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支临时拉起来的队伍，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越城区人民法院院长蔡立刚一句话把时间线拉回到2017年，“那时候，坡塘村矛盾纠纷特别多，为了协助罗国海一起化解村里的各种纠纷，区人民法院与坡塘村开展了结对帮扶，也算是埋下了‘解纷团’的种子。”

2019年，依托与法院结对的底子，坡塘村里设立了一间“清心联合调解室”，并专门开设了村民热线；2021年，全省推行共享法庭，司法力量全面下沉到各个村社，2023年罗国海的个人调解工作室也正式落地，名气有了，周边村镇有难办的案子也来找他，一个人分身乏术，“也是这时候体会到了，只靠一两个能干的书记远远不够。”

“村社书记解纷团”的正式诞生，还要说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的直接指示。

2024年11月，张军到坡塘村调研“共享法庭”，与罗国海进行了长达40多分钟的交流，倾听这位基层村书记的乡土调解路子，当场提出，要把一个人的本事变成一群人的力量，整合优秀村社书记的力量，创新“枫桥经验”实践样本。

筹备一个月之后，2024年12月13日，由越城区委社工部、区司法局、区人民法院三部门牵头，正式成立了“村社书记解纷团”，并配套打造“越调越好”议事堂。首批聘任了罗国海、袁兴荣、王秋成、盛托亚等10位村社书记。

当时，对这支队伍的定义是：择优选择优秀在职、退休村社书记组成志愿调解队伍，打通基层自治与司法解纷渠道，贯穿诉前调解、案件会商、执行协助全流程，融合乡土人情与法律条文，专门处置拆迁、家事、不动产、邻里等疑难基层纠纷。

简言之，就是借助村社书记的力量，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用调解手段化解纠纷。

王秋成和社区工作人员及当事人勘察现场

“有了这支解纷团队伍，帮助可太大了！”蔡立刚感慨，“之前有个案子，楼上楼下邻居因为漏水纠纷反复开庭，官司打了数年，前后请了三家鉴定机构作各种责任鉴定，最后一个漏水成因鉴定费就需要花3万元，案子一直卡着，双方一见面就争吵，办案干警也束手无策，多次调解都毫无进展。”后来，蔡立刚想到了熟悉农村自建房、拆迁安置房构造的解纷团成员王秋成。

一个电话，王秋成就来了。

王秋成到了之后没有急着劝架，听了双方的阐述后跑到实地去看了一圈，找到了症结：“应该是楼下住户加装雨棚，施工时破坏了墙体，才导致雨水渗透，而不是楼上住户漏水。”情况一分析，剑拔弩张的双方就安静了下来。王秋成当场提出了整改方案，双方同意再次调解。

“事情谈妥已是傍晚，王书记主动跟我说，他有工具，也会干这个活，愿意免费上门帮助楼下住户修整雨棚。”这一刻，蔡立刚真切感受到了“村社书记解纷团”的独特价值：他们扎根乡土，熟悉民情，法官难以看透的民生难题，他们凭丰富的生活经验就能化解，而那股无私奉献的朴实热忱更是最宝贵的基层治理力量。

“村社书记解纷团”首批10名书记是蔡立刚带队一个个上门走访面谈选出来的，“我们考量的标准是：人品正、威望高、善解纷、有热情、有情怀！”

这些书记的热情，记者也是切身体会到了。书记们的日常解纷工作都排得很满，约了几次后，终于在越城区城南街道的会议室里见到了城南街道凤凰村党总支书记王秋成和南苑社区原党委书记盛托亚。

谈起调解纠纷的事情，两位书记个个眼里有光，连说话的语气也是上扬的。

60多岁的王秋成因为不会说普通话，刚开始话并不多，谈到具体的解纷事例，话匣子也打开了，越聊底气越足。采访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午，记者收到了他发来的信息：“我怕您绍兴话听不懂，我写了一点资料，您看看，行吗？”

一份3000多字的文档，总结了他调解矛盾的方法，附上了三个实际案例和心得体会，以及他对用调解方式化解矛盾的看法。

说实话，拿到这份资料有点意外又很感动，感动于这些村社书记的务实质朴，也感动于他们做事的认真和饱满的热情。就是这样一份工作态度，王秋成在任期内顺利完成城南街道凤凰村全村2860人的四期拆迁，为村民争取到215个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指标，在一件件实事中立起了威望。

调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常常一耗就是三四个小时，不仅没有报酬，有时候连饭也顾不上吃，但解纷团的书记们各有“爱上”这份工作的理由。

