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走投无路/身后狼群围追堵截/我像受惊的麋鹿一头撞进了工地/夜深人静时/我会对着皎洁的月光发呆/我粗糙的外表下/依旧有一颗向往青青草原的心”

1968年，洪信明生在临安於潜镇千茂村。早年他在老家做过木工、当过机械厂学徒，二十出头跟着亲戚去昆明螺蛳湾商贸城做皮鞋批发生意，凭着实诚肯熬的性子，十年里攒下二十多万元家底。

后来因为听说商贸城要拆，洪信明回临安办起水晶加工厂，又跑去安徽开窗帘店，几番折腾下来生意全打了水漂，2012年反倒背上二十多万元债。走投无路时经朋友搭手，他咬咬牙扎进了漫天尘土的工地，从风光的“洪老板”变成了一个手攥电钻的建筑水电工，赚一点钱还一点债。习惯用文字记录生活的洪信明写下：“我像受惊的麋鹿一头撞进了工地”。

在工地上的头几年洪信明做的最多的是切槽。预埋电线时要先在墙体上割出一道道笔直的槽线，这是水电工们最不愿碰的活：出活慢、枯燥、粉尘大、手长期保持一个姿势酸到发麻。

但老实的洪信明从不拒绝，入工地头一年，几乎承包了所有切槽工作。电钻尖粝地“滋滋”作响，机身高频地上下扭动，“总觉得它随时会挣脱手飞向自己的身体”，40多岁才“入行”的洪信明每次开工前，都要默默做一番心理建设。

“你裤子上怎么有血点？”有一天，亲戚来看他，突然叫了起来。洪信明这才意识到夜里成宿地咳嗽、喘不过气，可能是身体出了毛病。他被确诊为严重哮喘。

“那时候不知道一只手割槽，另一只手也不能闲，要喷水，这样粉尘就不会那么大了。” 他没有跟工地上任何人讲，还是照常出工，只是那一年里，老板发现他总是隔三岔五要请假。

洪信明辗转在杭州各个医院看病，拮据时问亲朋好友借钱、一天只吃一两个馒头。最熬不住的日子里，写诗成了他的精神出口：“和空调外机一样/我们悬挂在城市边缘/我与春天/相隔一道墙”。

有人告诉洪信明临安区图书馆能免费借书、有自习场地，他一下子就亮了眼睛。从那以后，只要一收工，他就冲回出租屋洗去满身灰尘，在快餐店用最快速度吃完晚饭，争分夺秒扎进图书馆，看书、做笔记、写诗、写散文。慢慢地，病情控制住了，日子又亮堂起来，就像他写的：“我粗糙的外表下/依旧有一颗向往青青草原的心。”

“杂草中的那朵花真好看/听到这样的赞美/我暗自侥幸/要是长在开满鲜花的花圃里/我一定得不到这样的赞美”

洪信明永远不会忘记今年三月的那通电话。“说让我去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是遇到诈骗了！”他笑着回忆，直到反复核实好几遍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向老板请了假：6天——干工地以来最长的一次假。

3月25日，来自全国各地的35位新大众文艺代表齐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洪信明是唯一一位浙江代表。活动现场，他见到了和自己一样来自社会底层的文学爱好者，大家分享创作故事、交流写作心得，格外有共鸣；他聆听了莫言老师等文学名家的讲课，得到了莫言的亲笔签名书，满心滚烫。

洪信明太激动了，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广场看国旗飘；第一次跟只在书封上见过的作家坐一桌聊天。那6天里，不太发私人动态的他一口气发了36条朋友圈。

洪信明觉得这时代太好了，他写道：“我暗自侥幸，要是长在开满鲜花的花圃里，我一定得不到这样的赞美”。洪信明把自己的文字能够慢慢被人看见归因于“从工地里泡出来的诚恳和字里行间沾着泥土”。更重要的是,他的写作恰逢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时代契机：“这就像脚下垫了块跳板，平日里拼尽全力蹦，也蹦不了这么高，可借着这股时代的力量，我跳到了原先想都不敢想的地方。”

有人问他成功的方法，洪信明挂在嘴边最多的就是：“我遇到的好人、贵人实在太多了。”

“高中时，是语文老师挖掘了我的写诗潜能。”洪信明回忆，老师为了鼓励他，四处托人借来《诗探索》《星星》杂志，带着他跑去找临安当地报社的编辑请教，他的第一首小诗就印在了报社的副刊版面上；

生意遇挫后，妻子走了，女儿成了留守儿童，高中班主任知道了他的境遇，跑前跑后帮着落实了女儿在临安城区的入学名额，父女才得以团聚；

写作困顿期，他的老乡，也是临安区的作协主席季淼慧给了他很多建议：“诗要有诗意的提炼，只有拓展自己的视野，打开自己的心胸，才能把生活与诗意结合起来。”

还有工地老板和工友们。这十来年里，洪信明为了学习和参加文学活动，是工地上请假最多的人，虽然很多时候工友们看不懂他的诗，但总是无条件支持、配合，他们憨厚地笑着说：“工地上有个这样的读书人，我们觉得光荣。”

最让洪信明感动的是去年（2025年），他把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了，手里已经积攒了几百首小诗，他想出一本真正的诗集，但数万元的费用对他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小数目。

