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湖的情义

于佳

要怎么介绍王其煌呢？

他有很多身份：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原副主任、杭州市诗词楹学会会长、文史专家……但在他自己心里，最想表达的身份只有一个——一个长期关注西湖申遗并参与其中的杭州市民。

作为当年西湖申遗专家组中的两位杭州专家之一，最让他自豪的是：“我一个热爱西湖的杭州人，总算为西湖做了点事。”

这也是共同参与申遗之路的所有人的心声。

今年恰逢西湖申遗成功十五周年。回望那场漫长的申遗之路，其本质是一座城市对文化传承的持之以恒，是国人对西湖最深沉的情义。

西湖之美，是一天天、一代代传世而来的厚礼，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光结晶。

这是一个普通的六月清晨，若你正从西湖经过，不必匆匆——即使平凡如你我，也早已成为这湖山故事里的一笔。

我是杭州人，我在西湖边长大，一直到老。这么多年过去了，潮起潮落，熙熙攘攘，但西湖的美，从来没变。

西湖，是每一个人的西湖。

今年，西湖申遗成功十五周年了，我来讲讲西湖往事吧。

我想，西湖越来越美，是因为，我们杭州总是把文化的事情放在第一位。

小时候，我家就住在解放路附近，离西湖不远。

放学后，我不急着回家，喜欢往南山路走，溜达到湖边去。那时候，南山路很窄，路两边的梧桐枝丫交错，层层绿叶遮拢长空。夏天从那儿走过，树叶的光影下，风从西湖吹来，带着湖水的气息，很舒服。

走到底，就是西湖。

湖滨公园老相片 丁云川 供图

那时候的西湖，很浅，水色混浊，不像现在这么透亮。我后来看数据知道，杭州刚解放时，西湖平均水深只有0.55米。

1951年初，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到上海与陈毅等会合，商讨西湖治理计划，由上海江南造船厂特制3艘挖泥船，支持西湖疏浚。杭州也专门成立了“疏浚西湖工程处”。

经过多次清淤，现在西湖平均水深在2.3米，最深约5米。和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个湖，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1977年1月，整座西湖冰封成天然大冰场。那时我刚从上海回到杭州，一个人带着一瓶啤酒去三潭印月，在那儿坐下来，还见到有人在结冰的湖面上骑车。

往后，西湖再未出现这类景观，究其根本，是持续疏浚让湖变深了。

1977年，杭州市民韩华强在西湖冰面上留影（图片来源：用图说史）

读高中，我进了杭二中。学校每周组织划船，按班级排序，轮到哪个班，哪个班的学生就去西湖。

下水的地方在湖滨三公园，就是如今平海路走到底的音乐喷泉一带。一艘船上坐七八个人，大家轮流划桨。这不是比赛，也没什么任务，就是集体去玩。

在船上，能近距离地看西湖。那时候，湖面上最常见的是小木船，两三人坐着，船身上搭个棚子，慢悠悠地漂在水上。坐在船上往四面看，三面云山一面城，山色随光线变，一天里深深浅浅地变幻着。

秋天，桂花开了，风把香气送到湖面上来，整个船舱都有桂花香；冬天，湖面上有薄雾，西湖群山若隐若现，一群少年划着桨，就像在画里。那时候我还没研究“西湖十景”，也不知道什么叫“文化景观”，只是觉得，来西湖水上荡一圈，真好。

王原祁 《西湖图卷（局部）》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搞文史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考大学，成绩好的都报理工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考进了交通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五年制，1961年毕业。就在那时，我读到了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一个英国人，把中国的科技史写得那么深、那么细，从青铜冶炼到火药到天文历法，一条线一条线地梳理。我合上书思考良久——这些本是我们自己人做的事，怎么要等一个英国学者来讲述？那一刻，我心里的那根“理工”线很着急。

七十年代初我回到杭州工作，辗转了几年，进了市政协文史委，从此以文史为业。

杭州的地方文史，绕不开西湖。西湖的诗、西湖的人、西湖所在区域的建制沿革，编书、整理文献、做讲座，事情一件接一件做下去，慢慢地，西湖成了我工作里一个最绕不过的坐标——少年时走十分钟就到的那片湖，几十年后又把我拽回来了。

