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气

于佳

读完这篇文章，我想起一个词：少年气。

少年气和年纪有关，又无关，说的是一股不管不顾的劲儿。

人这一辈子，谁没被生活绊住过？区别只在于，有的人就此躺平，有的人拍拍土站起来，咬咬牙接着往前走。这位老先生显然属于后者。

从割番薯藤的少年到放风筝的老人，他在农场垦荒、水上救人、抡斧劈柴、操持食堂、学电工当车间主任、搞素质教育带学生上山、当游泳教练教了四百多人、做风筝拿世界冠军——每一段都不算惊天动地，合在一起，却让人看见一个人是怎样兴兴头头，把普通的人生过得如此丰饶。

母亲当年嘱咐他，要做一个有文化、不向困难低头的农民。我想，他不但早已做到，并且还把平凡日子，一点点放飞成属于自己的万里长空。

去年杭城桂花飘香时，我带朋友去爬余杭的五郎山。五郎山东接大雄山，西连大观山，是现代年轻人喜欢攀登的郊野青山。

登上山顶，山下阡陌纵横，苕溪闪闪发光流向远方。朋友们齐声唱起了《勘探队员之歌》，这充满激情的旋律一下子把我拉回青春岁月。

我悄悄走出五郎亭外，放眼寻找山下农场旧址。六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瘦小青涩的少年郎，今天还在吗？

我是杭七中五九届初中毕业生。十六岁那年，响应国家号召，奔赴大观山农场，成为一名上山下乡的知青。

大观山农场地处瓶窑大观山、五郎山一带。为促进畜牧业发展，当时省有关部门和浙江农学院联合办场，定名为“浙江省大观山畜牧饲养试验场”。

儿时王纪仪（后排中间）和父亲（前排左一）母亲（前排左二）合影

出发前一晚，母亲嘱咐我，要做一个有文化、不向任何困难低头的农民。母亲是杭七中语文老师，她的叮嘱，我记了一辈子。

初到农场，第一份工作是割番薯藤，一畦畦割过去容易，但把成片番薯藤翻卷成堆，无论如何都翻不动。十六岁的学生娃身形瘦小，两条腿细得像麻杆，收工去食堂，累得两脚发飘，走路像踩棉花一样。

晚饭通常是三两米粥，根本吃不饱。即便如此，掘出的番薯堆积如山，也无人私拿一个以饱口腹。

农场半个月放一天假，我们把假期积攒起来回杭州。母亲喝菜粥省下口粮，让长身体的儿子，每次回来能饱餐一顿。

1961年春天，农场派我跟师傅去河边看管水草，这水草是养猪的饲料之一，最怕黑夜被盗，师傅和我吃住在船上，日夜不离水草。

师傅是游泳高手，水性极好，是农场公认的“浪里白条”。他耐心教我学游水，传统的蛙仰自蝶四式一教就会，姿势到位，动作漂亮。

为看管水草，师徒日夜守在船上

渐渐地，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师徒俩的水里功夫，像“水鬼”一样厉害，连偷水草的也少了。

春汛来临，苕溪上游常有竹排顺流而下。有当地农民求我乘竹排过来潜入水下，抽一根细竹，拿来做鱼叉竿。那日刚好师傅有事上岸，我想与四邻搞好关系，有利于水草安稳，便一口答应。

这天竹排顺流而来，我潜入水中借竹排向前之力，拉出一根细竹拖向岸边。农民接过小竹一溜小跑回家，捧个“十姐妹”小南瓜来谢我。

师傅回来听闻此事，黑着脸说，幸亏那竹排已至水势平缓之处，如飞流直冲劈头撞上，还要不要命？师傅又说，为根小竹赔条小命，你说值不值？我自知理亏低头不语。从此，再也不做鲁莽事了。

1963年秋发大水，苕溪山洪下泄，直逼北湖草荡，农场被白晃晃的滔天洪水所淹。水面漂浮着连片的油丝藤草，一些场员和村民被洪水围困。

我们十来个人抬着一条木船，从瓶窑吴家斗门下水，冲进水深流急的草荡去救人。我会摇船又会浮水，是救人主力队员。一叶扁舟，在一片汪洋中穿梭往返。顾不上北湖草荡是血吸虫疫区，我不断下水救出场员与老人，还有他们不舍分离的小猪猡。

