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静水流深的温暖
6月22日中午，我和金晓宇坐在双荡弄社区新开的食堂里，他面前放了一碗红烧肉，一碗西红柿炒蛋，都是他最爱吃的菜。饭也是适合他口味的软糯。
几个小时前，这位54岁的“天才翻译家”踏一双黑色布鞋，穿一件蓝色条纹衬衫，手里拎一个红色手提袋（里面放了一本杭州日报封皮的笔记本），踱步走进拱墅区湖墅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立刻被围得水泄不通。
讲述金晓宇人生故事的报道《我们的天才儿子》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奠定金晓宇在翻译界地位的《本雅明书信集》也是两年前的事了。但仿佛只过了一眨眼的工夫，金晓宇的新书又来了，而且是两本——
首次发布的《印加帝国兴亡史》和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的再版小说《梅菲斯特》，都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印数都是5000本起步。
金晓宇的每一本翻译著作，背后都有父亲金性勇的印记，有时甚至是父亲为儿子亲自定下的翻译目标。这本48万字的《印加帝国兴亡史》也不例外。
浙江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柳明晔记忆犹新：2022年2月的一天，金晓宇的父亲金性勇在杭州日报记者的陪伴下，走进她的办公室。“晓宇原本可以在很多地方出版作品，但晓宇爸爸特别选中杭州的出版社。那份沉甸甸、为子女做长远计的爱，不言自明。”
感喟之余，柳明晔和老人一起为晓宇定下了“古文明史系列”中的《印加帝国兴亡史》。“这本书是非虚构作品，翻译难度非常大。翻译过程中，有些地图和表格字很小，晓宇的眼睛看不清，出版社编辑做了大量工作。”
“《梅菲斯特》是晓宇翻译生涯的第二本书，这次也重版了，希望这两本书只是一个开始，以后我们和晓宇能留下一段静水流深的温暖。”
想对父亲说：我做到了
2023年1月，金晓宇的父亲金性勇去世。这次《印加帝国兴亡史》的新书发布日，正好安排在父亲节的第二天。
金晓宇想起父亲说过：“纸寿千年，文字比人活得久。”
“我记得高考那年，我的分数到了，但没有被录取。我爸爸就骑车去打听，路上他摔了一跤，骨头都脱臼了。后来他被厂里派到泰国工作，受伤的地方又再次脱臼，我爸爸硬生生地把脱臼的骨头扳回去。”金晓宇说，父亲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为他付出太多了，他想对父亲说一声：我做到了。
金晓宇的“我做到了”，指他正在翻译的德国思想家本雅明的巨著《拱廊计划》已接近尾声。“这本书有1200多页，目前只剩几页了。”
接下去的翻译工作，要靠他自己定目标，选方向。“山东一家出版社邀请我翻译林语堂用英文写的《苏东坡传》，还有一家想请我翻译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
翻译是“唯一的出路”
翻译是孤独的工作，但对金晓宇而言，又是“唯一的出路”。早晨5点起床，工作到10点半，午睡后继续工作到傍晚5点，这是他一天的核定工作量。
他曾写下这样的自述：“躁郁症发作时，世界是混乱的。但坐在电脑前，面对文字，我能找到秩序。每个词、每个句子，都必须准确、妥帖。这种对精确的追求，成了我稳定内心的锚点。”
今年1月，塞尔维亚汉学家保阳·塔拉比奇来杭州。在参观完西溪湿地后，杭州市翻译协会副秘书长应远马带他去了拱墅区双荡弄社区，拜访金晓宇。
在社区打造的“晓宇译角”，保阳和金晓宇用中文聊得很投机。保阳用塞尔维亚语翻译过刘慈欣的《三体》，还有余华、贾平凹的作品。另一方面，保阳得过小儿麻痹症，和晓宇有着相似的人生境遇。
这次“历史性相遇”的小聚，让晓宇感受到了同行的温暖。“我发现大家都有类似的困惑与坚持，也都在用不同的语言，做同一件事。”
晓宇要我们多看书、多学习
双荡弄是杭州的老小区，金晓宇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经历了年少生病、埋头翻译、一夜成名。窗外有时是市井的喧嚣，也有安静的鸟鸣。
有记者问，父亲走后，你在生活上能否照顾好自己？晓宇回答，有些地方还是不行，比如冬天换下来的衣服，堆在那里还没来得及洗。
晓宇也并非不会生活。他身上的深灰色裤子，是在菜场门口的摊位上讨价还价买的。“老板开了一个价，我说30元，不卖就走。”
去年双荡弄社区换届，新来的社区钟书记比晓宇还小几岁，但依然尽职地当好兄长。
晓宇家的下水道经常堵，社区工作人员疏通了很多次，也找了物业和应急管理，都不管用。后来是钟书记和晓宇的表哥一起帮晓宇买了新马桶。
电脑开不了机，半夜肚子痛，这些都是生活的小事。但对晓宇来说，这都是让他放在心上的大事。
“晓宇每回发信息给我，不管多晚我都回应。所以他一有事就先想到社区。”钟书记说，社区工作人员还教晓宇晾衣服、洗被子，教他如何应对生活。“我还给晓宇套过被套，帮他维修电脑，其实有时只是一点小毛病。”
“晓宇喜欢看书，什么《全唐诗》《二十四史》，都是一辈子看不完的书。他也经常和我们说，要我们多看书、多学习。”钟书记笑笑。
回到开头那一幕。6月22日，湖墅街道专门为晓宇打造的晓宇书屋——可以看做“晓宇译角”的2.0升级版，在党群服务中心热热闹闹地开张了，墙上陈列着晓宇的所有翻译著作，台侧还印着一行诗一般的字——
一间小屋，温柔相遇，世界在此处轻声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