我真正从文化层面看西湖，是从“二评”西湖十景开始的。

1985年，市里组织文化、旅游相关的人开座谈会，讨论第二批西湖十景的增补评选，我参与了讨论。

第一批是宋代定下来的老景点——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平湖秋月等，景观的核心都在湖面本身。到了“二评”，有一个重要变化：大家觉得光守着一片湖水不够，西湖周边的那些山，也应当纳进来。这一次选出了黄龙吐翠、宝石流霞……景观的边界，从湖面延伸出去。

这个变化，现在看顺理成章，但当时是有意识地转变。西湖，是湖、山、堤、岛、寺、塔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二评”开始把这件事说清楚了。

到了2007年“三评”西湖十景，以文化景观为核心导向，新增了杨公堤景区、北山街景区。我负责撰写背景介绍。西湖，好像又大了一圈。

西湖申遗的念头，其实就是在“二评”时聊出来的——西湖这么好，为什么不去申报世界遗产？

三评西湖十景碑记 王其煌 撰文

那几年，关于西湖申遗，我在不同的会上听到过几种声音。比较集中的观点有两种，其一：西湖这么美，还用申遗？西湖本来就是世界遗产。其二：纯粹白费力气。西湖的亭台楼阁都修过了，哪里还能成？

这两种观点都没说到点子上。

西湖申遗面临的第一个真正的问题是申遗类别。是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还是双遗产？争论来争论去，定不下来。有人觉得靠山靠水可以申自然遗产，有人觉得历史积淀深厚应当申文化遗产。可怎么跟国际评审机构说清楚西湖到底是什么，谁都摸不着门。

我们中国人说西湖，会说“诗情画意”“天人合一”“隐逸文化”，说白居易、苏东坡，说山水之间士大夫的精神寄托。可写到申遗文本里给世界看，就必须转成共识，用世界遗产公约认可的标准去一条一条证明西湖身上的“突出普遍价值”。

西湖，美可意会，可申遗偏偏就得“言传”。

1996年庐山申报世界遗产时，原本计划参评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最终被评定为世界文化景观，这一当时尚属新颖的遗产类别让我们豁然开朗。西湖并非单纯的自然或文化遗产，而是人与自然千年交融、共同造就的杰作，山水风物、人文积淀都完美契合文化景观的定义。自此，西湖申遗找准了靶心，也成为国内首个主动以文化景观身份申报并获评的世界遗产。

西湖申遗于1998年正式提上日程，2001年后，申遗工作全面提速、步入快车道——综保工程和申遗筹备同步启动，西湖改造按南线、西线、中线依次推进……

2001年，我本来准备退休了。因领导要求，又两只脚踏入了西湖申遗，为申遗工作做一些文史支撑。我提了建议，希望能编两套书，一套收录西湖历史到现代的内容，一套整理古代文献，把历代关于西湖的诗文、史料、志书系统地整理出来。后来，《西湖全书》《西湖文献集成》为西湖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撑。

我一直觉得，西湖申遗的成功，根本原因只有一个：西湖的文脉，从11世纪以来，从未真正断过。历代的诗人、官员、文人，一代代写它，修它，争论它，守护它，这条线，绵延不绝地传下来。国际评审机构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传承有序。

申遗的路，行百里者半九十。走到最关键的一步，是实地评估。

2010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委派的专家要来杭州。她的现场报告将会直接提交给世界遗产委员会——她觉得好，西湖才有机会。

这位专家叫朴素贤，韩国人，首尔国立大学教授，专门研究城市规划和文化遗产保护。

她一个人来，没有任何随行人员，想看最真实的西湖。我是杭州方面的陪同之一，陪着她走了整整三天——西湖博物馆、雷峰塔、湖心亭、三潭印月、苏堤、岳庙、飞来峰造像、龙井茶园、水质监测站……申遗涉及的点全部走了一遍。山水格局、历史文化遗迹、特色植物，一样不落。