最后轮到我爬上高坡时，脚骨一软，竟然跪倒在大堤上。一双脚被泥汤水泡得泛黄，胀大的脚指头活像一溜胖大海，鼓鼓囊囊肿得发亮。

年底农场“评功摆好”，我被评为“鸽宝山第一好”。

而后，我被调入果树队。垦荒地种桃树，劈砧木弄芽接，样样式式都要学。

我很满足，就想在果园里做一辈子园丁，做到走不动的那一天。

没想到农场一纸调令，又将我从果树队调到食堂做事务长。这一做，就把22岁至33岁这十一年的青春年华，留在了这里。

到食堂工作，首要之事，是解决燃料问题。我们烧不起煤，就想方设法用番薯藤与水草，与农民交换山上毛柴老树根。柴火源源不断而来，可是劈柴还要每斤一分钱，是笔不容小觑的开支。

我跑去七贤桥找打铁佬，五元钱打了一把劈柴大斧头，这把利斧重约十几斤，斧长三十厘米，斧柄有一米多长，抡斧劈柴虎虎生风， 从此天天赤膊抡斧，一有空就在大树底下劈柴。几年下来，几万斤柴爿垛成了山。我也练出一身“腱子肉”，自封“大观山劈柴大王”。

做烧饭佬，每天凌晨三四点必须起床，先去淘米，烧一大铁锅稀饭，再抓紧和面做馒头和炝饼。天没大亮，我挑副空箩筐一路快走，去七贤桥买菜。

每次买两大盆豆腐，要架在满满当当的箩筐上挑回去。为啥不能用推车？就怕嫩豆腐被小车颠簸成碎沫。挑上150多斤的担子，翻越银子岭。涔涔汗水湿透前胸后背，风霜雨雪迎面扑来，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向前挪。花开花落，寒往暑来，这条路我走了长长的十一年。

在食堂工作的那些年，我得了“三怕”，一怕凌晨的闹钟，二怕孩子的哭声，三怕老婆的怨声。睡觉被切成小段，甚至站着靠墙也能打呼噜，一个囫囵觉就是最奢侈的享受。

后来调出食堂多年，半夜还会惊醒，一迭声喊道，“糟了，糟了，睡过头了”，翻身下床，这才想起早已离职多年，长吁一口气，倒头再睡。

我们养猪腌菜自给自足。食堂饭菜花样翻新，还增添了水饺、锅贴、粽子和酒酿，既便宜又可口，我的手艺得到大家交口称赞。

每逢过年，食堂要宰四头自养肥猪，每个搭伙职工都能无偿分到一大块猪肉。我在一旁，看到大家喜从心来，有说不出的舒心，什么辛苦委屈，统统不值一提。

老王在食堂的手艺得到大家称赞

34岁那年，农场扩展急需干部，我被调到饲料加工车间做主任。车间里红红绿绿的指示灯闪烁不停，输送管道中气流与物料沙沙作响，看得我目瞪口呆，心里发怵。未知的专业知识带着压力呼啸扑来。

果然，半个月后粉碎机出了故障。我这里拍拍，那里敲敲，根本不知坏在哪里。车间里众目睽睽，工人等我发话，我窘得想一步逃出车间。

一个连电动机原理都不懂的人，如何领导现代化车间生产？

痛定思痛只有读书，这是唯一出路。

我报考的电子技术学校，夜校设在河坊街高银巷小学里面。

从大观山到高银巷小学有三十多公里的路。先骑车赶到瓶窑，放下脚踏车，换乘两次公交车，最后小跑一头冲进教室时，刚好赶进上课的铃声。上气不接下气的分秒必争，这一路上的奔波与今天所谓的“铁人三项”有得一拼。

