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皮书》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杭州全市法院共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39315件，审结34780件，案件总量呈现“前期平稳上升、后期大幅攀升”态势：2021—2023年一审新收案件年均增幅10.78%，2024年同比激增63.79%达7644件，2025年进一步升至12359件，同比增长61.68%。从数据上看，近两年新收案件量已超过前三年总量的59.8%，劳动争议进入高发阶段。

从地域分布看，萧山、上城、滨江等经济活跃、产业密集区域案件量居前，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企业密度、人口规模呈正相关。

在案件结构方面，传统劳动报酬、工伤待遇等纠纷复杂度持续提升，同时出现大量新型争议。如涉高新技术企业案件占比从2021年不足25%升至2025年的50%以上，竞业限制、股权激励、商业秘密保护等成为审理难点。此外，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认定、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群体性欠薪纠纷等问题也日益突出。

在此次发布会上，针对AI技术应用带来的用工新问题，杭州中院特别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

如萧山法院审理的孙某与某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加班费纠纷案，便为网友们热议的“实质加班”正了名。孙某在某公司担任算法工程师期间，领导多次在微信工作群强调“正常全勤时间为9:30到22:30”，并发布“加班情况公示”，表示提供后勤保障。离职后，孙某索要加班费，公司辩称设有加班审批制度，未经审批不视为加班。协商不下，孙某将公司告上了法庭。根据微信聊天记录、例会纪要等证据，法院认定公司实际安排了延长工作时间的工作，判决公司支付相应加班费。
对此，该案的承办法官解释说，判断是否应当支付加班费，关键在于劳动者是否在用人单位的安排下实际提供了加班劳动，用人单位不得仅以内部审批流程为由拒绝支付。

在余杭法院审理的某网讯科技公司与周某劳动争议一案，则划定了技术变革中企业用工自主权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边界。周某从事AI大模型问答质检工作，月薪25000元，后公司以项目受AI技术冲击为由协商调岗，将薪资降至15000元。双方协商未成后，公司直接通知周某解除了劳动合同。法院认为，企业主动引入AI技术是为适应市场竞争而实施的技术革新，并不必然等同于导致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公司提供的降薪方案不构成合理协商方案，判决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并支付赔偿金。

承办法官认为，AI技术的发展可以用于提升企业效率、解放劳动、增进员工福祉，企业可以顺势转型，但同时应兼顾劳动者合法权益，不能以技术变革之名行单方降薪解约之实。

虽然，总体上看，过去五年杭州法院受理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持续增长，但这类案件的调撤率也始终保持较高水平。据统计，2025年，有45.13%案件以达成调解、撤回起诉及按撤回起诉处理方式结案。

这背后，杭州中院一方面在优化专业化审判团队上下功夫，统一类案裁判尺度，深化繁简分流，快速定分止争，另一方面，健全社会协同共治网络，通过设立劳动争议特设“共享法庭”，深化裁审衔接机制等，凝聚多元解纷最大合力。

此次发布会上，杭州中院还与市总工会签署了《关于建立“法院+工会”劳动争议专业化调解工作协作机制的意见》，今后将进一步降低当事人维权成本、提升案件解纷效率。

“未来，杭州法院会持续完善劳动人事争议专业化审判机制和裁审衔接机制，妥善化解涉高新技术企业、新业态、超龄劳动者等重点领域、重点群体的劳动争议纠纷，建立健全多元解纷协同共治体系。”杭州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余晟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