盛托亚在调解工伤赔偿纠纷

“有一件事现在想起来，心头依旧温热。”盛托亚说。那是一起工伤纠纷：足浴店的女工到厨房帮忙，用机器切菜，不慎切掉了一截手指。伤者提出18万元赔偿，但足浴店老板只肯出3万元，双方僵持不下。

“我看老板派来谈判的主管手部也有残疾，发现这一细节，调解时我没有直接谈赔偿，先轻声问起他手上伤疤的由来。他说起了当年因不懂维权，受伤后没拿到一分补偿，满心委屈无处诉说。我就顺着这份共情心和他谈心，主管听完红了眼眶，主动和老板沟通让步，几番来回拉锯，最终敲定11万元赔偿款。签字那一刻，两个手部都有了残缺的人含着眼泪拥抱了彼此，一起对着我和法庭法官深深鞠躬。”盛托亚回忆往事，眼眶湿润。

调解结束，盛托亚走出法庭，那名受伤女工快步追到马路边，拉着她不停道谢。“她说，她原本只想着能讨要几个月基本工资就不错了，没想到能拿到这么多补偿，拉着我谢了又谢。”那天傍晚，盛托亚走在路上心里满是踏实的幸福感，“我常说，调解不是和稀泥，而是给冷冰冰的法律条文裹上人情温度。看见矛盾双方放下对立，彼此体谅、和解，就是我做解纷工作最大的收获！”

加入“村社书记解纷团”一年多时间，灵芝街道高铁北站社区党委书记袁兴荣的工作笔记记了满满三本，“每一笔赔偿、每一则政策、每一条法律条文都得梳理透彻，以前调解全靠乡土情面，遇上大额经济、人身伤害类纠纷，拿捏不准尺度，现在有法院全程兜底，法官也会来陪同调解，现场以案释法，能学的太多了！”

“村社书记解纷团”由法院、司法局、社工委三方联合搭建平台，每名解纷团书记固定对接一名法庭庭长、一名法官助理，遇到拿不准的法律问题，可以随时咨询。不仅如此，法院还创设“调解实训营”，安排了年轻干警跟着书记们下村实践，学习和老百姓打交道的方法，书记跟着干警学法律专业知识。针对分家析产、房屋买卖、拆迁确权等复杂案子，法院还会邀请书记们一起会商，结合法条和本地乡土习俗，给出兼顾法律与民情的调解方案，也让书记们慢慢吃透各类案件的裁判逻辑。

袁兴荣（左四）与其他村社书记搭档调解

为什么“村社书记解纷团”能够越做越好，队伍越来越壮大，罗国海说，“因为这是对大家都好的事！”

“对老百姓来说，纠纷在调解工作室解决，不用跑法院、不用请律师，省时省力也省钱；对法院来说，原本他们在基层缺乏根脉，哪怕判了的案子，有时候执行也有难度，现在有了扎根乡土的村社书记作支撑就方便多了，就算没有调解成功的案子，村社书记前期也会完整梳理案情、理清双方诉求、固定关键线索，提前为法院审理铺好路；对村社书记来说，就更不用说了，专业水准提高了、底气足了，路子也拓宽了，村社书记更懂法了之后也会在村庄治理中将法治前置。”

罗国海介绍，他们现在不仅能处理本村的纠纷，村社书记联手之后，处理跨区域纠纷也得心应手，“只要一个电话，不同街道的书记都会联动配合，互通信息、分头做工作，打破了地域局限，大家不再单打独斗。”

罗国海（左三）在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会稽路的一处房屋内做现场调解。

让“专业人调专业事”，越城区人民法院根据解纷团书记们的各自特点及擅长调解的类型进行了梳理分配。同时，“越调越好”议事堂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到不同的街道，针对当地高发的纠纷集中调解，法院的法官，当地街道的书记、主任，还有解纷团的书记们碰头交流。解纷团书记们借此平台分享各自调解妙招，互相取长补短，互通办案思路，提升解纷水平。

如今，“村社书记解纷团”的做法已在绍兴全市范围内铺开，以首批106人的解纷团成员为枢纽节点，联动周边区域村社书记共同做实解纷工作，逐步将解纷团机制辐射至全市2000余名村社书记。

袁兴荣说，“调解从不是单纯讲道理，是用心化解心结。”

王秋成说，“调解核心不是分出对错胜负，而是重在消解怨气，修复邻里、家庭关系，实现长久和睦。”

“我更愿意称‘调解’为‘调和’，用情理法搓成的丝线修复社会关系。”罗国海说，调解这件事越做越有味道，他要一直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