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离线流浪中国134天》 

杨淏/广东人民出版社 乐府文化/2026年6月

把手机放在家里，不带任何智能设备，出门走上一天……是不是光假想一下这场景，就已经开始心慌了？在《关机：离线流浪中国134天》的作者杨淏那里，这不是想象，而是持续134天、穿行68座城市的身体力行。

书中有许多既好笑又心酸的片段。在湖北省博物馆，因为没有预约码，他被保安拦在门外，最后是通过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人让他临时客串“陪护”才得以入场。在敦煌租车，唯一的租车行只能手机下单，即便线上提交的资料线下都看得到原件，但也毫无办法，最后杨淏不得不放弃自驾，被迫参加一日游旅行团。在连锁酒店预订房间，也是因为卡在手机下单这个环节，前台工作人员好心地把他介绍到附近的一家可以现场办理的酒店……如今，没有手机似乎寸步难行。

杨淏恰恰在这些“难行”中，找到了被算法过滤掉的真实。他不刷视频，于是有整块的时间默默观察下棋的老人、穿越无人区的河南小哥、绿皮火车上闲聊的列车员。他看到的不再是朋友圈里的九宫格美图，而是阳光在旧砖墙上慢慢移动的痕迹、埋藏在街巷里的人间烟火。时间在这趟旅行中变得很慢，慢到可以记住每一个帮助过他的陌生人的脸。

134天里，他不仅走过了68座城市，还写下22万字、拍下2T影像、读完40本书。这些在“在线”状态下很可能被碎片信息蚕食的时间，因为关机而被完整地赎回。这或许是对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最珍贵的启发：我们不必真的扔掉手机，但可以偶尔关机，抬起头看看对面坐着的人、听听窗外的风。

先读为快

整个旅程中，写信寄信是我唯一可以与外界进行联系的方法，这也是唯一可以让我的亲人朋友知晓我身处何处，并让他们放心的方式。我想恢复一种 “家书” 传统，通过书写传达我沉淀后的感情。我在旅途中把对他们的思念都用书法写成了信件邮寄出去，与他们隔离的过程使我更静下心来思考身边的关系。

我在武汉的邮政所寄信时，柜台人员在操作完所有步骤后却发现，整个邮局里面竟然找不到一张邮票。他们仅有一些集邮纪念册中夹有邮票，但是需要整套销售，并且价格远大于实际邮资。我说：“连邮票都没有的邮局，这还是邮局吗？”

工作人员苦笑着耸耸肩：“如果不是你今天要寄挂号信，我们都不知道这里竟然没有邮票”。类似的事情还出现在兰州、敦煌等地。他们有时惊呼没有邮票，有时发现没有信封。于是我只能被迫升级，在我寄出的信件里，有几封都是自带邮资的纪念款或珍藏版信封。

在新疆和田邮政所寄信时，负责我的工作人员发现自己根本不会寄挂号信，他好像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客户，也从未办理过这个业务。最终他请来邮局领导，老前辈手把手教给他处理挂号信的所有步骤，作为一位邮政工作人员，他第一次在邮局里使用邮票并贴在了邮件上。

在运城的邮政所中，我是出现在整个大楼里的唯一顾客。我把折叠好的信件递给业务员后，想打破一些无趣的沉寂，于是好奇地问她，“现在寄挂号信的人还多吗？”

“不多，你是这周第一个来寄的。”

“那其他都是什么人来寄信呢？”

“现在我们这儿寄信的一般都是监狱里的犯人，外面的家属和里面人联系好像只能寄挂号信。”

“啊…… 那没有什么普通人来吗？”

“一般人谁现在还寄这个啊？”业务员小姐瞄了我一眼，又转到了电脑显示器上。“哦，或者还有法院的人来，有时打官司的传票也寄挂号信。”

时空的错位可以让沟通变得急剧单一。网络内外的朋友，监狱内外的亲人，这不仅是方式的单一，也是语汇的单一。

但是单一并不意味着贫乏，相反它可以达到另一层面的丰富。我需要把各种分散的情感都汇聚到单一的管道之中，把所有零散的信息都组织到单一的框架之内。所以当我在书写信件的时候，不会像平日微信聊天时，想起哪句就说哪句，随时随地连续发送几十条。现在只有一次发送机会，而且这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发送信息的时刻。

