号素园者，即在是地。旁有松鹤山庄，系盛杏蓀之妻庄氏所建。”

素园别墅是一幢两层多开间的西洋别墅，小院围合，自成天地。它的基址是明正德三年（1508）杭州郡守杨孟瑛用湖中挖出的淤泥堆筑而成。后广植柳竹，修堤架桥，终成长堤。杨堤与苏堤遥遥相对，相向而行。堤上从北向南依次有环璧、流金、卧龙、隐秀、景行、浚源6桥。李茂之的素园就选择在景行桥畔、法公埠口的交通要道，方便人员物资利用西湖“小划子”往来于城湖。

游山玩水的背后，是运筹帷幄

而这张合影中上左起第一人就是李茂之，也即马湘口中的“李谋之”。他此次作为孙中山曾经的秘书、素园和李庄的主人，当然要尽心尽力地接待好。所以，他提前把素园和李庄打扫得干干净净，备足食蔬物资等，期待孙中山宋庆龄夫妇等人入住，畅游西湖，小憩山林。孙中山一行此次西湖之游，“全程导游”更非“地主”李茂之莫属。所以，这张合影的左起第一人便是他，当仁不让地像是整个旅行团体的“领队”。

那么，日理万机的孙中山一行西湖三日游，真的仅仅是“纯游”团吗？答案是否定的。据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张学继研究员分析：孙中山此次西湖之行，名义上是来游山玩水。实际上是与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骨干、浙江省督军卢永祥洽谈合作，共同反对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等。当时，以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与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公开决裂，这就加速了段祺瑞皖系与孙中山一方联合的步伐，这才有了孙中山此次杭州之行，与卢永祥秘密商谈有关合作大局和相关条件。公余之暇，大家畅游湖山，为的是掩人耳目。

孙中山一行在西湖三潭印月九曲桥的这张合影，人像清晰，背景深厚，内涵丰富，流传广泛，弥足珍贵。因此有人说，百年以来，杭州一直是以中国后花园的姿态展现于世，也是政治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绝好地方，过去如此，后来也如此。正如孙中山在1916年8月游西湖三潭印月时赞叹的那样：“天之待浙何其厚也！”

三位广东“大佬”在西湖一条轴线上建造了湖山美墅

在杭州西湖博物馆，有张馆藏老照片，题为《李庄望西湖一览无遗》。图注写道：“红籁山房，在夕照山汪庄之侧，为粤人李姓别墅，俗称李庄。地不广而结构精，望西湖一览无遗。民初从高庄乘小舟往游，有少艾坐水阁中写账……”

《临安志》云：郡人雷氏筑庵居之，故名。雷峰上下，湖边山脚，遍布着雷峰塔、小蓬莱、真珠园、藕花居、读书林、白云庵、鹤渚、漪园、甘园、南轩、南山小筑和月下老人祠等古迹名胜。李庄（红籁山房）选址于此，立意高远，高邻栉比，高朋满座。

《西湖新志》卷八载：“红籁山房，在雷峰之颠，为粤人李茂之所建。面湖屋宇三楹，额曰‘四粘轩’。李自撰联云：‘钟声塔影，山色湖光’，可谓字字确切。”

以红籁山房为“硬核”，李庄是一组漂亮的建筑群，雷峰山颠是轩屋，山腰是别墅，山麓有亭台和花圃，湖边还有一座“协德堂”，（协德堂是李家的堂号）。各个建筑内，还收藏了大量的书籍和书画。李庄背山面水，环境优美；泉沼山石，位置得当；亭台楼阁，设计精巧；藏书收画，文脉悠远；不愧为民国湖上一处著名别业。

而关于此处山庄的雅号，也有一番说法。与李茂之同为广东老乡，南海康有为欣然为李茂之的李庄别墅题了一块匾额：《红籁山房》。康有为用他那著名的“康体”书法写道：“雷峰夕照之色，南屏晚钟之籁，茂之仁兄兼收于山房之中，因以红籁名之。”真是言简意赅，大家手笔。

康有为在西湖的邻居李茂之（丁家山康庄南麓法公埠，就是李茂之的另一处别业素园）绝非等闲之辈。他是广东新会人，又名李云煜。李家祖上是香港望族，仅1881年，李家在香港纳税超越所有洋商，纳税总额跃居全港第一，纳税额相当于当时全港其他华商的总和。

到了19世纪末，李茂之父亲李镜泉和伯父李玉衡分别成了香港数一数二的产业巨子和华人首富。

李茂之其兄李纪堂为支持孙中山革命，被称为“毁家纾难第一人”。李茂之青年时也竭力襄助其兄，积极参加革命工作。辛亥革命广东光复后，他任军政府枢密部参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临时政府解散时，李茂之南归广东协助地方当局整顿官钱局，稳定财政，并于1912年6月兼任广东图书馆首任馆长。

1913年，李茂之被选为参议院参议员。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他南下上海，办公司，创杂志，开书局。1916年恢复国会，复任参议院参议员。据《国父全集补编》载：民国六年（1917年）九月十八日，孙中山大元帅令下达，任命李茂之等IO人为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在此前后，李茂之长期担任国会参议院参议员，为社会各项建设事业贡献了聪明才智。

1918年，李茂之又一次南下，任两广盐运使。也是在此前后，他于杭州西湖陆续置地营造了几处别业，以图老来归隐诗意湖山，过闲云野鹤般的悠闲生活。后来，李茂之陆续担任过广东财政特派员、广东银行监事长等职。他在运作财经的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慈善家。

在今天的广州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陈列馆里，有一张李茂之的“玉照”，下面有这样的评价：“李君素性慈善，志慕实业，比年以来，对于国事尽力劻助。民国成，国会立，当选参议院议员，今兼两广盐运使。昨助本院巨款以充经费，特铸金以扬之。”