想来想去，洪信明在几个亲朋好友微信群里发出了自己想借钱出书的想法，没想到一个个电话涌进来全部都是支持的：“要多少你说，还钱不急。”少的2千元，多的5千元，一天时间就凑了6万元。诗集《我与春天，相隔一道墙》出版后，临安当地的文化名人老残非常感动，不遗余力帮着吆喝。还有一位在北京文工团的临安女歌唱家知道了，主动帮洪信明在直播间宣传出售，900多本诗集到目前已经售出600多本。

说了这么多“贵人”，洪信明却漏了最重要的一个——他自己。直到51岁时，为了适应投稿需要才用上第一部智能手机的洪信明没有放弃一件事：攒钱买书、挤时间啃书、报各种自己能承受得起的文学学习班，并且坚持写作。

2020年，洪信明开始陆续发表诗歌和散文；2021年加入杭州临安区作协；之后几年里，他的作品一步步登上了《诗歌月刊》《人民日报》等平台，还拿到了杭州市职工原创诗歌大赛一等奖。

夏天对所有建筑工人来说都是最难熬的。从5月开始到8月，工人们已经用完了3箱藿香正气水和2箱人丹。

旁人熬得直咧嘴，洪信明反倒因为这份热爱转移了痛苦，他说“苦难是文学的养分，越熬越能长出鲜活的句子‌”，他在诗里把这个感受写了下来：

有时是在干活当中/一个词语突然就蹿到你的眼前/这时你得像安抚一只乖巧的兔子/摸摸它亲亲它/让它暂时在你的心窝趴着/待到收工/再慢慢给它营造舒适的小窝 

当然他也会调侃式抱怨：

在负二层/蚊子们轮番向我发起进攻/在蚊子眼中我拍出的巴掌/无疑就是压顶的泰山/是老天爷劈头盖脸的闪电/在老天爷眼中/我一定也是没有声音的蚊子/我得时时提防命运的巴掌

洪信明很心疼他的工友们以及和他一样在平凡岗位上默默打拼的群体。他的工友一年到头不舍得请一次假，几乎没出过远门——虽然他自己除了年轻时在昆明打拼，最远的也就是上次的北京之行。他记录下他们:

高峰姓蒋/草字头的小将/在我们水电工的群体/以勇猛敢干而著称/上初中的女儿/留守在家年迈的母亲/工余的时候/他时不时地拿这些话头炫耀/就像在炫耀一件刀枪不入的铠甲/疲劳大举入侵的时候/他总能顽强地站起来/手握电镐切割机/陷入又一场新的厮杀

高峰和洪信明提起过好几次，想带女儿去西藏玩一趟。洪信明把这首诗收录在了诗集《工友情》这个篇章里拿给高峰看，高峰念完特别高兴，说这辈子竟然还能“上书”。今年年初，一场重病，高峰走了，他的形象却被永远留在了洪信明的书里。

有一次洪信明在小区门口一家面馆吃面，无意中听说面店老板竟然是当年杭州第一批被派往新疆驻守喀喇昆仑山的退役边防战士，讲起雪山里的风、界碑上的冰，这个在烟火里熬了半辈子的中年人红了眼，洪信明的心也像被什么攥住了。事后他折回来找老板，说：“我要替你们把故事留住”。往后的日子，他挤时间找老兵采访，省吃俭用买下几十本资料啃到深夜，就怕笔下的文字轻了、虚了。

北京回来后，洪信明依旧是清晨5点多起床，简单早餐后赶往工地，预埋管线、切割墙体，在粉尘与轰鸣中开启一天劳作；依旧是下班后，快速扒拉两口快餐，就直奔临安区图书馆，直到闭馆才离开。

位于青山湖畔的‌青山湖国际科创中心‌项目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洪信明和他的工友们也将奔赴下一个工地。他爬上天台，拿下防尘面罩，露出一张比同龄人苍老许多的脸远眺湖面，仰望那栋直戳天际的高楼。‌199.95‌米，这将是临安第一高楼，洪信明很自豪，这是他和工友们亲手“养大”的孩子，城市的天际线里，嵌着他们一锤一钻砸进去的汗水。

站在天台上吹着湖风，他也会想起自己的文学梦，但转头看见脚边摊开的笔记本，又觉得没什么可纠结的。他干了半辈子水电，最懂一个道理：高楼要一层一层往上搭，诗要一行一行往下写，只要脚下的生活还在往前跑，就永远有新的句子从尘土里长出来。就像他名字里那两个字——“信明”，永远相信明天。

洪信明作为常年在工地劳作的水电工，曾一度因农民工身份自卑，把自己视作城市的“局外人”。然而，他用诗歌为自己搭建起精神庇护所，让那些藏在钢筋水泥里的感动、浸在汗水中的故事，最终在文字里长出属于自己的春天。

在浙江，“水电工诗人”“外卖诗人”“菜场作家”“乡村理发师作家”……越来越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把精神养分递到了工地脚手架下、外卖车筐边、菜场摊位旁、乡村理发铺里，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新大众文艺”创作者频频出圈。文艺的门槛不再是晦涩的技巧，而是生活的本身。

这正是新大众文艺最动人的底色：英雄不问出处，只关乎一个人是否愿意把自己活过的日子、见过的面孔、心底的波澜，一字一句表达出来，打开更丰盈的精神世界。就像洪信明写的：“有建筑的地方，就有我们水电工人的身影 ，每一个建筑上都可以产生诗意。”

创作和记录是每天收工后犒劳自己的小仪式——不用写得多么华丽，不用盼着多大名气，只是为了对忙碌一天的自己说一句：辛苦了，爱你老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