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西湖边,有一位98岁老人与英国博主全程用英语无障碍交流,视频一度引发热议。
众多网友纷纷点赞:“这才是真正的活到老学到老。”也有人好奇:“在信息时代、翻译软件触手可及的今天,我们还需要学英语吗?”这位叫周盘麟的老人,今年98岁,英语陪伴了他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或许能给出答案。
民国时期
赶末场电影、啃英文杂志,从小学英语
我叫周盘麟,出生于1928年,从小在上海租界长大,那时候的上海,街道上常常能看到中英文并列的路牌,商店的招牌、报纸杂志、电影院海报,也常常印着英文。很多外国人来来往往,人们常说上海是“十里洋场”。
小学三年级时,我们有了英语课,刚开始只是学习简单的单词和对话,慢慢地,英语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我考入南洋模范中学后,很多课程都是英语教学,化学、物理、几何、代数,老师拿着英文教材,一边讲解,一边在黑板上写公式,起初听起来有些吃力,但时间久了,我们也逐渐习惯了。
在当时的上海,英语好是一件很“吃香”的事情。英语说得流利,找工作往往更有优势。当时,没有网络,没有手机软件,一本词典、一支笔、几本书,就是全部的学习工具。大家除了课堂学习之外,还会想各种办法接触英文。
那时候,上海的电影院引进了好莱坞电影,很多同学一到周末或者晚上,就会去电影院。第二天到了学校,大家便会围在一起讨论电影情节,谁看了什么新片子,谁又看懂了哪段台词。有时候还有人夸口说:“上个星期我刚看了一部大片!”大家听了都很羡慕。
后来才知道,有些同学为了看电影可真是下了一番功夫。当时课业重,下午放学以后,他们先匆匆回家吃晚饭,饭一吃完就赶紧做作业。等作业做完,再一路小跑去电影院,要赶上最后一场电影——晚上九点开场,十点半结束放映。等电影结束回到家,已经很晚了,什么也顾不上,鞋子一脱,往床上一倒就睡着了。第二天照常起来去上学。
除了看电影,我也会看一些外文书籍和杂志,比如《Popular Science》(《大众科学》)和《Popular Mechanics》(《大众机械》)。杂志里介绍了各种新发明、新技术,从飞机、无线电,到各种机械装置,每一期都像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让我看到科学世界的广阔。
我渐渐意识到,当时世界上许多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大多来自欧美国家,而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学生来说,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将来才能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国家。
周末或者空闲的时候,我会去上海青年会练习英语。青年会里有不少外国人,也有许多和我一样想提高英语的学生。大家在一起聊天、讨论,有时候谈电影,有时候谈书籍,也谈各自的学习和生活。
上世纪40年代,我考上了浙江大学化学系,又遇见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他们有的上了战场,有的出国深造,也有的像我一样留在国内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
英语是另一条战线上的武器
1952年,我从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各个领域都急需人才,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从事光学玻璃与光学材料研究。
当时正在抗美援朝,我们单位是后方的技术支持。在夜间,志愿军战士出去侦察,经常被敌人的狙击枪击中牺牲,大家都在想,漆黑一片的夜里,敌人是怎么“看见”的?
后来,前线抓到了一个美军俘虏,他用英语说“infrared(红外线)!”
我们才得知,通过红外线装置,敌人可以在黑暗中瞄准射击。于是,我们迅速投入相关研究,研制出了可用于枪支瞄准镜和望远镜的红外线装置,提升了志愿军的战斗力。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更加体会到英语的重要性。由于志愿军面对的主要是美军,前线急需懂英语的人才。我有几位英语不错的同学,被紧急抽调奔赴朝鲜。他们不拿枪上阵,却同样在另一条“战线”上发挥着关键作用。
他们的第一项工作,是开展对敌宣传。用英语翻译《俘虏政策》等材料,向美军传递信息:放下武器可以得到优待。
他们还会走到阵地前沿,拿着高音喇叭,用英语一遍遍地喊话:“You are surrounded.(你们已经被包围了。)”“Lay down your arms, and we will treat prisoners of war with kindness.(放下武器,我们优待俘虏。)”有时候,他们还会教战士们几句最简单、最实用的英语,让普通士兵也能参与到喊话中去。
除此之外,他们还负责审讯和教育战俘。抓到的美军士兵,需要有人能直接与他们交流,了解情况、讲清政策,以此来瓦解美军的斗志。
后来我们再回想那段经历,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在那个年代,英语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种可以直接服务国家需要的本领。
改革开放时期
第一次走出国门
1973年,我被调回杭州,在杭州钢铁厂从事技术工作。日子逐渐安定下来,但时代的脚步并没有停下。
1980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逐渐打开国门,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开始提上日程,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我被调入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参与国家的对外工程承包项目。不久之后,我被外派到孟加拉国、科威特等地,负责工程中的翻译与协调,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也是第一次真正体会到,英语不仅是“会一点”,而是“离不开”。
在科威特的时候,我们队伍的任务是为当地建设住宅区和道路——简单说,就是给他们修“小洋房”、修公路。一支两百多人的队伍,从施工到后勤,从医疗到生活保障,全得自己管,同时也不能关起门来过日子,天天得跟当地人打交道。我呢,就是那个两头传话的人,哪里需要翻译,我就往哪里跑。
