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苔丛生处的“朋友圈”

寒白

富春江水日夜浩荡。

清朝桐庐人袁世经，因为惊诧于江边悬崖上的唐代篆书摩崖，他于“江水稍落时舣舟其下”，艰难地上山拓得几张拓片，好奇“不知当日何以摹刻”。这是1852年的一个秋日。

这片江边的悬崖，分布着十处唐大历年间（766-779）至民国初年的摩崖石刻。其中以唐大历八年（773）桐庐县令独孤勉等题名石刻为最早，距今1200多年。

从唐代时的“到此一游”题名，到宋代起内容逐渐丰富，增加游记心得、多人联游记录，古人以山石为笺，把一场场山水相逢，留在了天地间。

千百年后，一代一代的人踏山观石，看着古人鲜活的生活碎片，仿佛在绿苔丛生处翻阅他们的“朋友圈”。 

“想桐君山水，正睡雨，听淋浪。”

“桐君”，即桐君山，是桐庐的标志，是桐庐人的母亲山。

古籍记载，古时有人在桐树下结庐采药，以桐为姓氏，这座山便得名桐君，桐庐县名也由此而来。

桐君山，60多米高，位于富春江和分水江的交汇处，与桐庐老城区隔江而峙，没有名山大川的雄奇巍峨，却独占一江烟雨。其间的摩崖石刻，有的在山道一边，书体潇洒；有的则在悬崖陡壁，仪态万方，却又像一位早已抛却人间的隐士。

来桐君山拜访，最好是在清晨。

才到山脚，空气便像是刚刚“醒来”，只有草木拔节生长。沿着石阶向山上走，顺着香樟树望去，在叶浅予故居的白色墙壁一侧，这里有香樟、女贞等数十株古树，最年长的已有350岁，平均树龄已有130岁。

当如灰白缎带的富春江水渐入眼帘，在滨水栈道一侧的石壁上，率先与我相遇的是大唐县令刘文会：“县令刘文会、主簿李青霞、进士张季昌。贞元十六年七月二日。”

贞元十六年（800）的夏天，刘文会带着同僚、文士一同游览桐君山，在石壁上留下了同游之人的姓名与日期，字迹舒展有力。

刘文会偏爱桐庐的山水，留给此地的人文印记不止这一处。距离桐君山二十多公里的垂云通天河，原先名叫石佛洞，也是在他任职期间重新更名的。这座溶洞景致奇特，洞中清泉流淌，还能灌溉周边农田。后来当地百姓刻下“垂云古迹”四字，以此纪念这份山水机缘。

在桐君山，有一处更早的唐代摩崖石刻，也是出自唐代的桐庐县令，距今已有1250多年。

“殿中侍御史崔頩、桐庐县令独孤勉、尉李棁、前尉崔泌、崔浚、崔溆、崔沅。大历八年九月廿二日记，崔浚纂。”

这方石刻镌刻于唐代大历八年（773）九月，由当时的桐庐县令独孤勉等一众人登临留题，记录了完整的同游阵容。石刻上，同时出现了多位崔姓，让人不禁猜测他们的关系，是崔氏家族的兄弟吗？

晚清时，桐庐人袁世经也曾探究过这一问题。他在《新唐书》中找到了与石刻名字相同的记载：崔溆，官至温州刺史；崔泌，刑部员外郎。但袁世经在多方查证之后，在笔记里谨慎地写下：《新唐书》中的溆、泌，未必就是摩崖题名中的溆、泌。

崔氏是唐代的顶级门阀士族之一，然而，关于这多位在桐君山留下足迹的崔姓士人，史书却语焉不详，留给后人无尽的猜测和遐想。

有趣的是，相隔短短一月，同一处崖壁附近，众人再度集结重游，人员有微小的变化，并再次题刻留痕。

“桐庐县令独孤勉、前左金吾兵曹薛造、处士崔浚、崔溆、桐庐县尉程济。大历八年十月廿四日题。”

桐庐县令独孤勉，后官至定州刺史。独孤勉当时到桐庐为官，很像是一个过渡。其间好朋友千里迢迢地来桐庐看他，是常有的事。

由唐入宋，桐君山的文旅生活更为丰富，建桐君祠、修桐君塔，让桐君山成为当时富春江畔很重要的文人打卡地。

就在独孤勉的石刻旁，北宋的周宽之、苏才翁在不同的年份上了桐君山，也刻石到此一游。

“皇祐庚寅夏，苏才翁来观。”苏才翁即苏舜元（1006-1054)，是苏舜钦（1009-1049）的哥哥，是北宋初期的文学家、书法家。官至尚书度支员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苏舜元的本职工作，是“大宋提刑官”，与蔡襄等一众名士相交甚笃。

苏舜钦，因支持范仲淹改革遭倾陷，退居苏州，修建沧浪亭，而作《沧浪亭记》。如今，沧浪亭亭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是清代梁章钜集欧阳修、苏舜钦诗句而成。苏舜元当时得知弟弟被贬去苏州，从京城申请调任杭州，是为了能离弟弟近些，彼此慰藉。

