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寿一生吏隐，一身才情，以篆刻列名西泠八家，更以曼生壶名传后世。铁笔运方寸，他以英迈爽利的印风承浙派正脉；翰墨写胸臆，他以古雅奇崛的书风开金石新境。

陈鸿寿

一副行书联，落墨挥写“前身应是明月，几生修到梅花”，将墨香与文韵延续至今。此联今藏西泠印社，纵127厘米，横23厘米，历经近两百年沧桑仍墨色如新、神采焕然。联文清雅绝俗，书法刚柔相济，既是陈鸿寿行书艺术的精品之作，更是他一生人格理想与精神追求的生动写照。

陈鸿寿（1768—1822），字子恭，号曼生，又号种榆道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代书画篆刻家，为浙派篆刻承上启下的核心人物。

浓花淡柳钱唐

于篆刻一道，陈鸿寿远宗丁敬，近法蒋仁、黄易，深得浙派切刀精髓，却自出机杼。浙派传承到陈鸿寿手中，刀法更见豪迈跌宕，切刀为主、冲刀辅之，线条带着鲜明的锯齿质感与书写节奏，英迈爽利，全无局促之气。他与从兄陈豫钟并称“二陈”，同为浙派中期柱石：陈豫钟精工谨严，守正固本；陈鸿寿纵意取神，拓境开新，二者一工一写，共同撑起了浙派中期的格局。他最擅以疏密对比造境，常以大面积留红与紧密字群形成强烈视觉张力，深得“疏可走马，密不透风”之旨。他论印重“天趣”，追求不经意间见真淳，不肯斤斤于细碎雕琢，故其印作常有一挥而就的爽健气概。

在西泠八家的谱系中，陈鸿寿是关键的转折点。他将浙派程式从内敛的古雅，推向更具表现力的外放格局。魏锡曾《论印诗》评其印“一纵而一横，十荡更十决”，道尽刀笔间纵横跌宕的英爽气格。

与西泠八家多数前辈一样，陈鸿寿的艺术版图并不止于篆刻。金石是根脉，书画是延伸，他的书法以隶书与行楷最见功力。隶书取法汉碑摩崖，得力于《石门颂》《开通褒斜道刻石》，用笔劲健峭拔，波磔分明，金石气盎然，与篆刻的刀意、壶铭的笔势一脉相通。行楷则出入帖学，清劲灵动，随性挥洒间自见天趣，常见于他的画跋与壶铭，文气扑面。

陈鸿寿的行书最大特色是隶意盎然，行书中大量融入了隶书的笔法和趣味。他以二王《圣教序》为根基，兼取颜真卿的宽博圆融与黄庭坚的纵宕奇崛，再加入自己深厚的金石篆刻功底，形成了“爽健厉举”的独特面貌。

行书“前身几生”联

其行书“前身几生”联堪称这一风格的绝佳代表。此联字字珠玑，笔笔见性。上联“前身应是明月”，下笔如刀削斧凿，起笔方劲，行笔爽利；下联“几生修到梅花”，则笔势稍缓，线条圆转流畅，于刚劲之中透出几分秀逸。“梅”字紧凑凝练，“月”字空灵简约，形成了富有节奏感的视觉效果。墨色浓淡干湿变化自然，浓处如漆，淡处如烟，更增添了作品的层次感和韵味。观此联，如见其人，仿佛能看到这位“身在公门，心寄烟霞”的文人，于案牍劳形之余，手执茗壶，仰望明月，静赏梅花，在笔墨与茶香中寻得一片心灵的净土。

陈鸿寿并非终老市井的布衣文人，也不是不问世事的山林隐士。他以拔贡出身，早年游于阮元幕府，受一代文宗金石学风熏染，遍览幕中所藏金石拓本与彝器真迹，学养日深；后历署赣榆知县、溧阳知县，擢江南海防同知，为官有惠政，曾主持修治水利、赈济灾民，治事果决，深得百姓拥戴。

愿花长好月长圆人长寿

公务繁剧时，他常于案头随手勾画壶样，待巡访宜兴途中与杨彭年切磋打磨，把细碎的公余闲暇，都揉进了砂泥的形制里。仕途虽未显达，并未消磨他的意气；案牍劳形，也未曾减损他的艺心。他的“曼生”之号，寄寓着对长寿与安康的美好期许，更彰显了一种从容豁达的人生境界。他于政务之余以金石书画自遣，把文人雅趣活进了日常烟火。曼生壶虽成于文人与匠人的协作，多为士大夫阶层品茗雅玩，却并未脱离日用本位，真正实现了“器以载道”的文人理想。他交游广阔，与陈豫钟、郭麐、改琦等一时俊彦往来唱和，赏画论印，品茗题壶，是乾嘉之际江南艺坛的核心枢纽之一。

道光二年（1822），陈鸿寿卒于任上。历经百年岁月沉淀，除却传世篆刻与曼生古壶，陈鸿寿更为后世开辟出“艺无界，道不远人”的文人创作范式。他以一身才情打通了金石、书画与器用的界限，将文人风骨熔铸于方寸铁笔与砂泥壶器之中，成为乾嘉道时期一道永不褪色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