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者

于佳

这个夏天，台风“美莎克”携特大暴雨席卷而来，广西贵港市覃塘区三里镇甘道水库水位猛涨。当山洪涌入，众人紧急撤离之际，水库管理员吕冠却转身冲向二楼——那里存放着他守护多年的水文资料。

这一转身，再无回音。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把水文数据发到了工作群里。

水文人，是水的翻译。他们把水的话语，译成水位、流速、雨量；译成防汛的警觉、水利的依据、航运的参照。钟伟明，一个人守着拱宸桥水文站，三十年如一日，存下200多公斤重的资料，是一个水文人为河流写下的城市日记。

水文人不写诗，但他们用身体感知江河的脉搏——雨量多一分，流速快一毫，水位高一寸，都刻进下意识的警觉中。这份坚守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躬身入局。正是这份单一，让他与江河之间建立起近乎知己的默契。

杭州，因水而秀，因水而兴。水赋予这座城市灵动的眉眼，亦托举起它的命脉。

谢谢这日夜不息的水，谢谢听水懂水的水文人！

我是做水文工作的，和水正式结缘，开始于1976年。

退休前，我是拱宸桥水文站负责人，每天早上8点，不论晴雨，都会在桥西直街21号南边的雨量观测场做水文观测。

拱宸桥水文站是国家基本水文站，始建于1920年，是浙江省最早的水文站之一。

诗人听雨观水是诗意的，水文人听雨观水是使命，这三十多平方米的观测场，是运河的“晴雨表”。我们记录的水位，测算的流速，为杭州市防汛抗旱及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江河数据支撑。

图为钟伟明在做水准测量

我在桐庐农村长大。从小喜欢水，最喜欢夏天时跑去溪里，捉泥鳅、网小鱼；渴了，拿一个竹筒，接山泉水，一口喝下去，清清凉凉的，明明身上还黏着汗，却因为这山泉水清爽起来。

那时我也没想过，往后大半辈子，会和水结上不一样的缘分。

1975年，桐庐高峰水文站要招一名年轻人，我17岁，懵懵懂懂，想着水文站不就是看水、测水、记录水量嘛。我从小泡在溪水里，自认这些和水打交道的工作难不倒我，信心满满地报了名，经过乡里推荐、组织审批，我幸运地被录用了。

1976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我也开始了“与水同行”的新一天。

当时，高峰水文站建在桐庐、浦江、诸暨、富阳四地交界的桐庐新合乡高峰村对岸，周边几乎没什么人家，离水文站最近的公交站都有20多里路。

初来乍到，水文站里只有我和杭州派来的师傅。师傅大概50多岁，腰板笔直，面容严肃，第一次见面，师傅问我：“水位观测会吗？流量测验会吗？”

我什么都不会，只好摇头，不敢去看师傅脸色，只听到他说：“没事，吃得起苦就好，边做边学。”

年轻时的钟伟明，身后的白色房子就是高峰水文站

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屋子外的江水一波波地流。这是我第一次认真地记住一条江的名字——壶源江。

壶源江是一条典型的“山溪性河流”，发源于天灵岩西麓，河道滩多流急。

我在这江水声里想了好多遍：明天和师傅学测水位，观测簿带了吗？铅笔带了吗？码表带了吗？想这些的时候我也突然想到：水，不再是我跳进去游泳，伸出手去捞鱼、摸泥鳅的水了。水，是我的“工作”了。

我跟着师傅学全套的“水文手艺”，从基础的学起，学原理，也学方法。学水位观测：怎么在混凝土桩的搪瓷水尺板上看白底蓝红数字的水位数据；学流量测验：怎么用流速仪、怎么打起点桩、怎么测断面，怎么按一张张表格算测点流速、垂线平均流速、断面流量。甚至，也学在暴雨来之前，怎么做才能最快地穿上雨衣和高筒雨胶鞋。  

一切对水的认知，好像又从零开始了。

那时候，我和壶源江像是连在一块儿的，每隔3小时观测一次雨量、水位；下雨天记录降水量；监测泥沙；取水样。我不是在壶源江上，就是在壶源江边，或者，就是在那个离江边50多米的水文站里。

我听着壶源江的水声拨算盘，根据不同的水位，用精测法、简测法算单点流速；也听着壶源江的水声，在油印观测本上记录数据，第一时间整编存档。多年以后，第一次在医院看到心电图，我的第一反应是：这纸上的心电图曲线，和我们水位仪记录纸可真像。

我在高峰水文站工作，也在高峰水文站生活。吃饭时，晚上睡觉前，闲下来的时候，我和师傅两个人聊的除了水，还有水文。师傅给我讲，为什么降雨量的日分界是8点而不是0点；说我们统计的一个个数据在抗洪、水利工程修建时都会派上大用场。