每天我要和当地的工程监督员打交道:哪里已经完成、是否符合标准、下一步能不能继续……这些问题如果表达不准确,轻则返工,重则影响整个工程进度。
那时候的条件并不算优越,中东的气候炎热,夏天的气温很高,白天在工地上工作非常辛苦。但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一次重要尝试,我们不仅是在盖房子、修公路,更是在代表中国的形象。
90年代
翻译过联合国小水电教材等等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杭州的变化肉眼可见。
街道在拓宽,工地在增多,商场里出现了更多“合资”“外贸”的字样,报纸上频繁提到“外商投资”“技术引进”“国际合作”。那是一个连空气里都带着新词汇的年代,企业开始走出去,国外公司开始走进来。对英语的需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迅速放大的。
1991年,马云在青年路创办了“海博翻译社”。那是杭州较早的一家民间翻译机构。在今天看来也许普通,但在当时,这样的民间机构其实是一个信号:社会对英语的需求,已经从“少数人的技能”,变成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能力。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退休在家的我重新忙碌起来。因为过去做过科研、教学,也参与过对外工程项目,英语一直没有丢,一些单位就找到我,请我帮忙做翻译。就这样,我开始接一些中英互译的工作,慢慢又进入了一种“半工作”的状态。
那几年,我接触到的翻译内容五花八门:发电设备、水泥生产线、玻璃制造、印染工艺、机械安装说明……可以说,哪一个行业和国外有接触,哪一个行业就离不开英语。
慢慢地,我也参与了一些更重要的文件翻译,比如杭州地铁早期的一些合同招标文件,还有联合国小水电项目的教材。我年轻的时候,这样的机会很少。到了花甲之年,学英语一下子变成了“工具”,甚至是“机会”。
联合国小水电翻译笔记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这种变化就更加明显了。互联网时代,学英语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过去依赖课堂和教材,现在可以通过在线课程、社交媒体以及跨国项目,直接与世界对话。
学英语的意义,也早就不局限于考试分数。它可以让你直接接触最新的信息,理解不同的文化,甚至改变一个人的职业路径。有的人因为英语好进入外企,有的人通过英语接触前沿技术,也有人承担起了沟通中外的角色。
AI时代
机器传不过去语气和交流时的反应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快。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成功举办奥运会,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工作、学习、旅游,城市里随处可见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交流场景。
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声音。
随着翻译软件、人工智能的发展,语言似乎不再是“门槛”。如今用手机里的翻译工具,甚至借助像“豆包”这样的AI应用,就可以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即时交流。有人开始提出疑问:既然机器都能翻译了,我们还有没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学英语?
这样的疑问,其实不无道理。
七八年前,一位朋友建议我去参加西湖英语角。那时候我已经是九十岁的人了,但一听说可以和外国人交流,我还是很有兴趣。于是,我也加入了这个活动。只要天气晴好,我就会到西湖边的三公园去坐一坐,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留学生聊聊天。我常常主动和他们打招呼,问一问他们:“Where are you from? What's your impression of Hangzhou?(你来自哪里?你对杭州印象如何?)”
2016年与国外旅游团合影
我会向他们介绍杭州,讲西湖的历史,讲龙井茶、东坡肉、西湖醋鱼,也会聊中国的风土人情。他们也会讲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经历。
当然,也有不那么顺利的时候。有一次,我遇到一位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游客。他不会讲英语,我也不会讲阿拉伯语。于是我们只好借助翻译软件来交流。我讲英语,他讲阿拉伯语,靠着一部手机来回传话。
2026年与阿拉伯人聊天
聊了大概十来分钟,我们弄明白了彼此的年纪、家里有几个孩子、来这个城市几天了。可要说真聊出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聊透。机器能把意思传过去,却传不过去说话的语气、表情,还有交流时那种自然的反应。
所以,如果有人问我,在今天这个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的时代,还要不要学英语,我的回答是:要学,但要明白为什么学。
2016年在杭州外国语学校与小朋友们英语交流
英语在我的人生中有不同的意义。年轻时,它帮助我获取知识储备;中年时,它让我有机会参与国际工程、走向世界;退休之后,它又让我能够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面对面交流,讲述中国、了解世界。
而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英语的意义或许不再只是“翻译一段文字”,而是多了一层更深的价值——它让你可以不依赖中介,直接接触世界。
对我来说,学英语这件事,从来不只是为了“用得上”,更是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方式。它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也让我有机会,把中国讲给世界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