大凡做事的人，都有一种“优等生心态”，希望凡事都能做到100分。我们要求自己：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出问题。

这三天的行程，最让我意外的，是在龙井村，她到一户村民家喝茶。女主人缪亚琴泡了一杯上好的西湖龙井，朴素贤端起来喝了第一口，停下来。

她说十几年前就知道西湖龙井的名气，今天才第一次喝到这么好的茶。

真香。

缪亚琴又给她添了一杯。她喝完了。又添了一杯，她又喝完了。

陪同的人前后催了几次，她才恋恋不舍地起身告别。原计划在那里停十五分钟，最后待了整整一个多小时。

这一处也一定让朴素贤记忆犹新。她说，西湖是一处“活的文化遗产”——像杭州这么大的城市，还有龙井村这样原生态保护得好的村落，这是很了不起的。

但她也提出了一个真正的担忧。那天，从白堤往宝石山方向看，有一片白色的建筑突出在山脊线上，是香格里拉东楼，她认为这幢楼“比较突兀”。她没有就此打住，专门去湖滨路以东的城市道路上走了走，又从西湖中心向东观察。

朴素贤说：“西湖东面，高楼越来越多，那个被马可·波罗赞誉的‘美丽低城’格局，已经被打破了。”她担心随着城市继续发展，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想知道我们有什么保护机制。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专门写了一份详细的回复，说明早在申遗筹备期间杭州已经着手搭建对西湖周边建筑高度的管控机制——新建项目只要可能影响西湖景观，就必须先经过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的文物遗产职能管理部门审核，否则不得开工。

她接受了这个答复。但那句“美丽低城”，我记到现在。

那杯龙井让朴素贤多坐了一个多小时。但能不能让龙井茶作为申遗要素是另一码事。

2011年1月，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在审议时，对把龙井茶列为申遗要素提出了疑问——龙井茶是一种农产品、茶叶，怎么算文化景观遗产的组成部分？

我们当时急了，赶紧补充材料。

西湖周边产茶，从唐代末年就开始。宋代的白云茶、香林茶、宝云茶都是进献朝廷的贡品。白居易在杭州做刺史、苏东坡任太守，都在诗文里写过龙井茶。我们把茶和禅的联系、茶和西湖文人士大夫精神生活的联系，一一写透，再次递交过去。

苏轼 《次辩才韵诗帖》   

最终，国际专家接受了。后来，每隔数年我们都要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一份保护状况报告。借着报告的机会，我们也在推动一件事：把“禅茶文化”作为第七大景观要素补充申报进去，让龙井茶从一个农作物的概念，真正具备文化属性——让它在遗产框架里站得更稳。就在西湖申遗稳步推进的同时，一场反向的梳理整治工作也悄然展开。

苏堤上三座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西式几何花坛，错落规整、色彩明艳，在长堤之上挺立了半个多世纪，承载着几代杭州人的生活记忆，是市民散步、约会的熟悉去处，早已深入人心。

但文物与申遗专家考察后，给出评判：西式花坛主打内向赏花，聚焦景观本身；而苏堤的传统意境，是向外观景，以湖为核心、山水为主体，花坛的存在颠倒了西湖原本的观赏逻辑。

对此，专家一致建议：拆除花坛，还原苏堤本貌。

一开始，市里因顾及市民情感迟迟难以决断，不少市民也因不舍多年记忆，主动致电提出反对意见。但随着申遗工作持续推进，专家反复论证、重申利弊，最终市里下定决心，启动拆除工作。

