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嬢嬢勇猛》

施洪丽/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6年5月

嬢嬢（niāng niāng），是西南方言中对年长女性的称呼，相当于“阿姨”，同时这个称呼又带有鲜明的性格色彩，嬢嬢们通常具有泼辣、爽利、强韧的特点。

施洪丽就是这样一位嬢嬢。1971年生，她出生在四川简阳，自幼热爱文学，可惜只有高中学历。她先是在家乡务农，后到成都成为“蓉漂”，辉煌时期开办了家政公司，是《华西都市报》认证的金牌月嫂。公司黄了之后，到北京闯荡，升级为“北漂”。常年颠簸的打工生涯中，她从来没有放下文学阅读和写作，2017年，她慕名前往皮村听课，成为皮村文学小组的一员。

《嬢嬢勇猛》的故事起始于施洪丽在48岁本命年时遭遇的一次变故：她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一时间，这个平时乐观豪爽的嬢嬢陷入了绝境：双亲年迈、丈夫久病、女儿婚恋不顺，自己一向是家里的顶梁柱，又身患恶疾。

怎么办？她离开北京，回乡治病，一路向西。狼狈辗转中，一幕幕江湖往事悉数浮现，更有形形色色的众生奔来眼底。这个身材敦实、笑声爽朗的女人，做过农民、后厨小工、火车站票串串、地摊摊主、擦鞋匠，金牌月嫂，起起伏伏几十年，屡屡被生活打败，却从未被打倒。这一次，她选择了用笔和命运抗争，在一种时不我待、不得不鸣的紧迫感中，写下了《嬢嬢勇猛》。

施洪丽笔下的故事，犹如一盆麻辣鲜香的火锅，鲜活滚烫，有滋有味。

她写病房里的悲喜剧。女儿因为怕花钱，不想让父亲治病，老爷子想的却是多活几个月，把拆迁款拿到手留给儿孙；盲人病友此前的五保户资格眼看就要取消，正在这紧急关头，查出大病反倒成了“护身符”；身患绝症的大哥在病房里四处打听当年被自己遗弃的女婴……而作为一名话痨，“我在病房上蹿下跳，忙得不亦乐乎。信佛的，我陪着讲佛理。信鬼的，我听那些荒诞的故事”，“谈笑间，癌细胞灰飞烟灭”。

《嬢嬢勇猛》是“文景·凡人志”书系的最新作品。"文景·凡人志"大众原创文学书系关注新大众文艺领域的书写动态，聚焦大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的生活经历。每部作品都是具体的人生样本，它们从不同的地点、职业和身份出发，最终都指向了对生存尊严、情感联结与生活意义的普遍追问。

《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

丛瑞安/浙江人民出版社/2026年5月

北京南六环，马驹桥。这里聚集着数以万计的日结民工，他们用最廉价的劳动力，托举起无数家庭的日常——快递、保洁、搬运、装卸……他们是城市运转的“隐形人”，却鲜少被真正看见。

清华大学政治学博士丛瑞安，自2018年起，放下书本，走进马驹桥。他不再是观察者，而是参与者——他与工友们一起蹲在路边等活，一起扛起沉重的货物。几年间，那些等活时的焦灼、干活时的咬牙、收工后几块钱的一顿饱饭，以及偶尔闲下来发一会儿呆的片刻——马驹桥农民工的日日夜夜，就这样一页页留在了他的笔下。

书中，丛瑞安避开两种常见的写法：一种是猎奇式地描写他们的“特殊生活”，另一种是居高临下地评价他们——不管是歧视鄙夷，还是简单同情。他希望能比较客观、完整地呈现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同时结合相关的理论和讨论，帮助读者理解这个群体所处的社会位置。

正如刘瑜推荐的那样：“作者细腻、冷静，将惊心动魄藏在不动声色之处，带我们听到无声者的声音，看到隐形人的足迹。在充满‘丧’和‘戏谑’精神的当代年轻人里，我很高兴看到还有跳出自我、观察时代、记录时代的历史书写者。”

内文选读——

2021年最后一天，我在马驹桥街头找到了一份药厂的日结工作。此时，马驹桥街头和各种日结工微信群里天天都有招药厂临时工的信息。我选择了一个晚上8点到早上8点、中间管一餐、工资190元的工作。接送我们的车非常气派，是一辆旅游大巴，在那个时间段，每天都有很多辆这样装满临时工的大巴车从马驹桥发往药厂。

大巴车在路上晃动着，夜色沉沉，我们这些日结工都睡了过去。突然，车停了，到了某个医药工厂集中的园区。我们被赶下车，在混乱中领了一件红马甲穿在身上，被中介催着赶紧往前走。园区的路口有几个卖鸡蛋灌饼之类的小摊，路边还挂着各种大横幅，大意是：临时工群体如果有纠纷去找劳务中介，不要找厂家，不要在这里闹事。走进园区，我们被一路大声吆喝着驱赶进了一个厂房，被不断催着穿塑料鞋套、脱外套、带手机带身份证、扔下瓶子、穿破破烂烂的布鞋套、穿绿色或者蓝色的肮脏的防尘服、穿戴好乳胶手套、发套以及口罩。在这大声粗暴的驱赶声中，我们做完一项项程序，涌进厂房。

