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在这类诉讼中，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依法应当出庭参加诉讼，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6月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杭州市司法局召开“法治杭州建设20年——实质化解行政争议 合力建设法治政府”新闻发布会。会上，杭州中院通报，“十四五”时期，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100%，“告官见官”成为常态。

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一审行政诉讼收案2988件，较峰值年份增幅回落19.31个百分点；行政机关败诉率实现“六连降”；调撤率连续5年保持在30%以上，争议实质化解成效明显。

对于老百姓来说，无论最后是否能胜诉，要化解“官民矛盾”首先就得有一个官民平等对话的平台。

在一起跨越两区的行政补偿纠纷中，土地承包人李某一口气状告了杭州两个区政府。“林地垦造前后投入了几百万元，好些是向老乡借的钱，如果还不上的话，我真没脸回家了！”十年前，李某曾向杭州某区政府承包了150亩林地进行垦造，先后投入了大量资金。2020年，因承包地块靠近水库，被相邻区整体划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项目被迫叫停。

纠纷的棘手之处在于，划定保护区是合法行为，但李某的损失客观存在；补偿责任应由哪个区承担、标准如何确定，两地多次协商均未形成共识。为依法厘清权责，李某所在区政府主动为他联系法律援助律师，并提议通过诉讼程序破解僵局，区政府自己“主动”当起了被告。

很快，杭州中院成立专班，在明确补偿法律依据后，主持两区召开面对面沟通会，逐一厘清权责边界，细化补偿方案。开庭当日，两区负责人均出庭应诉，各方当庭达成一致意向，法院出具调解书，补偿款分两期支付到位。

当然，“告官见官”并不是行政诉讼的最终目的。群众的一纸诉状，有时可能就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短板。

在另一起交通处罚案例中，梁某驾驶汽车行至某医院门口路段，因未在人行横道停车让行，被某交警大队罚款100元、记3分。梁某不服，提起诉讼。

“我承认没有让行，但那条路真的太乱了。”梁某表示，案涉人行横道位于医院正门口，就诊患者、医护人员每天往来穿行，却未设置交通信号灯。不仅如此，许多车辆在横道两侧随意停车上下客，行人混行在车流中，鸣笛声、呼叫声此起彼伏，拥堵已成常态。

“这不仅是个交通违章的问题，更是群众看病就医的民生难题。”法院捕捉到案件背后的治理问题，经协调，某交警大队联合某医院、某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属地镇街等开展会商研判，在医院门口增设右转弯专用通道、划出黄色网格线等显著标识。

“没想到我的一个小案子，真的推动了这么大的改变。”亲眼见证路段的变化后，梁某自愿认罚并在开庭前撤回起诉。

当然，行政诉讼并非解决与行政机关争议的唯一途径。我国法律规定，除了行政诉讼，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据悉，2025年，杭州市两级行政复议机关共办理行政复议案件1.52万件，经复议后，91.45%的案件未再进入诉讼程序。截至目前，杭州全市设立14个复议服务窗口、191个基层联系点，依托“浙里复议”小程序实现线上维权；设立22个行政复议“5S”助企工作站，全年办理涉企案件2784件，通过调解和解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5349万余元；全年依法纠正违法行政行为488件，纠错率5.15%，并出台全国首个《行政复议证据规则》，行政复议主渠道功能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