十点钟回到母亲家，轻轻推门倒头便睡。第二天清晨四点半，我又摸黑出门，跌跌撞撞乘头班车赶回农场出工。

艰辛的求学之路，我曾无数次对自己说算了算了，不学一样过日子，但想起母亲的嘱咐，心里一沉，拿起书包又跨出了门。

风雨无阻三年路，我终于顺利毕业。由此走进机电自由王国，成为一个喉咙“咣响”的车间主任。

不过知识还是不够，后来我又读了中央农业广播学校，再考上杭州市职工业余大学。九年求学，耗尽了所有的业余时间，为以后走上不同工作岗位打下了基础。

后来，我还读了小众的“群众文化”专业，也是因为我担任了农场工会专职副主席。

我想着农场地广人稀，举办风筝比赛又不花钱，不如试试搞一次风筝大赛。

1985年，农场举办“迎风杯”风筝大赛，有十多个队，几十只风筝飞上蓝天。我做了一只立体彩色风筝，有一米长，像两个长方形灯笼连在一起飞天，博得观众们一阵欢呼鼓掌，得了第一名。

农场搞风筝比赛，引起市体委注意，派人来大观山找我谈今后规划。市体委决定以大观山农场为主体，组建杭州市风筝队。

杭州老话说，运气一到，门板挡不牢。1987年，农场队代表杭州参加省赛。比赛在长兴体训基地举行，我们以双龙戏珠造型取胜，两条巨龙空中相向戏珠，造型精美大气，观者欢声雷动。我自幼酷爱风筝，见识了五彩缤纷的风筝世界后，更是被风筝拽着不断往前冲，工作与兴趣爱好做到了和谐统一。

可是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千禧年来临，农场面临困境实行精兵简政，风筝只能先放一放。我被调到农场新办的大观山素质教育基地，担任培训部副经理。

我第一次接待叽叽喳喳的杭州小学生，有点紧张。好在农场人有智慧，共同编写许多与素质教育有关的教材，像《野外生存技巧》这一类的课程，就显得既有趣又实用。

带领学生上山“砍柴劈路”是第一课，翻过五郎山和银子岭，那些荆棘遍布的羊肠小道，是锻炼孩子们的大课堂。

一个小学生手执镰刀披荆斩棘，劈出五米长的小路已属艰难，全班四十人不断轮番接力，从五米到二百米，不断超越，非常鼓舞人心。

他们手拿镰刀骁勇无比，但以个人的势单力薄与团队的强大对比，孰强孰弱，高下立判。那一刻关于“团结就是力量”的领悟，在孩子们的欢笑中显得格外真切。

最经典的课，莫过于挖番薯与野炊搭配。几十号学生浩浩荡荡向丘陵进发，奋力挖出番薯，搭灶点火，在青烟袅袅中掀起锅盖，人人狼吞虎咽，待他们吃饱喝足，我讲起故事：明万历年间福建商人陈振龙，把番薯藤缠入缆绳之中，从吕宋岛偷偷带回中原。这株小小的番薯，此后数百年间救下饥荒里无数灾民。学生们脸上先有惊愕之色，继而心有所悟频频点头，我暗想，今天这锅番薯吃进心里去了。

素质教育很成功，师生离开后纷纷给我写信，“大关苑一小”学生王丽君，写信回忆我带她们在雨中毅行十五公里和山上埋锅造饭的情景。眼睛一眨二十多年过去，王丽君结婚成家后，年年带着孩子来看我，这份感情，早已超越了普通师生关系。

冬去春来，农场改制的消息不断传来，我自觉年岁渐长，该交班了，可这里的山山水水留了我一辈子，心里实在舍不得。

经农场同意，我在五郎山找到一块岩石，镌刻了“五郎山”三个大字，为杭州素质教育基地留下永远搬不走的念想。如今这块巨石已成为五郎山的知名地标。

2003年，农场改制，我转退养。44年的工作生涯到此戛然而止。

在农场工作时，我多次拿下余杭县游泳冠军，1964年杭州举办首届民兵横渡钱塘江游泳比赛，五百多名悍将中，我是妥妥第二名。如今人老了，功夫依旧还在。

退养那年，我不到59岁，精力充沛，当年游泳练就的童子功，又有了用武之地，当游泳教练补贴家用。

有朋友慕名来请我教他孩子学游泳，学了六天，小朋友从“旱鸭子”变成了“小鲤鱼”，深水区一口气哗哗游完五十米。新学员闻声而来，最小学员仅5岁，年龄最大的老中医76岁。