当我出发之后的第三天，在运城的酒店里第一次打算给父母写信时，拿起毛笔的我却很久很久都不知要如何落笔起头。但是此刻我必须硬着头皮去思考，如何把支离破碎的感受聚拢到这几页纸面上。

收到信的人有什么反应我无法知晓。当我到达昆明时，我已决定好云南之后的第一站是四川攀枝花，所以我让昆明的酒店前台帮我预订好攀枝花的同品牌酒店，然后把那里的地址也写在了寄给父母的信件上，并表达期待可以在那里收到他们的书信。

类似的事情我做过多次，但是每一次当我抵达时，都没有任何收获。

在攀枝花我第一次收到父母寄来的信件。当时距我出行已经过去近两个月。我从来没有和身边的亲人失联过如此长的时间，当我在酒店前台拿到那张 A4 开本的大号信封时，父亲那熟悉的恣肆笔迹，像是活泼的舞蹈家在我眼前翩翩起舞。我等不及想要立马回到房间拆开信封。

整个旅程中，我总共寄出的信件大概有 40 封，而我在旅途中收到的信也有 5 封，这些信来自于四位不同的人，从 10 岁到 62 岁。每一封信的内容和信件纸张的质感都在我脑中历历在目。它们已成为我弥足珍贵的收藏品。

《草尖上的母亲》

余秀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6月

时隔八年，诗人余秀华的随笔新作《草尖上的母亲》于今年六月正式上市。这本书是她第一次集中笔墨写母亲，也写下自己生病的经历、父母与一大家人的日常纷争、横店一年四季的生活，还有这些年遇到的各种烦心事。

书里写尽一家人琐碎日常：父母相伴四十多年，吵了大半辈子，直到母亲查出癌症，两个人才慢慢放下争执，彼此体谅相伴，这段日子温暖又让人唏嘘。她家向来吵吵闹闹，母亲一辈子和父亲拌嘴、和婆婆闹别扭，吵归吵，一家人心里都惦记着彼此。母亲和奶奶都是嘴硬心软，平日里互相添置衣物、分担家务，却总免不了争执，年少时两人激烈争吵的模样，是余秀华很深的童年记忆。

不同于余秀华的第一部随笔集《无端欢喜》，《草尖上的母亲》每一篇都有比较明确的主题。同名随笔《草尖上的母亲》回忆母亲，以“我”人生的重要节点为线索展开叙述；《病隙随笔》记录病中生活的所思所感；《虽为草木人，但无草木心》是横店四季的生活片段；《我曾到过虚土村》是那段曾轰动一时的情感经历及自我反思，伴随着对自身残疾、爱情本质、生命意义的思考；《我的横店村，我的米海尔》则是兼具随笔与小说特质的私小说。

余秀华在新书分享活动中说，写父母一辈子只能写一篇，不会再写更多。在余秀华看来，诗歌的空间很大，充满跳跃，而随笔散文则让人把语言组织得更明晰，能把跳跃的过程连接起来。

先读为快

草尖上的母亲（节选）

初中毕业的暑假，我和父母到了北京，他们想找到好医院把我的病治好，将来能够“上大学”，那时候我对治疗这个病已经没有了幻想，其实父母也没有了幻想，他们不过是想做最后一次“无用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好让自己在以后的日子里安心一点。买不到坐票，我们在拥挤的过道上站了八个小时才补到坐票，从荆门到北京的绿皮火车要十七个小时，我们仨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我们多么渺小啊，如同三只苍蝇粘在这残缺的人世间。好在北京有我们村里的一户人家在做生意，我们去投他们家，心里多少有点底，有一根稻草能够抓在手里。

在北京军区家属区的一家豆腐房里，我们住了下来。从火车上下来，我差不多晕了一个星期，做梦的时候都感觉到天花板在旋转，父母让我休息了一天，然后就坐着地铁四处找医院了。那时候的地铁站还没有现在这么复杂，父母很快就熟悉了交通规则，每天拖着我到处找医院。他们找了四家最好的医院，都说我是先天性小脑神经失调，没有办法治，就算到了美国也是治不了的。我们感觉到丧气，我不止一次地幻想自己的病治好后活蹦乱跳的样子，父母也应该幻想过一个崭新的孩子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样子。沮丧过后应该是释然：我们都努力了，命运如此安排。

