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听母亲讲起这一天。

1949年10月1日，北京，晴。

父亲一大早就出门了，穿得整整齐齐。出门时，他只是交代了一句：“今朝外头闹热，你们待在屋里。”

下午3点钟，外头响声震天。

我母亲说，那一刻她魂都吓掉了。她是个农村妇女，和父亲一样，老家都在诸暨。她听到外头的声响一阵接一阵，越来越密。母亲拉着我大哥二哥，钻到屋里的桌子底下，把两个孩子的头按在自己怀里，耳朵贴着桌面，听那隆隆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我当时想，完了，又打仗了。你爹刚把我们接来北京，还没过几天安耽日子，炮又响了。”母亲后来每回说起这件事，都要拍着大腿笑，笑完了又抹眼泪。

“直到你爸回来，看见我们仨在桌子底下，愣住了，问，‘你们做啥？钻桌底下做啥？’”

母亲慌忙问他，“你没听见炮响吗？”

父亲听了哈哈大笑。他把我大哥二哥从桌子底下拉出来，拍拍他们，笑着说：“勿是打仗，是放礼炮！今朝是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娄小燕和父亲

我出生于1955年。小时候，我一直羡慕别人家的爸爸，会给孩子讲打仗的故事。我的爸爸每天早出晚归，回到家就是看书、画画，有人来找他谈工作，他也是三言两语说完。直到60多年后看到《人民日报》的报道，我专门去查了资料，才了解到，1949年，父亲很忙。

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香山召开。会上大家提出来，应该制定团旗、团徽、团歌。

就是那段时间，父亲找到了北平艺专的周令钊。他们俩之前就相识，在一块儿工作过，一起布置过团一大会场，父亲比周令钊大几岁，两人都喜欢美术，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

父亲跟周令钊提议，“我们一起设计一个吧。”后来的事情大家都晓得了。团中央从一百多件应征稿里筛选出几件，报给党中央审定。  

《中国共青团团旗的由来》（团中央官网 2017-04-26）中写道：“4月28日，毛泽东在看报送的团旗式样时，在周令钊设计的图案上批示：‘同意此式。’ 刘少奇在这个图案上批示：‘这个好。’周恩来也在这个图案上批示：‘同意这个。’并具体指示：‘须将金黄色圆圈及五角星移下一点，置于红旗四分之一的中间。’”

1950年5月3日，《人民日报》头版发文《青年团团旗图样及制法》，团旗正式诞生了。

父亲曾留下一篇《我的人生经历》。我是在整理父亲遗物时读到的，纸发黄了，但上面的字一笔一画，清清楚楚。

他是这么写自己的：“娄霜，原名楼竹鸣，浙江省诸暨牌头镇长潭街人。生于1910年10月，现年五十九岁（虚岁），属狗。家庭成分贫农。本人出身小学教员。”

父亲八岁上私塾，十四岁回家种田，十五岁到染坊当学徒，十八岁当店员，二十二岁当小学教员。他这辈子最早的职业，是教乡下孩子认字。文章里写得最详细的一段，是他1938年去延安的经过：

“我们从八月中动身，十月中抵延安。路上走了约两个月，我们每人路费都很少，我只有十二块钱。我们经江西、湖南长沙到武汉。这一路是扒不买票的煤车或货车。什么时候有人赶就得下车，一会儿又爬上车。在路上我因烫伤脚不能走了，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治伤……”

读到这里，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上来。

十二块钱。从浙江诸暨走到陕西延安，几千里路，父亲口袋里只有十二块钱。

他是怎么走下来的呢？扒煤车，扒货车，被人赶下来，等车开了又爬上去。脚烫伤了，在武汉治了二十多天，伤没好利索就又上路。同行的人有的摔伤了，有的得了重病，走走停停，可还是要去延安。

到了西安，住在中山公园的亭子里，等同伴治病。最后一段路，从西安到延安，他和另一个同伴步行，走了十几天。

终于到了延安，父亲给自己改名为娄霜。

父亲写这段经历的时候，语气平静，没有一句“那时候真苦啊”。

父亲从来没有和我们讲过这一段经历。那个年代，四面八方的年轻人向着延安前进，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大概觉得，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想法去的，路上的苦，吃完了就算了，不值得拿出来说道。

在延安，父亲走上了美术宣传这条路。他先后在晋察冀边区抗日军政大学和联大文艺部美术组学习。1940年，他随鲁艺木刻工作团开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去了河北阜平、平山一带，投身敌后抗战文艺工作。