北宋皇祐三年（1051），范仲淹将自己手书韩愈的《伯夷颂》送给苏舜元。苏舜元赋诗致谢，“法书遥逐使车还，嘉句新从相府颁。牢落二贤天地外，风流三绝古今间。”

想到其中的辗转和情谊，再来看这石壁上的“苏才翁来观”，这磊落简单的五个字，有一种云淡风轻的释然。

我们无法想知桐君山当日给苏舜元怎样的慰藉或是鼓舞。而如今的我们，与古人写在石头上的字相会，虽是各个时代有各自的气象，却也读出一见如故。

这片摩崖在寂寂深山里隐匿了千百年，直至清咸丰二年（1852），桐庐人袁世经乘舟至桐君山崖下，无意间发现这些唐宋石刻，惊讶于“不知当日何以摹刻”。

此时，这片悬崖已没有山路可以通达，是一处临江的绝壁。

袁世经，字艺圃，是晚清名臣袁昶（音：chǎng）的伯父。他放旷好饮，精通诗文。在《石屋山人集》里，他详细记录了此次“访古”经过：“悬崖陡壁，下瞰深渊，江水稍落时舣舟其下。”他等到江水退落之时，将小船停靠在崖下，抓着藤蔓攀爬上山，一点点剔除石壁上的青苔，才能勉强看清模糊的字迹。

对崖壁上的这些字，袁世经念念不忘。终于在某一天，他准备了拓纸和墨，上山艰难地拓得几张拓片。

袁昶，大概也会因此为伯父而自豪。袁昶出生于1846年，30岁中恩科进士，官至江宁布政使。在他22岁至32岁的日记中，数次写到桐君山，其中有两次是为“观唐人摩崖”。

《袁昶日记》记载了他于光绪三年（1877），约上好友，一同划着小船来到桐君山岩壁之下，寻访古人的石刻题名。崖间石刻大多被青苔侵蚀、字迹斑驳模糊，难以辨认。与他同行的子樗（音：chū）脱去鞋子，徒手攀着藤蔓，独自奋力爬上险壁，抄录下八十多个残存字迹。

峭壁上的摩崖石刻，在唐宋时期又是如何刻上字的？

1936年，金石学家余绍宋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在《桐君山题名摩崖跋》中，他分析，在唐末宋初，桐君山悬崖下并不是湍急的江水，应是一片沙滩，只有在平坦的沙滩上才能搭架子刻石，而后，因上游经常有洪水出现导致河道改变，沙滩被冲走，这才使得这些石刻临江而立。

唐代诗人谢灵运最早写到隐居富春江的严子陵。在《七里濑》中，诗中所志分明，他认为富春江与严子陵，如影随形。

“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

桐君山，可能是富春江“士的独立精神”的源头。公元1279年，南宋被元朝灭亡。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选择隐居山林，专于诗画。

元朝山水画四大家之一黄公望在画《富春山居图》，元代著名散曲作家张久可在为桐君山开山修路。

“嘉熙末季县令赵清卿凿山径三百丈，茅塞之至。后百年为至元己卯，四明张久可来□而辟之，人皆以为便。”

宋嘉熙年间，县令赵大人主持开凿了三百丈的山径，但后来因杂草丛生而荒废；元至元四年（1338），张久可第二次开凿山路，重修登山路径，让闭塞深山重归通达，远近之人皆受益良多。

与此同时，另一处崖壁题记，留存了张久可的登临踪迹：

“至元后戊寅九日，句章小山张久可来游，永、羽二子侍。五年己卯三月，燕山任元凯来。”

两处石刻，一为修路留痕，一为游赏纪事，完整定格了他与桐君山的缘分。张可久，一生仕途不得志，但他并未困于仕途失意，反倒修路惠及乡人。而他留存作品850余篇，亦是元代散曲作家中传世作品最有影响力的一位。

“潇洒桐庐郡，江山景物妍，问君君不语，指木是何年。

至元后己卯三月十一日，俞颐轩拉道友王口远、袁景升以记岁月。信都金九思二日来。”

1339年，元朝俞颐轩（1271-1348）写下这短短20个字的诗，让人们对桐庐心生向往。600多年过去了，因为桐君山，这一笔“潇洒”也总有新的气象。

在桐君山，现存摩崖石刻中面积最大的一处，为桐庐县令吴绅所书，吴绅曾于明嘉靖乙卯（1555）前后在桐庐任职。这处题刻位于桐君山南麓，从此处远眺富春江，细细的雨丝令人心旷神怡，一笔一画古朴雄浑，在此刻依旧蓬勃，让人觉得从前亲切，人间值得。

“古桐江山 莆田吴绅书。”

1979年，建筑学家陈从周游桐君山时，也为这些字字句句停下脚步：“石壁上的古人摩崖石刻，容我细心观赏，而风篁夹道，古木盘空，穿林闲望，所构成不同的景物，可真是画也画不出。”

就快离开桐君山时，又下起了雨，想起刚刚在合江亭边路过的题刻“避雨县”，有点想立即折身返回。我们总是匆匆，也许无法厘清一座山的全貌，但如果不是这些从历史中渐渐清晰的笔痕，如果不是这些以笔写心的字迹，一座桐君山又会少了多少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