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
《我们的管乐团》新书首发式这天，我也在现场。那是一个临时的舞台，演出结束后，每个团员轻轻起身，含笑致谢，下场时，不仅自己拿着乐器，还自己拎着折叠椅，两分钟左右，舞台恢复原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一个毫无专业背景的农民管乐团，像种田一样，在一次次训练中提升演奏水平，在一场场演出中赢得口碑，似乎水到渠成。但一个乐团在舞台之外的默契，才更让人觉出一个乐团的功夫和凝聚力。
那样的一瞬，人们已经不能分辨，是音乐了不起，还是拥有音乐的人生了不起。
新大众文艺的核心，是让人民群众从文艺的欣赏者，成为文艺的创造者。这群“青山”人，打破了人们对乡土群体的固有印象，在音乐中，拥抱了自己。掌声响起，送给青山管乐团！（于佳）
我们农民的管乐团
一转眼，我们青山管乐团办了16年了，我也72岁了。
这个春天，实在想不到，我们的故事写成了书；首发式在浙江文学馆举办那天，我们管乐团受邀演奏《红色印章》。浙江文学馆的程馆长说，从来没有哪一本书的发布会搞得这么有阵仗。
杭州爱乐乐团的老团长邓京山也到现场来了，他是吹长号出身的，当即表扬了我们，说我们演得不错。
为了这一天，我不仅带上了大疆OSMO摄像机，还带上微单相机。除了演出时指挥，我一直在拍拍拍。
演奏前，我和台下观众说，我是指挥冯益民，紧接着，就转过身来。我看不到台下观众的表情，但是我们乐团里的每一张脸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我真为我们的团员感到骄傲。
我带上手风琴，一路唱着歌，有了心上人
我是土生土长的“青山人”。1955年9月，出生在临安青山镇（乡）宫里村，我们村因洞霄宫而得名，是洞霄宫遗址的核心所在地。洞霄宫历史悠久，始建于汉代，兴盛于唐宋，底蕴深厚。我父亲是名满乡里的“后台师傅”（俗称“鼓板师傅”），他会拉京胡，还能一个人同时演奏好几种乐器，大锣、大钹、鼓都挺拿手。
在父亲的熏陶下，我从小就喜欢传统文化。读初中时，我就因为会唱京剧、会写毛笔字而小有名气。
1979年2月，我去余杭舟枕中学代课，教语文和英语。而后，又转到长乐乡的斜坑中心学校，学校安排我教音乐，我虽然喜欢唱歌，但对五线谱一窍不通，更不会演奏乐器。只好临时抱佛脚，连夜请一位姓温的老师教我脚踏风琴。
1984年，临安举办第一届农民歌手大奖赛。那会儿，我已经回青山，在电影队放电影。我组织七位同伴一起去参赛，结果六人分别获得了一、二、三等奖。我趁机跟领导申请，到杭州城里，花了480块钱，买回一台手风琴。
20世纪80年代，会拉手风琴，是当时文艺青年“顶配”
手风琴买来后，我四处找乐队的人请教，又去县文化馆找老师，却一直找不到专人指导，只好自学。
1985年8月，镇里的共青团委组织团员青年攻克了青山水泥二厂基建任务，镇里奖励这些团员一道去南京旅游。当时的镇团委书记蒋珍邀请我带上手风琴，一路在车上，和团员们唱着歌，很是开心。
我也因此有了恋爱对象，就是蒋珍，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
冯益民和妻子在北京留影
1986年下半年，我准备结婚，花“巨资”买了一台单卡录音机。有一次，听到浙江经济广播电台预告，晚上即将播出贝多芬《降B大调第七钢琴三重奏“大公”》，我赶紧买来空白磁带。当晚下村放电影回来后，将这首曲子录了下来，之后百听不厌。
那时候的我，怎么也想象不到我们青山也能有自己的农民管乐团。
乐团招人，要求牙齿整齐，手指正常
