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天至尊》

马家辉/新星出版社/2026年5月

1956年，叶问在香港九龙庙街开了他的咏春拳馆，彼时他已近耳顺之年，从佛山逃难到这座城市整整八年。就在同一座城市里，一个叫李小龙的少年正在他门下习武，还不知道自己日后会成为整个世界最认得出的华人面孔。

马家辉把这些真实存在过的人物请进了他的新小说《双天至尊》。

这是“秘密三部曲”的终章。前两部——《龙头凤尾》写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江湖，《鸳鸯六七四》写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市井沉浮——加在一起，构成了这座城市半个世纪的地基。

《双天至尊》从1956年写到1986年，恰好是香港从百废待兴走向繁华顶点的那三十年。马家辉用二十五万字，让两类人共处一个时代：一边是市井男女——张凤翔、韩子明、萧爱凤，各有各的好坏日子；另一边是武林中人——咏春叶问、猴拳耿德海、洪拳聂耀堂、李三脚李小龙，各有各的悲喜人生。他们互不相识，却活在同一片天空下，被同样的时代裹挟着往前走。

书名取自牌九术语。鸳鸯六七四是最烂的四张牌，稳输；双天至尊是另一个极端，稳赢。马家辉写完前两部，给这第三部取了这个名字，然后问了一个问题：稳赢，又怎样？谁赢了，赢的是什么，那个“赢”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这个问题，放在1956至1986年的香港，格外有重量。那三十年，廉政公署成立，贪腐横行的旧秩序被强行拆掉；粤语流行曲从街头传进千家万户；大批内地移民在这座城市落地生根，从零开始打拼。每个人都在赢，每个人又都在失去什么。叶问那一代的武林人，把一身本事传给了李小龙，李小龙把功夫带到了全世界——可叶问到死都没有回过佛山，连故乡也是输掉的。

马家辉自己就是在这三十年里长大的。他说写这一部“近乡情怯”，不是因为不熟，是因为太熟了——少年时在大排档吃早饭，身后就是打打杀杀的黑社会人，那种记忆长在他骨子里，反而最难还原成文字。历时五年，终于落笔收尾。

三部曲至此完结。从龙头到鸳鸯到双天，像一局打了将近十年的牌。牌局散场，马家辉真正想说的，或许就是那句藏在书名里的反问——双天至尊，稳赢。可你赢的，是你真正想要的那个东西吗？

《这就是中国古建筑：重走营造学社之路》

王澍、王贵祥、方拥 等/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4月

1932年至1941年，山河动荡。以梁思成、林徽因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社同人，在战火纷飞中以脚步丈量190个县市。他们抢救性地记录了大量濒危古建筑遗存，打破了西方与日本学者对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垄断，为中国古建筑研究奠定了基石。

从蓟县独乐寺的辽代木构、应县木塔的千年奇观，到五台山佛光寺的唐代遗珍、北京故宫的皇家气象；从云冈石窟的造像艺术、江南园林的精巧意境，到曲阜孔庙的文化底蕴、广汉古城的市井遗风，中国古建筑的千年风华尽藏其中。

本书特邀王澍、王贵祥、方拥等十一位建筑史、遗产保护领域权威学者，重返营造学社考察现场，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古建筑寻访。这不仅是一场三重时空的深度对话，更是一套清晰明了的中国古建筑知识体系。书中细致拆解代表性古建的营造智慧，探究建筑背后的文化意蕴与“建筑意”，并结合当下保护现状，生动呈现古建筑的前世今生。

内文摘选——

应县木塔残损的原因、倾斜现状及监测

应县木塔目前最为主要的病害是在二、三层，尤其是二层的局部倾斜严重，倾斜最严重的部位是二层西南侧靠北的平柱。

木塔的残损跟它所面临的风险是分不开的。应县地处地震带，历史上发生过不少大震。明代《应州志》中记载：“经元迄我大明，大震凡七，而塔历屡震屹然壁立。”应县在元代大德九年（1305年）的那次地震震度达到了8度，明代天启六年（1626年）的地震也达到7度，这些地震肯定对木塔的安全性造成了影响。这也可以从现代得到验证，1976年和林格尔以及唐山地震后，研究者对木塔都做了一些检测。检测报告显示，地震后木塔二层都有厘米级的偏移。这是比较大的偏移，一次偏移相当于许多年变形的积累。