这家“本院”，就是百年老院广州博济医院。它的前身是由美国传教士建造的医院，是中国近代第一间西医院，也是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之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李茂之虽渐入老境，但孙中山的警句仍响在耳边，他依然以各种方法明里暗里支持革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此次孙中山来杭，便是他一手奔忙操办的。晚年，李茂之憩息西湖别业，常以书画自娱，琴樽待士，笠屐荡游，表面上萧然有逃世之意，心底里却仍有炽热的革命之心。这不，素园和李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俨然是西湖的又一处革命据点和文化沙龙。

巧的是，刘学恂、李茂之、康有为三位广东大佬，一在刘庄、二于雷峰、法公埠、三选康山，在一条轴线上建造了湖山美墅，他们不约而同都以西湖为归隐之山林，大约同感于刘学恂当年“故乡无此好湖山”的惊叹吧！

开风气之先，上海美专旅杭学生拉动杭州文旅产业

刘海粟与西湖结缘，大抵始于上海美专开创旅行写生初期。每年春秋两季，“上海美专旅行写生队”便在校长或主任的带领下赴杭州、苏州、无锡、镇江和南京等地的风景名胜实地考察写生。

1918年4月至5月，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带队的首次旅杭写生就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后来刘海粟在《西湖旅行写生记略》一文中说：“吾国美术尚在幼稚时代，野外写生，几为创见，故所至聚而观者，途为之塞。有多数学界中人，则均知为上海图画美术学校（上海美专前身）之野外写生云。赴杭之翌日，沪上各报，均记录此事。”

到了后来，上海美专的旅行写生规模日大，“去则几百人，居一月余，如临时学校然……频归必开展览会，以表白其所习者，观者动辄万人。”的确，开风气之先的上海美专旅杭写生，对杭州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城市、交通和商业的“拉动”作用功不可没。

而刘海粟本人，对西湖更是爱的深沉而又浓烈。他说“西湖最盛，为春为月。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这景致，曾吸引刘海粟屡屡提笔描绘“西湖之景”。20世纪20至30年代，他来西湖很多次，画遍了西湖的各种景色，是高产的“西湖画家”。

所以，蔡元培、李建勋两先生在《介绍画家刘海粟》中说：“当时人见了他的画，就很不满意，都说他的画是不规则的。他那时候就将他全副精神用在自己艺术上，他每年必定到西湖去三四次，所以他的作品，最多的是西湖风景。”蔡元培还称：“刘君的艺术是倾向于后期印象主义。”他也喜欢刘海粟这个“艺术叛徒”的作品，收藏了刘海粟1926年春于孤山作的中国画《放鹤亭》等佳作。

1922年，刘海粟在北京举办的一次个人画展中，展出的36件画作中，有16件描绘西湖的作品，分别是油画《红籁所感》《西湖苏堤》《回光》等和国画《西湖全景》《西湖苏堤》。同一时期，刘海粟各种画展的作品主题就是西湖。用今天的话来讲，刘海粟是“画说西湖第一人。”

刘海粟：“画说西湖第一人”

1921年秋季西湖写生，刘海粟来到了夕照山下的红籁山房，作了油画《红籁所感》《回光》二幅。回想起当时作画“所感”，他写下这样的文字：“《红籁所感》，1921年之秋，同上海美专西洋画科同学到西湖去旅行，有一天在雷峰塔下，红籁山房整个儿作了一天画，这幅就是最后的一张。那画血液般的流霞，反照着灿烂的湖水，蒙着宝叔塔，我脚下的协德堂，也着了鹅黄的彩色，这种神秘的象征，禁不住我情涛怒发。可惜我的笔锋哪里绘得出这般象征！《回光》，我在红籁山房，遥望城隍山的回光，西子湖的明波，山麓的小林，绯红的，蔚蓝的，碧绿的，这般飞舞的色调，使我全身的热血，忽忽的奔腾，我心像也轻轻地飞起了！呵！生命之火，到底燃着了！”

的确，“南屏晚钟”悠扬地敲响了画家的心声；“雷峰夕照”深刻地映染了西湖的底色；而“红籁山房”和“协德堂”，则是刘海粟作画时“情涛怒发”的最佳载体。画家笔下的红籁山房建筑群，高高下下，错落有致。远眺苏白二堤如锦带银涤，近观波光西湖似水平之镜。画面上，别墅与西湖对岸宝石山的保俶塔遥相呼应，在雷峰夕照的映衬下，主题突出，色彩艳丽，手法娴熟，层次分明，红籁山房建筑占据了画幅的很大部分，突显了它在湖山之间的位置，提升了红籁山房作为西湖美墅的艺术价值。

这次西湖写生，刘海粟与康有为结成了忘年之交，而且被憩息丁家山康庄的康有为收为弟子，从学书法。此后，他便时常寄宿于西湖十八景“蕉石鸣琴”之上的康庄一天园，登台四顾，水天一色，三面云山一面城倾湖倾城。1922年7月，刘海粟在康庄作油画《康庄休暑》、《松社之花》；第二年春天，他又率上海美专学生旅杭写生，“每日独登一天山，聆湖山烟云之变；每至夕阳西下，更依恋不忍去。”此情此景，使得刘海粟创作激情勃发，连续作油画《春》《春暮》，国画《叠嶂》《层峦》等。结结实实地过了一把西湖创作瘾。

到了1938年，广东画家李研山，又作了彩绘《红籁山房图》：“红籁山房图，戊寅春为素园主人作，研山写。”此画与刘海粟的《红籁所感》有异曲同工之妙，看来红籁山房真是西湖一个美丽的“艺术望点”。（季晓蕙女士对本文亦有贡献，深表谢忱！）

编辑 李郁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