时光飞逝，2009年，我54岁，在临安青山湖街道当文化站站长。那年，正好赶上青山湖科技城建设，数万名村民从“乡下人”变成“城里人”，一些人手握拆迁款就迷失了方向，社会矛盾、家庭纠纷多了起来。我晓得，他们是口袋满了，脑袋空了。身为文化站站长，我想着要用文化的力量来改变这种情况。
有一天，我在《杭州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杭州要创办一个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杭州人自己的交响乐团。
按理说，在报纸上看到杭州爱乐的消息，和我无关，但就是那一瞬间，我一下子想到去北京那次，我坐在台阶上听的“交响乐”。
那是1991年10月，我随临安橡胶公司去北京参加台资企业产品展销会。当天晚上，我们住在北京饭店。大门外有管乐团演奏。饭店大厅内有弦乐重奏演出，我被他们的演奏震撼了——一架钢琴、四五把小提琴，还有中音提琴和大提琴。
我一直记得那一幕。我想杭州有自己的爱乐，青山能不能创办一支农民管乐团。
我找机会和街道领导说了这个想法，没想到领导很支持。领导同意了，我们就分两步走。首先开始招人，招人还是有点要求的：文化程度初中以上，身体健康，牙齿整齐，手指正常，无不良记录，男女不限。有60多位本地村民积极报名，经过面试，最后通过了38人。第二步就是采购了40件国产乐器，有长号、圆号、小号、大鼓等。
等管乐器到位，2009年11月17日，青山管乐团成立了。
有的团员报考时戴着假牙，实际根本吹不了
青山管乐团成立后，每周二和每周五晚上，沉寂已久的青山文化站，变得热闹非凡，所有团员都是第一次接触管乐，练习时发出怪异而笨拙的“轰鸣”声，此起彼伏。还有团员觉得在教室吹不出气势，清早，天不亮就起床去大坝上吹。
图为乐团长号声部团员王秋月在家练习吹号
有一位姓程的老板来文化站玩，看到那么多教室里，人人都在热火朝天地学习，他说，这哪像是乡镇啊，这是只有城里人才有的生活方式啊！
热闹归热闹，问题很快就来了。
有的团员当初报名时，想着管乐团肯定好玩，但是一开始训练，他们就觉得严格枯燥，吃不消了；有的团员报考时戴着假牙，实际根本吹不了，只好退出；还有几个团员，确实不适合吹铜管乐器，一演奏，脑袋像充血一样难受。
这样那样的原因，一下子走了九个团员。还有人跑到我办公室，拍着桌子和我说，老冯，这种乐团你办不得的，劳民伤财不会成功的。
可我总觉得，不要轻易放弃，哪怕不成功，至少大家都和音乐打过照面了。
我等团员，母亲等我
大家到文化站来排练，我觉得我必须要照顾好每一个人。
夏天，一百多平方米的舞台没有空调，我去隔壁的办公室挨个借电风扇，沿着团员们围成一圈，排练结束后再还回去；冬天，舞台空荡荡的，特别冷，全靠舞台上方固定悬挂的那些回光灯。这些回光灯，看似老旧落后，每个都有2000W，采用钨丝照明，我提前半个小时开灯，把舞台烘暖，队员们手捧铜管乐器吹奏时，不会觉得冰冷。
再冷的天气，乐团也保证每周训练一至两次
每到排练的日子，我早早吃过晚饭，到文化站门口转悠，不停地张望，担心队员迟到或者缺课。
管乐团的团员都是农民，又都是业余的，尤其是女性占比近乎90%，她们有各种家务，很难准时来乐团排练。等人的场景和恋人约会前的等待一样难熬，要等到大多数队员到场，我的心才会安定下来。
我等团员，母亲等我。管乐团初创时，母亲已经90多岁了，我不到家，她就不睡觉。要等我排练完回到家，去她房间说一声“妈，我回来了”，母亲又交代说，饭桌上还有点剩菜，说完，她才会关灯睡觉。
1997年，冯益民和母亲散步留影
第一次演出，没有冒泡
排练了半年多，青山管乐团迎来第一次演出。