拆除之后，褪去人工冗余修饰的苏堤，瞬间变得通透舒展，完整绵长的长堤气韵尽数回归。行走堤上，两侧湖光山色一览无余，西湖开阔悠远的意境全然重现。

什么是西湖的，什么不是西湖的。申遗，就像一张拼图，归根结底是在反复辨认西湖美的持之以恒。

辨认到最后，就是在等一个槌落下来。

北京时间2011年6月24日深夜，西湖申遗在巴黎迎来最终审议。我没有去巴黎，就在杭州家中，和平常一样。

午夜前，电话来了。我们成功了。

我放下电话，叹了口气。

心底那一口气终于松开了。

2011年6月25日 《杭州日报》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提出这个念头，到1999年确定方向，到2001年正式推进，到文本写就，到朴素贤来考察，到等待最后这个结果，二十几年，那口气一直是提着的。

到那一刻，才真的松开。

那天，我提笔写了两首词，就是为了庆祝。具体的字句现在已经记不全了，那种很高兴、很释怀的感觉依旧清晰。

申遗成功前，有记者问我，等待的心情怎么样，紧不紧张？

我说，就和1956年等大学录取通知书一样——忐忑、迫切，但心里也是有底的。

申遗成功以后，又有记者问我感受，我说了一句话：“西湖申遗成功了，我们每个人肩膀上的责任就更重了。”

比申遗更难的，其实是申遗之后。

朴素贤在考察时提出的香格里拉东楼问题，杭州市政府当时给了一个承诺：等租约到期，就推进降层。这句话说出去，就要算数。

2018年10月，香格里拉饭店承租合同到期。当年12月29日，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带着施工队进了饭店，对东楼实施降层处理。从七层拆到五层，外侧补种大树，让整幢楼尽量藏进绿树掩映之中。

2019年1月，正在施工中的香格里拉东楼 摄影 朱丹阳

2019年项目完工，从白堤往宝石山方向看，那一片突兀的白色建筑矮下去了。

2019年7月，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还特别就香格里拉东楼降层一事，表扬了中国政府保护世界遗产的力度与决心。

申遗成功后，我们每隔数年也要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一份保护状况报告，说明西湖这几年保护得怎么样、有没有变化。这个身份是要持续接受国际审核的，不是拿了牌子就完了——还真有世界遗产因为保护不善而被摘牌的。

西湖走到这一步不容易，这种代价绝对付不起。

朴素贤当年那个问题：“你们有什么保护机制？”——答案不是一份当年写的回复文件，是这十几年来每一栋楼的图纸，每一次驳回的章，每一份提交给世界遗产中心的报告，是一个城市对西湖的情义。

杭州人对西湖，是真的爱。2022年，断桥附近几棵柳树被移栽，这条新闻迅速在网上发酵。那天晚上，我看到报道后，站起来就出门，骑车赶到断桥边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了，周围围了不少人。

我走进去，跟围观的市民以及媒体解释：这七棵柳树是1988年台风过后补种的，苏堤、白堤的树木历来就有补种的机制，年头到了，老树弱了，就会有新树进来，这是正常的养护。

我和大家说，每次西湖边补种垂柳，都要专门去转塘请老花农来种树。他们有手艺，知道西湖的垂柳要选什么样的苗，知道怎么种才能长好。换了别人，是种不出西湖柳的。

北方的白杨往天上长，西湖的柳往水里垂，一直要垂到湖面上去。

图片来源：《那么西湖》 摄影 傅拥军

总有人问我，西湖到底好在哪里？

从风景学上解释，西湖山水最符合人的观赏习惯。你站在湖边看山，微微仰头十五度，一湖秀美尽收眼底——不用仰脖子，不费力，刚刚好。西湖的水也不是汪汪一片，两堤三岛把湖面分开来，一步一景，像是我们中国人的书法，善于留白，错落有致。

西湖的好，不能光用风景学解释。她是一千多年的目光、笔墨、脚步在这片湖上叠出来的。

我今年87岁了，做了这么多年跟西湖有关的事，现在还在做一些和西湖保护相关的工作。如果叫我，我也是随叫随到，能说几句有用的话就说。

我希望，不论过了多少年以后，西湖，还是人民的西湖，是每一个人都走得进去、逛得舒心的西湖，是那种任何人走过来，不用买票，不用预约，就可以在湖边坐一下午的西湖。

还会有少年，不断地从某一条路走过来，走到湖边，看一看，觉得这个地方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