教蛙泳，我编口诀：“划手时候不动腿，收手以后慢收腿。先伸两臂再蹬腿，手脚伸直飘一会。”这个要诀背熟，游泳水平突飞猛进。

也有小朋友学游泳时哭鼻子，但很少很少。碰见这种情况，我先让他哭完，再耐心启发鼓励，我在水里寸步不离，先让孩子不怕水，有了信心就好办。我让孩子想象自己是一艘船浮在水上，再手脚并用划船向前，把呼吸节奏学好，小船就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来驱动前进。

在“映山红游泳训练营”，“营头”兼教练全由我一人独担。几年下来，我教会了四百多名学员。每逢学员结业，我在杭州游泳馆大门外，举行一个简单仪式，给学员发结业证书。路人好奇围观，不少人拍手热情鼓励。

有人问我，大伯，你年轻辰光，是哪个体育学院毕业的？我一时语塞，嘴巴上不说，心里却是思绪翻涌。我一生磕磕绊绊不少，每当迈过一道关卡，眼前就有一片亮堂。

2008年，北京奥运举办在即，“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激励了我。我想为庆祝北京奥运的召开做一只大风筝，以所有参赛国家和地区的旗帜为主图，两边加上五环标志和中国印，以主风筝牵引204面小风筝放飞蓝天。

从设计到完工，八个月里，几百人义务参与，图样几易其稿。2008年2月23日，“奥运”风筝终于完成，在杭州城北勾运路上试放成功。“奥运”风筝拉力重达100余公斤，仅是风筝线长就有1200米。苍穹下，五彩斑斓的“奥运”风筝迎风飞舞，放飞场面蔚为壮观，观看者心潮澎湃。

2008年4月，我们带上“奥运”风筝，出征第二十五届潍坊国际风筝会。“奥运”风筝属于分叉式风筝，由一只主风筝以单根风筝线牵引204只小风筝上天，每一只小风筝都要独立飞翔，它们之间不能互相缠绕，比赛现场仅协助放飞者就有上百人。

这一届风筝会下设多个赛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第四届世界风筝锦标赛，这是一项独立的国际锦标赛，共有三十五个国家参赛。

“奥运”风筝全部上天用了四十分钟，在天空停留二十分钟，完全符合比赛规则。我们的风筝是全场最长的，放飞和回收都很耗时。等到比赛结束，其他风筝都已经陆续收场，唯独我们的风筝还在天空翱翔。那一刻，全场所有人的目光、所有摄影镜头，都齐刷刷地望向天空，对准了那只风筝，一片欢呼声响起。

 

最终，我们在第二十五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上荣获第四届世界风筝锦标赛第一名。

山东归来，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我们立即与杭州慈善总会等几家单位联系，在西湖白堤上放飞“奥运”风筝举行义卖，支援汶川地震灾区。

那天义卖共筹得善款19821.05元。我始终记得一位中年农民工，他摸出前一晚发下的工资，元角分齐全，硬币还带着体温。他把钱全给了我们，没留名字，也没拿风筝，悄无声息地走了。

两年后，我因和风筝结缘，又随杭州民间老年文化交流代表团访问德国。在吕讷堡，我们放飞了蝴蝶风筝。

第二天，我的名字和照片登上了当地报纸，我向德国友人介绍了蝴蝶风筝的民间传说，因梁山伯与祝英台爱情故事让人感动，不分地域，他们拿起风筝也是万般喜欢。

这些年来，我常常梦回五郎山顶，梦里的我，还是那个青涩少年。好像，我在风筝的一端，母亲在风筝的另一端。绵长的风筝线不仅连着我与母亲，更时刻鞭策着我，纵使前路布满坎坷，也决不能向困难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