在车间里，我被分配在一个流水线旁边，两个人一组。我的工作是插条，就是坐在流水线边的塑料板凳上，把抗原测试条插进抗原试纸底壳，然后递给和我配合的人，让他去盖上盖子并把成品推到流水线上。技术含量不高，也不费多少力气。我们先被培训了一会儿，然后就开始干活。我们面前摆着铁盘，铁盘里放着一堆测试条，手边是一个大塑料袋，里面是核酸试纸的底壳和盖子。我们按照铁盘计算劳动量，但是我们的工资并不按劳动量给。计算劳动量的作用是找到谁干得慢，监工就会过去催促、监督甚至开除。至于干得好的，也基本没有奖励和表扬，除了一个监工说：“昨天干得最好的多给了10块钱。”

整个车间里除了机器的轰鸣，就是各种长期工、线长、监工等人大声指责和催促的声音，虽然算不上震耳欲聋，却让人无法安下心来。车间噪音的主旋律是要求加快工作速度，这催促声从未中断，即使稍停几秒，又不知从哪里响起：“前面数条的已经没货了，你们十几个人还干不够人家一两个人干的吗？”“这两个插条大姐干得多快，你们这些男的还不如人家吗？”“流水线上没货了，你们快点放，厂家在看着呢！”“一晚上要有10万产量，你们前半夜干好点，后半夜就能不用干得太快！”“你们不能比别人差太多吧！”

他们还很有管理的“艺术”。负责招工的中介说，这个工作可以带手机。进车间以前，他们也要求每个人都把手机带到车间里去。等到我坐下干了一会儿之后，突然有人开门走进车间，手里托着个铁盘子，要求我们把手机上交。我们没办法，只能乖乖听话，一个个把手机交上去。交完手机，又工作了一会儿，突然有个人推开门走进车间，大声地问：“谁的手机丢了？”正当我疑惑：“我的手机不是交了吗，我怎么知道是不是我丢的手机？”那人突然往前走了几步，揪出流水线上的几个工人。原来，他喊这句话是为了看谁摸兜。下意识摸兜的人，会被当作偷偷带手机的人，被搜一遍身。

终于等到吃饭时间了。我们被驱赶着出了车间，不让拿手机、拿水，直接排队被带到了食堂。监工们站在食堂门口，大声催促着赶紧吃完就回去，让人想起养猪场开饭的场景，只不过猪们可不会规规矩矩地排队领饭。

我开始希望着自己因为干得不好被开除，开始策划着要不要直接跑路。如果不是身份证和手机都押在厂方，我可能已经跑路了。但是，跑路就拿不到钱了。虽然我并不缺这些钱，可我也想拿到劳动应得的报酬。回到厂里，重新穿上全套衣服，我内心纠结不定，心情烦躁到了极点。这时，一个女工拿着手机和身份证走出来，对伙伴说：“不干了！”“干不下去了，我要回去！”“厂方是按照小时结账给钱，干半晚上也能结工资。”听到这，我一瞬间就决定了。

我进了车间，等来了这个车间的负责人，告诉他我要走。听到这话，他们马上换了一副面孔，很温和地让我先搬个凳子，坐一会儿，等上级来。他们问我还能不能干别的（比如搬运药品之类），贴心地提醒我只能给我算3个小时工资（实际上我干了4个小时）。过了一会儿，他们的上级，一位女线长来了，语气温和地告诉我：这么晚了，已经没车回去了，劝我接着干。我坚定表示要走，她无可奈何，但是用关心的口吻告诉我：要走的话可以在更衣室里休息一晚上，这样比较暖和，等到早上有送临时工回马驹桥的车了，就一起回去。对我温和地说完这些后，她一转头，又对着车间亮起嗓门大喊：“还有不能干的吗，趁早走！跟他一样赶紧走，别在这里磨蹭！”

在药厂，从进入大门起，我便仿佛被扔进了一条滚滚奔涌的河流中，河流裹挟着我身不由己地向前，而河流两岸充满敌意的声音。药厂对生产效率有迫切需求，所以有紧锣密鼓的催促。但即使是对产量有要求，也完全无须对工人施加如此的高压。不可否认的是，药厂的某些监工完全是以催促和斥责为乐的。

正是这种严厉和具有侮辱性的监督和控制，使得劳动自身变得更加非人化了。劳动者在劳动中感受不到内在的满足和快乐，反而感受到劳动是一种受侮辱的、否定自身内在需要的行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常说的“异化”。

异化的劳动对人的负面影响，不仅停留于肉体，也停留于精神。离开药厂后的一个多星期，我依然感觉自己的精神状态没有从药厂流水线上脱离。无论我在商店闲逛，还是在食堂吃饭，都觉得自己仿佛混进了不属于我的地方，仿佛随时都会有人训斥、指责和大声催促我。看到每一个对我笑脸相迎的人，我都感到陌生或奇怪。在不经意的瞬间，我的大脑就会切换回那个充满责骂、吼叫声的冰冷的车间。其他临时工也有这种感觉。我曾和临时工们交流药厂的工作经历，不止一个人说自己干了半天就跑了，还有好几个人说干了一次就再也不想干第二次。也许正因如此，药厂这份肉体不累的工作才开了高价——这里带来的精神痛苦更加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