另一个风险是风。木结构建筑对风的影响是比较敏感的。据传，北宋喻皓在主持建造开宝寺塔的时候，故意将塔身建得倾向西北方向。别人问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京师地平多西北风，几年之后就能吹正。虽是传言，但这反映出古人已认识到风对高层木结构的影响。木塔四周环山，西南有一个缺口，所以从地理情况看，西南侧是比较主要的风向（我们也做过相关实测，确实如此），可能对木塔有一定的影响。

此外，木塔结构本身也带来了一些风险。当木塔中的楼梯穿过暗层时，相应的径向就会被打断。在二层的平坐层中，西南侧正好是一个上楼梯的地方，此处斜撑就被打断了，结构布置不太均衡。而且，木塔一层柱外面包砌了刚度很大的两圈厚土墙，像个土台子，与二层纯木构之间有刚度突变，也造成此处易于变形。

这些历年积累的情况造成了应县木塔的倾斜。在1902年伊东忠太的照片上就可以看到，木塔二层已经有一定的倾斜了，这跟现在看到的形态是一致的，只是当时没有现在倾斜得严重。

木塔的倾斜，除了将近一千年自然因素和它自身条件的影响，还受到战争的影响。1926年，在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中，冯玉祥所部退到应县周围与阎锡山部队有一次战斗。据梁先生报告，当地士绅说木塔中弹二百余发，对木塔倾斜变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包括云罗宝盖等一些塔身部分也在战争中遭到破坏。

1933年梁先生和莫先生测绘时，木塔还保存着原有的结构，东西南北各开一门，其他部位全是实心墙。实心墙是夹泥墙，也不太厚，夹泥墙里面，有木斜撑支撑着，并且夹泥墙的内侧还有壁画。当时木塔的内部应该是一个比较幽暗的空间，而不是现在这种透亮的空间，塔的外观看起来也比较实，墙体占据大部分。1933年的调查报告里记录，木塔的三层倾斜得更厉害——“倚甚”，而二层只是“内倚”；现在倾斜最严重的二层西南侧柱子在当时并没有作为明显的病害被指出。

1935年，当地士绅对木塔又做了一次维修。这次维修动作比较大，把外槽的墙体全都拆掉，改成了槅扇、门窗，把塔上部各层外墙内的斜撑也都拆掉了。梁先生听说此事后写道：

最近应县士绅，擅将墙壁拆除代以格子门，不惟毁坏了可贵的古壁画，改变了古建筑的原形，而且对于塔的保固方面，尤有莫大的影响。在最近的将来，必须恢复原状，否则适足以促短塔的寿命而已。

梁先生的这个判断是大家都认可的，但是把斜撑改成槅扇之后，对它抗侧能力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一直没有一个科学量化的研究。2020年8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北京建筑大学合作做了木塔外槽柱框的足尺模型结构实验，柱框内分别做成斜撑和槅扇，比较其抗侧能力。结果证实了梁先生的判断，使用槅扇的结构抗侧刚度确实低于使用斜撑的结构。

莫宗江在1950 年随雁北调查团又去了一趟应县木塔，并在1950年雁北调查报告里提到，因为拆除斜撑和炮击破坏，十几年间木塔二层的倾斜明显加大了，并且明确是从西南向东北倾斜。

2020年8月的足尺模型结构实验测量得到二层西南侧靠北的平柱倾斜角度是11度51分，柱头相比柱脚中心点向东北方向偏移了576毫米。这根柱子高度仅2805毫米，直径600毫米，也就是说偏移距离超过柱高的五分之一，接近柱径。所幸的是它后面有辅柱和周边梁、柱扶着，使其保持斜立而没有倾倒。但是它倾斜的反作用力施加到了内、外槽周边的梁架上，等于这个重力引发的持续存在的力，上推柱头往里倾，下推柱脚往外闪。所以木塔西南侧及其附近内倾的柱子所产生的推力导致了二层柱框总体上自西南向东北方向倾斜。三层是西北向东南倾斜，情况略好于二层。四层现状较好，五层西、北方向柱子有相对的下沉。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通过2008年以来对应县木塔的持续监测，尤其是2015年以来的整体变形监测，以及与历史上测量数据的比对，目前已经明确二层各柱的倾斜趋势还在持续稳定发展。二层柱子的倾斜增量大体上都是从西南向东北逐渐减小，部分北侧和东北侧的柱子轻微外倾，其中内倾发展最严重的还是西南侧的北平柱，每年柱头相对柱脚的倾斜量达2毫米至3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