2010年，“七一”建党纪念日这天，青山街道召开党员大会。我们要在大会前承担迎宾工作，还要在大会上演奏国歌。
其实，当时我们只会吹《我们走在大路上》《当兵的人》《斯拉夫女人的告别》《欢乐颂》这四首简单的进行曲。时间到了，我们停止迎宾，在大厅后排阶梯座位上准备就绪。等会议主持人宣布：全体起立，奏唱国歌！演奏声起……
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用行话来说，没有冒泡（意为吹错）。大会主席台上的一位领导，问身边的人，后面吹奏的这帮人是哪里请来的？
喏，就是冯益民组建的农民管乐团啊。
《红色印章》
老师走了，赶鸭子上架，我学起了指挥
买了40件国产乐器、40套演出服装，每个月给长号、萨克斯、圆号等7位乐团老师发工资，不到半年，经费就用完了。无奈，管乐团辞退了6位老师，只剩下小号张老师一人，带领大家继续学习。
凭着几十年乡镇文化工作的经验，我强烈感觉到管乐团不能长期靠聘用老师来延续，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相信凭我的天赋、努力、三十多年的基层文化工作经验，做组织、管理、服务工作是没问题的。但是，若要担当一个乐团的指挥，我有难以克服的困难——我的左耳从小有严重的中耳炎，加上年龄增大，一直是听不见轻微声音的。音乐是需要聆听的艺术，我可以吗？
怕什么，来什么。
2010年底，青山管乐团才成立一年多，唯一外聘的张老师跟我说，他明年不来了，要去学医。他说，现在没有固定职业，靠给几支管乐团上课没法维持生计。
对于张老师想另谋生路，我是理解的。但他的离开，对我来说压力山大。刚刚起步的管乐团才学了没几首曲子，四十来个乐手的技术远没过关，不同声部的调性、指法我都还没弄明白，还有尚未接触的管乐指挥总谱，我们该何去何从？
队员们都眼睁睁地等我拿主意。一时间，我也束手无策。我觉得指挥是一项“万人敌”的工作，就像剑术。但是心里有一个声音很坚定，我不想乐团散掉。
就这样，我学起了指挥。一开始排练时，我主要靠用指挥棒敲着指挥台上的大谱架铁板打节奏，用这样的方法来指挥排练。同时，我从网上买来一本二手的《指挥入门》，了解一个指挥应该做的工作及基本要领，也买来全套的《管乐标准化教材》，系统学习。
2011年3月，在临安举办的一次大型会议上，我首次登台担任指挥，并没有想象中紧张，算自如完成。
我的“野心”大了，要搞自己的专场新年音乐会
2012年春节后不久，市里来青山文化站考核验收基层文化建设示范点建设。我们青山管乐团演奏了《童话巴黎》和《蓝色山脉传奇》两首曲目。
考核组一行坐在后排过道上，他们听得很认真，两首曲子汇报完，我赶紧催考核组领导接下去参观图书馆。考核组组长对我说，你们的声音还有差错，好像不是很协调，大号还不够嘹亮，黑管声部也略显单薄。
我趁机说起乐团急需师资力量援助。他当即表态，他去沟通，联系结对。5月21日，杭州爱乐乐团派出了八位专家来我们管乐团指导。汇报演奏结束后，当时杭州爱乐的双簧管声部首席李佳胤说：“你们的演出，比我们来之前想象的，要好得多得多。”
2013年1月5日晚，在临安剧院举行的新年音乐会上，我们和杭州爱乐乐团同台演出，还好，总算顺利。能够挤进这个档次的音乐会演出，我为我们管乐团感到光荣。
和杭州爱乐乐团同台演出后，我的“野心”大了，心里冒出一个想法：我们青山管乐团，要去城里搞自己的专场新年音乐会！
2014年4月30日，我先做了个尝试，以“青山管乐团建团五周年庆典”为主题，在青山文化站举行了专场音乐会，杭州爱乐乐团派出专家队伍，支持我们的演出。
当天演出效果不错，观众的反响也非常好。我这才开始积极准备临安市新年音乐会。