那时候的命运还是一片混沌，我不知道我是谁，父母也不知道前途是什么，他们不过想把自己的孩子治好，哪怕不能上大学，于生活也方便些。当所有的医院都确定无法治的时候，我的心是失落的，他们的心肯定也一样。不过，“能够治好”是一个大红包，我们没有翻到，就好像原本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没有到手一样，不存在失去的哀痛。好像经历了太多的失望和沮丧，这一次只是其中一次，父母“治不好，我们养她”的思想做靠山，所以不会有在最大的努力失败后败下阵来的感觉。老乡带我们去了天安门和中山公园两个景点，在天安门广场上有母亲留下的几张照片：她和父亲的，我们仨的，她单独一个人的。那时候她的头发蓬松地扎在后面，前面的刘海梳在一边，殷殷地笑着，怎么看都像是身体里储蓄了一个光源。

那时候的我剪的也是“日本头”，前面是齐刘海，后面整齐地剪到脖子那里，十七岁的少女还没有经历过感情的创伤，雪一般洁白地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阳光照得脸庞发烫。母亲也是大好年华，她第一次来北京，第一次站到了天安门广场上，像收获了人生额外的风景，那么满足！母亲笑起来的样子实在好看，满脸都是甜蜜，仿佛生活从来没有对她刻薄过：那一天她穿着白底蓝点的衬衫，灰色的裤子，后面的背景是毛主席像和国徽。这些照片保存到了现在，不知道放到了哪里，我想我大概没有认真地爱过这个女人，没有体味过她和我在一起四十年生命里淤积的寒凉。

一天半夜，母亲摩挲着我的双腿，把我弄醒了，这样的亲密接触我不习惯。现在想来，我这一生除了我儿子，与任何人的肢体接触我都是抗拒的。结婚之前和奶奶睡，结婚后和丈夫睡，我都尽量避开和他们的身体接触，我会感到不舒服和紧张。所以母亲的手刚刚抚摸我的双腿的时候，我就吓醒了，但是不敢动，怕伤了她的心。母亲喃喃地说：“治不好了，你会怪我吗？怪我把你生成这样？”怎么会怪呢？我一出生就是这样，世界在我眼里就是这样，我从来没有想到怪谁。我不做声，身体绷得紧紧的，母亲的手粗糙得很，摸在我身上如同一张打磨纸。记忆里，这是母亲唯一一次摩挲我的腿，那样的感觉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这是我们母女之间为数不多的一次亲密接触。

徒劳无功的我们回到了家里，我和弟弟都上了高中，分到了不同的学校，因为写字慢，我很多题目都没做完，作文也来不及写，好在我答一题对一题，几乎以百分百的正确率考上了高中。当高中录取通知书到达家里的时候，母亲紧紧地看着我：“我以为你做不到！你是怎么做到的？”看得出她喜忧参半，想来在她的安排里，我初中读完后就该回家了，虽然她对以后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但是她觉得我能够把初中读完就好了。我当然是要去上学的，母亲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她对我仿佛有一种额外的恩宠。我对我能否上高中也没有明确的希望，不过觉得人生在慢慢运行，总得要找些事情来做的。

……

高中，我的成绩下滑了。本来是天真无邪的年代却承受了说不清楚的压力，此刻想起来，那应该叫作生命的压力。也就是生命的特质，它会在生命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呈现，一直到这个生命的消失。或者，这也可以称之为一个人的性格：装在套子里的人，总是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忧虑，却又做不出任何改变。我的父母对我从来没有高一点的指望，他们只希望我能够比较顺利地过完这一生。到现在我发现人的愿望不能太低，越低它越不会满足你。高二期末考试的时候，父母到学校看我，说他们在家盘下了一个小杂货店，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就回家去开小杂货店。

他们把我的后路都找好了。这个小杂货店简直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我知道我肯定是考不上大学的，不管大学收不收我这样的残疾学生。于是我没有跟他们商量，一把火把课本烧了个一干二净，自己了断了自己再读书的愿望，我害怕自己反悔又回到学校里，所以这次是下了死心。我来读高中没有带着目标，它就无法鼓励我一直努力下去。我这一生都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却一直活得很用力，这是多么自相矛盾的一个人啊。一个人活成什么样子还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到现在我感到我是宇宙里一块混沌的物质，在太空里没有方向地漂泊着。而我的母亲，她却有清晰的方向：把我和弟弟培养成人，尽可能给我们提供好一点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