那段日子，他和阜平、平山的老乡们同吃同住，学民间年画的阳刻线条，学剪纸的构图，把延安木刻的革命内容和河北民间艺术的乡土韵味揉在一起，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就在河北平山，父亲遇见了“戎冠秀”，她是平山县下盘松村的一个农村妇女。1944年，她因为长期救护八路军伤员、拥军支前， 被晋察冀边区授予“子弟兵的母亲”这一光荣称号。她的事迹传遍了整个根据地，也深深打动了父亲。

1945年底到1946年初，父亲受组织委托，为诗人田间的长篇叙事诗《戎冠秀》创作木刻连环画插图。

为了画好这套连环画，父亲多次去下盘松村，找戎冠秀本人聊，找乡亲们聊。他记下了她的苦难童年、翻身经历、救护伤员的细节，画了大量速写。回来以后，就在油灯底下，用自己磨的刻刀在梨木板上刻。那时候的夜晚，都用油灯照明，光黄黄的，晃眼睛，父亲就那么凑着灯，一刀一刀地刻。梨木板硬，一刀下去只能刻出浅浅一道线，一幅画要刻好几天。

1946年1月，《戎冠秀》木刻连环画先在冀晋日报社发表了，又在《新群众》杂志连载了五期，边区群众喜欢得不得了。后由东北画报社等多家出版社陆续再版，影响力遍及东北、华北解放区。

父亲刻了那么多画，我小时候家里却一张都没挂过。想到这，真让人遗憾。

1948年冬，父亲被调到中央青委（团中央前身），在《中国青年》杂志当美术编辑。

就在这时候，父亲刻了一幅叫《欢庆胜利年》的套色版画。

这幅画不大，只有小32开，刊登在1949年2月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三期封底上。画里，两个小朋友正给一名解放军战士戴大红花，战士笑着弯下腰，孩子们仰着脸，背景是红灯笼和鞭炮。颜色不多，但红艳艳的，喜庆得不得了。

这期杂志是向读者祝贺春节的，父亲把宣传画、年画和新闻美术揉在一起。我后来在资料上看到过这幅画，还是能感受到一股子热气腾腾的年味儿，感受到一种迎接新中国诞生的喜悦，那种喜悦，不是喊出来的，是一刀一刀刻出来的。

《中国青年》在平山一共出了三期，每期发行上万份，父亲的插图成了刊物的一大亮点，深受读者欢迎。同期发表的作品中，还有父亲创作的抗日题材连环画《虎龙英烈传》。这部作品聚焦敌后抗日斗争，1950年1月再度于《中国青年》连载，广受好评，著名美学大家王朝闻还专门撰文予以高度评价。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欢庆胜利年》发表没有多久，1949年初春，父亲跟着党中央进了北京，在团中央工作。周令钊老先生在文章里，写父亲讲“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凝聚在党组织周围的先进青年集体”，这份清晰的认知，足以印证父亲扎根团中央宣传工作的赤诚。

父亲到北京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回诸暨接我母亲。

这件事，母亲念叨了一辈子。

1938年，父亲离家去延安的时候，我大哥刚会走路，二哥还在吃奶。母亲一个人，带着两个娃娃，在诸暨乡下过日子。种田，养猪，养鸡，缝缝补补，把孩子一天天拉扯大。村里人闲话多，有人说楼竹鸣死在外头了，有人说他在城里娶了老婆，不要她了。母亲不响，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管父亲回不回来，都要把两个小的养大，对得起楼家。

父亲长得精神，有文化。有人劝他在北京重新找一个。父亲没接话。他只是跟组织请了假，收拾了几件衣服，一个人回了诸暨。

父亲回来那天，母亲正在灶头烧火。十一年没见了，父亲站在门口，叫了一声母亲的名字。母亲抬起头，愣了半天。父亲走过去，把母亲从灶头拉起来，说：“我来接你了，跟我去北京。”

没有多余的话。

其实，长大以后，我觉得自己性格像父亲更多，所有的感情都藏在骨头里，嘴上一句也吐不出来。

初到北京，母亲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什么都新鲜，看见电灯亮了她都觉得稀奇。她听不懂北京话，出门买菜，只能用手比划。