在高峰水文站工作的9年，“71812”这一组数字是我最常写、最常说的。这是我们高峰水文站的站号。

那时，每月的1号、11号、21号，8点观测完毕，我们都要向有关部门汇报水情、雨情，遇到特殊雨情时，还需要加报。

那时汇报，要打电话到邮电局，发一组“R电报”。电报分几组，每组5个数字。第一组数字是水文站站号；第二组是时间，代表观测日期、时间；后面跟着的组别是雨情、水情要素：雨量、水位、流量。电报里的第一组数字，不变的、近乎不经思考、脱口而出的——“71812”。  

每次说出这组数字，都像是写一封家书：“今天，我挺好的，吃了些什么，睡得也安稳。”我在水声里写着一封封家书，讲的都是“71812”——壶源江的阴晴涨落。

9年里，我慢慢摸清了水和江的脾性，知道了它春夏秋冬的样子，有时甚至能听着雨声去猜测它的水位。但我却一直害怕一件事。

那时，每年汛期前后（3月、11月）要定期维修、保养测流悬索滑轮。

“水文缆道”帮人们做事，它可以把测量仪器精准地送到河道指定位置，进行测速、采水样，但也需要人们检修。检修时，要在离江面十几米高的山两头拉上钢索，我坐在架在悬杆的一块木板上，师傅手动操作缆道控制器，我沿着钢索，从江的左岸到右岸，一圈检查下来，看看哪里不顺畅，要三四十分钟。

我恐高，直到现在，车行高架，我都不敢往下看，可我还是顺利完成了工作——在那块木板上，我紧紧盯着要上油的滑轮，坚决不往其他地方看，想着自己是在平地上一点一点往前。有时候，风一大，绳子和人一起晃起来，我一面紧张到发抖，一面告诉自己，不要怕，最坏的结果就是掉到河里，我会游泳，不要怕，没问题。

1985年，浙江省水利水电干部学校（水利职工中专）招生，两个财会班，一个陆地水文班，我想系统地学水文知识，报名参加了考试，顺利通过。我也从壶源江来到了钱塘江，开始在七甲渡口的三年脱产学习。

三年里，我们学专业的水文知识（水力学、工程制图、水文测验、资料整编等），也学数学、语文、英语等基础课。当以往工作的情景出现在教材里，成了理论、概念、实操图，感觉挺奇妙的。我喜欢把它们和工作联系起来，在书上做标记，遇见过的，画波浪线；第一次听说的，画直线。这两种线条也像是江河的水纹，是四季不同流速的波纹。

学习的三年过得很充实，我学着书里的水文，也骑着自行车，往杭州的山山水水跑。走在武林门、拱宸桥，我会习惯性地估摸运河的水位、在心里算算它的流速，有时候会想，这个时间段的这组“R电报”会是些什么数字。那时的我并没想到，自己和大运河的缘分很快就要开始了。

我在进修的时候，高峰水文站撤站了。

1988年，我完成3年学习，进了杭州拱宸桥水文站，当时站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师傅再带着我，我要独当一面，处理整个水文站的监测、整编、报送工作。

那时的拱宸桥和大运河，都不是现在的样子。说起拱宸桥，“哦，那地方蛮偏的”；大运河上来往着运煤的船，漂着生活垃圾，浑水伴着煤焦味、馊臭味，有一阵，水质污染到连“金虾儿”都活不了。

拱宸桥水文站，就在拱宸桥边，一间屋子，90.2平方米，除了隔出去的一间小卖部，就是我在杭州的“家”了。我在这里工作，也在这里吃住。一个人在这里监测各种水文要素、整理资料，处理水文站的工作；也一个人在这里吃饭、睡觉，读些有意思的书。

一年365天，我几乎每天都在水文站和大运河间来回。我一点点摸索大运河的脾性，不仅测报水位、雨量、流速，也用一只只的水样瓶装上大运河的水，添了试剂，骑一辆自行车送去梅花碑的省水文局水质科。

常年的水文工作，在我身上留下了痕迹，雨声是我的天然闹铃。特别是到了梅雨季、汛期，我常睡不踏实。听到雨打在雨棚上的声音，我就立马从床上起来，走去窗口看雨势：3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我们就要开始暴雨加报。

结婚后，也还是一样，365天、24小时随时待命。家里人说，我们是和暴雨天“反方向的人”。暴雨打下来，别人是赶着回家躲雨，我们是着急往外跑。雨衣、雨鞋穿上，手电筒一拿，就往雨里冲。身上被雨打得湿透，人像是被风推着蹚着水走，得把步子迈重了，才能保证自己不往前扑倒。蹲下来看水尺刻度的时候更要小心，蹲得要稳，视线要平、要迅速对好手电筒的光。