按国际惯例，音乐会是专业音乐工作者的天地，但是我想让人们知道，我们农民也可以做这种高雅音乐会的主角！
2015年1月5日，“杭州爱乐乐团——青山管乐团2015新年音乐会”正式开始，1100多人的观众席满座，先由青山管乐团演奏三四首曲子，中间由杭州爱乐乐团演奏木管重奏和铜管重奏，下半场，两支乐团合作演奏一两首曲子。当结束曲《拉德斯基进行曲》的旋律响起时，观众席爆发出熟悉的掌声。
《钱镠还乡歌》，回乡了
2015年10月底，我退休了。
摆在我面前有两个问题，第一，刚刚演出成功的新年音乐会，要不要继续搞下去？第二，青山管乐团已经基本走上规范化的道路，要不要继续办下去？
这个管乐团，就好像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如果我回家养老，不管了，管乐团怎么办？
更何况，我是真舍不得。
2015年12月，经商定，新年音乐会定名为“钱王故里”，既然用了“钱王故里”的名字，就要将《钱镠还乡歌》搬上舞台。我从市文化馆要来了《钱镠还乡歌》的简谱，委托浙江交响乐团的陈国华老师改编成管乐伴奏（伴合唱）版。
改编后的《钱镠还乡歌》开始编排后，我找到临安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请学校合唱团配合排练。
2017年，在“‘钱王故里’新年音乐会”上，《钱镠还乡歌》以合唱的形式，回乡了。台上台下，都很感动。
2019年，管乐团成立十周年，我们办了场庆典。业余社团一般很难坚持三年以上，但我们的农民管乐团从零基础起步，到能撑起一台新年音乐会，走得挺艰辛，但给团员们的精神面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他们都变得自律乐观了。
团里的郑玉仙，平时在青山湖景区做保洁，负责打击乐声部打镲
管乐团成立的时候，我就跟队员们说，想走得快，一个人走，想走得远，一群人走。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会影响三代人。
说实在的，我关心乐团的曲子练得好不好，我也关心管乐团给每个人实际生活的影响。几年、十几年下来，队员们的精神面貌大不一样了，找到了自信。
工作时的郑玉仙
在乐团的郑玉仙
我们团年龄最大的郑玉仙，在打击乐声部打镲，她今年62岁，平时在青山湖景区做保洁，有一些不自信，但是，她加入管乐团以后，我们到她工作的地方去演奏，被她领导给认出来，旁边的游客纷纷点赞“大姐你了不起”，她就变得非常自信。黑管声部的章金亚，被人借去一大笔钱，收不回来，差点崩溃，后来也是在管乐团被“治愈”的。每个团员都有收获。
2024年11月6日，荷兰BLOW交响乐团主席约翰先生来青山管乐团指导，上大师课。陪同前来的邓京山老团长，当时已退休，他说，青山管乐团离专业型管乐团，只差细节处理，差那么一丢丢。
外人看来，青山管乐团四处演出，风光得很。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从零基础的农民管乐团走到今天，不容易啊！在风光的背后，管乐团的困惑和危机，如影随形，经费、活动，还有接班人问题，随时都有过不去的坎，但这就是人生啊，逆旅也是坦途。
作为青山管乐团的创始人，我希望青山管乐团后继有人，我更希望青出于蓝胜于蓝。未来，哪怕仅仅是从我们团员的下一代开始，能有更多普通老百姓感受音乐，欣赏音乐，这才是我们管乐团奏响每一个曲目的最大意义。
（注：文中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