父亲每天出门上班，母亲就在家带孩子做饭。她把家里收拾得清清爽爽，把饭菜烧得有滋有味，把孩子带得白白胖胖。院子里住着团中央的领导，有时候碰上了，母亲就站定了，大大方方地点个头。她觉得自己一个乡下女人，跟大干部搭不上话，索性就不凑那个热闹，点个头是礼数，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父亲从来没因为母亲没文化嫌弃过她，母亲也从没因为自己没文化在父亲面前矮三分。

每天晚上父亲回来，都会问母亲今天吃了什么，孩子乖不乖。母亲絮絮叨叨说些鸡毛蒜皮的事，他就听着，偶尔点点头，嗯一声。两个人的话都不多，但那种默契，像诸暨老家的米酒，温和、熨帖。

父亲这个人，用我们诸暨话讲，是个“木柁”。“木柁”就是木头疙瘩，实心眼，不会来事，不晓得变通。这个“木柁”性格，在我中学毕业那年，算是让我彻底领教了一回。

那时候我因病留城，分配工作的事一直没着落。我在家里待了好长一段时间，天天盼着有消息。母亲更急。想来想去，她觉得只能让父亲想办法。

一天，父亲终于决定去找他的一个老朋友。那个老朋友在某局里当领导，手底下正管着招人的事。父亲跟人家是几十年的老交情了。

聊了好一阵子，父亲看看天色不早了，起身告辞，两下里客客气气道了别。母亲跟在父亲身后，见他抬脚就要迈出门槛，实在忍不住，悄悄伸出手指头，在父亲后腰上狠狠戳了一下，压低了声音说：“你是来干什么的？”

父亲这才猛地一愣，站在门口怔了怔，终于又硬着头皮转过身去，红着脸问道：“听说你们局在招人？”

老朋友说：“是呀，想招一批小伙子。”

父亲点点头，说：“好，好。”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后来听母亲说起这件事，有点心酸。父亲不是不疼我。他只是做不出那种事。他这辈子，求过人吗？

大概是没有的。从诸暨去延安，十二块钱的路费，扒煤车，睡车站，脚烫伤了咬牙走，他没求过人。到了延安，分配工作，让干啥干啥，他没求过人。进北京以后，当美术编辑，当主任，住什么房子，拿多少工资，他也没求过人。

你让他去求人，他连嘴都张不开。

1961年冬天，父亲调到山西艺术学院担任美术系主任。父亲到任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搭架子。他定下了五个专业：中国画、油画、版画、工艺美术、雕塑。这五个专业，跟当时全国顶尖的美术学院对标。这个专业架构，后来一直延续下来，成了山西高等美术教育的起点。

1962年，山西艺术学院合并到山西大学，父亲继续担任艺术系美术教研组主任，主持教学和学科建设。他在山西大学一直干到退休，把后半辈子都交给了山西的美术教育。我读到版画家吴劳回忆父亲的文章：“‘恩师’娄霜给予我的是美术的启蒙，从素描到石膏像，从HB到4B铅笔开始的。”

1970年前后，父亲曾短暂回诸暨老家休养过一段时间。在老家那阵子，他每天走五六里路，去山上给干农活的兄弟送饭。闲暇时间，他就捡起老本行，在墙上画画。村里人隔老远看见他站在梯子上，都招呼着：“竹鸣回来啦，又在画了。”他回头笑笑，也不多话，接着画。  

《边区小景》（局部）

1985年7月，父亲因病离世，起初安葬在山西太原双塔革命烈士陵园。

下葬那天，在山西工作的同事，诸暨的亲戚，我们不认识的老战友，纷纷赶来送他。

不识字的母亲，没哭，只是摸着墓碑上面的“娄霜”两个字，用诸暨话讲，“你这个人啊，一辈子勿响勿响的。”

“勿响”，就是不声不响的意思。但父亲的“勿响”，不是没话说的“勿响”，是做完了大事，把嘴一闭，退出聚光灯外的那种“勿响”。

就像父亲与团旗的缘分，一个字都没跟家里人说。要不是周令钊先生百岁时写文章提起来，很多事可能就永远埋在地底下了。父亲大概觉得，那些都是该做的事，做好就完了，没什么好说的。

2003年，母亲也走了，按照父母生前的遗愿，我们带他们回了故乡。

山上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清明回乡扫墓，风过竹林，哗啦哗啦的，我想，父母也许已经重逢，父亲仍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看他的书，画他的画。

勿响勿响咯。

（注：文内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