“胆大心细”，这是在暴雨天监测的四字诀，听着不难，但要做到也并不容易——要在规定时间里尽量避开雷暴；要快而准地迅速测好雨量、水位、流速；要第一时间回到工作站，把实时数据报给相关部门。雨下了多少，水涨了几公分，涨速快不快，有没有达到警戒水位、保证水位……这些数据，都是排涝的重要参考。这也是师傅以前常和我说的，我们是防汛的前哨、耳目，每一个数据都要紧，马虎不得。

整个汛期，我就这样在家和运河边两头跑，一次、两次、三次，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全程跟踪涨水过程。连轴转的时候，就特盼着一个大晴天，能踏踏实实地睡个好觉。

1990年，我的女儿出生了。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女儿更多地由妻子和岳父、岳母照顾。我很佩服我的妻子。结婚时，她是华侨饭店的客房部经理，不仅工作上是一把好手，也把家里照顾得很好。

有几次，我病得实在起不来，站里又没其他人，妻子就帮着我去监测水位。我问她，“你是什么时候学会这些的？”她说：“和你一块儿的时候，你提的都是这些。一起出门，你也会说，先去看看水位。这么多年，听了这么多，看了这么多，我这个徒弟也出师了。”

日子一天天过，女儿一点点长大。女大十八变。门前流过的大运河，也在变。进入新世纪后，杭州持续推进运河综合保护和水环境整治，截污、治污，清淤、活水——工业、生活污水统一截流，送到污水处理厂；清淤后，引入钱塘江活水置换。流过站前的运河水一点点清起来，运河边的树一点点绿起来，大运河在变，水文工作也在变。

2008年，原有水文站的一些设施、设备要更新、改造，整个水文站也需要重建，我们得找个地方做临时过渡的水文站。

说是临时过渡，但地方并不好找，要在原有水文站差不多的地方，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又要方便监测。我在合适建站的地方一遍遍地跑、一家家地看、一个个地问，终于找到了原水文站对岸的一个地方，作为临时站观测水位、雨量。因为临时过渡，也没添什么设备，我又回到了二三十年前的“人工手作”阶段。

那一年过得挺不容易，要“纯人工”监测数据，要负责新水文站的建立。

好在一年以后，2009年4月，拱宸桥水文站在原址上新建成功，新的通讯监测设施、网络化的新设备，让这一年多的辛苦都没白费，也让各种工作都更方便起来。

我一点一点认识我的这些水文“新朋友”，一点点地去学怎么用这些新工具。几十年来，从算盘到计算器、电脑、云平台；从R电报到4G/5G无线专网与北斗卫星双通信链路；从机械流速仪到ADCP（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雷达、无人船，我就像刚开始进水文站时，师傅说的那样“边做边学”，一直做、一直学。

2013年，大运河申遗工作到了冲刺阶段，拱宸桥水文站在原有的功能外，又加开了水文水资源科普展厅，在运河边，和刀剪剑、伞、扇、工艺美术四大博物馆一起，成了对外展示的窗口。我开始兼任这个展厅的管理工作。

以前我每天对着的是水、是仪器、是数据，一天也讲不了几句话。现在我开始要每天面对人，要讲解，“讲话”成了我的主要工作。我很担心，特别怕自己的口音影响了讲解。

第一次讲解前，我把资料都打印下来，正反两面、厚厚一沓，花了整整一个多礼拜时间，看了背，背了看，不停纠正，问家里人：“能听懂吗？”“清楚吗？”

等到了真正讲解的时候，一开始，我还想着资料上的一个个字，但说到我们水文工作怎么做，水文工作有什么用，我的话好像就多起来、密起来，完全不用去想我背的那些内容，脑子里都是这几十年来我工作时的场景。一个个画面出现，我也话跟着话，很自然地说出来。没想到，这么自自然然地说，大家都挺喜欢。

现在，一年差不多有两三万人来参观。我接待过不少领导，也给很多中小学生做过科普。给孩子们讲解的时候，他们会问我很多问题，我很开心，能引发他们对水文世界的兴趣。

2019年，我成了杭州市林业水利局工龄最长的人，工龄43年。局里给我发了三十年贡献奖牌。回想这30年，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很大的贡献，只是一直在做水文这一件事，和很多人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努力做好自己的事。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到了退休年龄。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这30年累积的拱宸桥水文资料有十几大箱，200多公斤。在平时，是不会留意这些的，只是很平常地登记水位、登记雨量、测算流速……

看到这200多公斤的资料时，我自己也有些愣住了，像是从这些资料里，看到了一些因“日积月累”而生的重量。

2020年，拱宸桥水文站设立一百周年。我们和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五省市、创设逾百年的十三座水文站代表，共同种下一棵罗汉松，大家分别从当地运河段取来运河水，以此见证“京杭大运河百年水文联盟”的成立。

这棵树正对着大运河，南北各方的运河水在它脚下交汇，它一点点绿起来，也一寸寸长高。我常去看这棵树，更常去看大运河。

大运河水悠悠，无止境地向前，流过了千年，也流过了我生命中最长的一段，与水同行，何其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