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庆二年（822）七月，朝廷任命五十岁的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在南下途中，白居易写下《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余杭乃名郡，郡郭临江汜。已想海门山，潮声来入耳。昔予贞元末，羁旅曾游此。”
宝历元年（825），白居易外放为苏州刺史，在那里写下《吴郡诗石记》：“贞元初，……时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当时心，言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及今自中书舍人间领二州，去年脱杭印，今年佩苏印，既醉于彼，又吟于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则苏、杭之风景，韦、房之诗酒，兼有之矣。岂始愿及此哉！”
白居易感慨：我十四五岁寄居杭州和苏州时就存了心愿，日后我如果能够到苏杭其中一地为刺史，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在杭州刺史任满以后，隔了一年又上任苏州刺史。一个人兼有苏杭两地的风光和诗酒，岂不是少年时代的心愿都实现了吗？
不过，白居易寄居杭州的时间，到底是“昔予贞元末”，还是《吴郡诗石记》中的“贞元初”？从“予始年十四五”推算，应当是“贞元初”（785—789）。
西湖北边，东起“断桥残雪”，西至“平湖秋月”，一条把西湖分为外西湖与里西湖的堤岸，就是著名的“白堤”。不少人以为这是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期间主持修筑的，并且以他的诗《钱塘湖春行》为佐证，其实这是美丽的误传。
长庆四年（824）春，白居易确实在杭州主持修筑过一条西湖堤岸，被称为“白公堤”。白公堤在何处？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基本一致的，即白公堤的一端在钱塘门外，今天的六公园、湖畔居附近。
[明]谢时臣《西湖春晓图》 明代画西湖白堤最经典的作品之一，现藏济南市博物馆
白居易修筑的白公堤把西湖一分为二，堤内是上湖，堤外为下湖；上湖蓄水，并建水闸，需要时放水，“渐次以达下湖”，这样既可防止洪水淹没湖下农田，又可以蓄水，按时令灌溉农田。“劳心”的白居易还写了一篇800多字的《钱唐湖石记》（“钱唐”乃唐时正式地名，后避国讳改“钱塘”）刻石立于水闸旁边，交代后任如何灌田、浚井、通漕：“……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大抵此州春多雨，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即濒湖千余顷田无凶年矣……”
大凡放水灌溉田地时，湖面水位每降低一寸，可以灌溉十五顷有多；每一昼夜，可以灌溉五十多顷。杭州往往春季多雨，秋季干旱，如果堤防修筑得法，雨季时蓄水，旱季时放水浇田，那么钱唐湖附近的一千多顷农田就不会有荒年了。
农耕社会，农业是头等大事。你不得不佩服白居易的行事缜密，以及他爱民的拳拳之心。
白沙堤即白堤，白居易在《杭州春望》中说得明白：“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堤白踏晴沙。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
他在诗中自注：“孤山寺路（即白沙堤）在湖洲中。”清代志书《西湖志》按语：“旧志云不知所从始”，说明白沙堤起源无考。可见白沙堤在此之前就有了，也证实了此堤不是白居易主持修筑的白公堤。
沧海桑田，曾经造福杭州百姓的白公堤已无迹可寻。杭州人为感恩白居易，有意无意地把白沙堤附会成了白公堤，简称白堤。这是历代杭州人都乐于接受的“美丽误传”。
南宋诗人杨万里写过许多西湖的赏荷诗，白居易也写过一首《余杭形胜》，记录了唐代杭州的荷花之盛：“余杭形胜四方无，州傍青山县枕湖。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
白居易写的不是西湖的场景，而是“绕郭”，也就是杭州城外环城三十里。杭州的城外水塘众多，适宜种荷得藕，顺便形成了“绕郭荷花三十里”的“观光农业”，可谓一举两得。
[南宋]吴炳《渌池擢素》 南宋院体画家吴炳的代表作，以精湛的工笔技法描绘荷花的清丽脱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首诗写的是杭州的“形胜”。白居易为什么把不是“著名景点”的“绕郭荷花三十里”特别点出来呢？有没有可能这样的“观光农业”是白居易倡导的？
作为一州的最高长官，白居易首先考虑的是州民的温饱，就像他修筑白公堤首先考虑的是农田灌溉。至于能一举两得或多得，那是他的智慧使然。
白居易晚年在洛阳写过两首“检讨”诗：
“三年为刺史，无政在人口。唯向城郡中，题诗十余首。惭非甘棠咏，岂有思人不？”
“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
我做了三年的杭州刺史，没有什么政绩能让百姓称颂，只走到郡城各地，作了十多首诗；向天竺山取了两块石头作纪念，这件事恐怕伤了我的清誉。
白居易太谦虚了，在杭州任上不到两年，他干了两件大事：重新浚治了唐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井，改善了市民的饮用水条件；修筑西湖湖堤并建水闸，增加湖水容量，解决了千顷农田的灌溉问题。
这样的德政，怎么会“无政在人口”？不过，在白居易看来，为官一任就应该造福一方，倒是拿了两片石头，总觉得心有不安。
白居易完全没有必要不安，他已经为这两片石头“买单”了。据《唐语林》载：“（白居易）及罢，俸钱多留官库，继守者公用不足，则假以复填。”
白居易把积攒下来的“工资”留了下来，留给继守者，给杭州继续办“民生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