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副刊·悦读 | 讲了近三千年的《奥德赛》还没有终点

杭州日报 2026-08-30 07:00:00 6493阅
文/雷米

书里书外

随着电影《奥德赛》的上映,这个关于“回家”的古老故事再次回到公众视野。三千年前,一场持续十年的特洛伊战争结束后,伊萨卡国王奥德修斯踏上归途,却又在海上漂泊了十年。他遇见独眼巨人、女巫和塞壬,在风暴与海难中失去所有同伴,一次次面对可以让他停下脚步的诱惑。但无论走得多远,他始终惦记着同一件事:回家。

这就是《奥德赛》,一部只有24卷的古老史诗,却由此写下了西方文化中最漫长的一次“归途”。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奥德修斯并没有真正抵达终点。他进入维吉尔、但丁、丁尼生和乔伊斯的作品,进入电影和流行文化,甚至进入日常语言。

一个古希腊英雄寻找故乡的故事,就这样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重新讲述中,开始了属于它自己的漫长漂流。

 

著名的“荷马问题”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通常被认为是荷马,但有关荷马本人的信息,却远没有他的作品那么清晰。传统上,他被描述为公元前8世纪前后生活在爱奥尼亚地区的一位吟游盲诗人;真正可靠的史料却少之又少,以至于后世连“荷马究竟是不是一个具体的人”都产生了疑问。

在那个年代,史诗首先是一种被吟唱出来的文学。吟游诗人在长期的口头传播中,借助固定的韵律、程式化的词组和世代流传的故事进行表演和创作。“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灰眼睛的雅典娜”这类反复出现的称谓,就与这种创作方式密切相关。

这个问题真正成为现代学术争论是在1795年。德国古典学者沃尔夫出版《荷马序论》,大胆提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也许并不是一位诗人一次完成的作品,而是在漫长的口头传唱中逐渐形成,后来才被整理成今天的样子。此书一出,“荷马究竟是谁”“两部史诗究竟怎样诞生”也成为延续至今的“荷马问题”。

这个问题至今仍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今天学界比较确定的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建立在漫长的古希腊口头史诗传统之上,大量故事、人物、固定称谓和诗歌语言在荷马之前已经流传了很久。至于我们今天看到的两部史诗,最终在多大程度上出自一位诗人的创造,又经历了怎样的整理和定型,仍有不同看法。

也正因为如此,《奥德赛》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本安静地躺在纸上的书。它是被人唱出来、听进去,再一代代重新讲述的故事。近三千年后,我们仍在不断改写奥德修斯的故事,这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它古老的生命。

 

当《奥德赛》变成日常语言

时代不断改变,人类却仍然需要一些古老的故事,替那些反复出现的人生处境命名。《奥德赛》中的固定称谓、人物和故事,也就这样离开了史诗本身,进入了日常语言。

最典型的当然是它的名字。今天在英语中,“odyssey”早已不只指荷马的史诗,也成为一个从19世纪后期开始使用的普通名词,用来形容漫长、曲折并且充满变化的旅程。它既可以是一场真正的旅行,也可以是一段精神探索、人生经历甚至自我发现的过程。

另一个今天更加常用的词是“mentor”。在现代英语中,mentor已经是“导师”“指导者”的普通称呼,学校、职场、创业领域都在使用。它最早是一个人的名字,奥德修斯离开伊萨卡参加特洛伊战争之前,将家人与儿子忒勒玛科斯托付给好友门托尔。后来,女神雅典娜也曾化身为门托尔,引导年轻的忒勒玛科斯寻找父亲的消息。

1699年,法国作家费奈隆出版《忒勒马科斯历险记》,借用了《奥德赛》中的人物继续讲述故事。在这部当时影响极大的作品里,门托尔作为智慧引路人的角色得到显著强化。此后,这个人名才逐渐在法语中获得“导师”的一般意义,并进一步进入英语。

《奥德赛》中,塞壬以无法抗拒的歌声吸引航海者,让他们驶向死亡。除了汽笛、警报等直接含义外,现在“赛壬之歌(siren song)”这个词,已经可以泛指一种极具吸引力,却可能使人作出危险或者错误选择的诱惑。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的标志取自塞壬的造型,借用海妖以歌声吸引水手的古老意象,象征咖啡令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还有一个几乎已经完全脱离古希腊史诗、进入现代语言的词:特洛伊木马 (Trojan horse)。特洛伊战争最后阶段,希腊人制造了一匹巨大的木马,将奥德修斯等战士藏在其中,随后佯装撤退。特洛伊人把木马拖入城中,夜里希腊士兵从木马腹中钻出,打开城门,城外军队随即返回,特洛伊由此陷落。

后来,特洛伊木马成为一个比喻,指把危险隐藏在看似无害的外表之下。现在,网络安全领域所说的“木马程序”,正源于这个比喻。这些程序表面上像正常甚至有用的软件,内部却隐藏恶意功能,运行后可能窃取数据、打开后门或执行未经授权的操作。

每个时代都在重塑奥德修斯

 《奥德赛》的影响远不止几个进入词典的单词,它提供了一套西方文学不断使用的叙事原型:一个人离开家乡,进入陌生世界,经历诱惑、危险和身份变化,最终面对“我要去哪里”“我是谁”“哪里才是家”这些问题。

两千多年来,每一个时代都在重新塑造自己的奥德修斯。最早完成这种大规模“改写”的,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

公元前1世纪,维吉尔创作了12卷的《埃涅阿斯纪》,主人公埃涅阿斯同样从特洛伊战争的废墟中出发,在地中海漂泊,经历风暴、爱情、死亡与战争,最终抵达意大利建立拉维尼乌姆城。《奥德赛》中的归乡故事,这样被维吉尔改造成了罗马的起源故事。

到了中世纪,在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二十六歌中,尤利西斯(这是奥德修斯从希腊语进入拉丁语后形成并被欧洲文学广泛使用的名字)无法安心留在家中。他再次召集昔日的伙伴出海,为的是继续探索从未见过的世界。最终,船只越过人类被允许抵达的界限,在大海中沉没。

1833年,英国诗人丁尼生写成诗作《尤利西斯》。这一次,奥德修斯已经回到伊萨卡,重新成为国王,妻子佩涅洛佩仍在身边,儿子忒勒玛科斯也已经长大。他却发现自己无法重新习惯平静的生活,开始怀念航海、战争和陌生的土地,觉得生命不应该在炉火和王座边慢慢耗尽。于是,他准备把治理伊萨卡的责任交给儿子,再次召集昔日伙伴驶向大海。

丁尼生在书中写下的那句“奋斗、探索、寻求,而不屈服”,也让尤利西斯成为19世纪一种不断探索、拒绝停下的精神象征。

从荷马到但丁,再到丁尼生,故事发生了变化:最初的奥德修斯用了十年寻找回家的路,后来的奥德修斯却一次又一次离开家。

1922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出版。他把一个跨越十年的英雄旅程,压缩到了1904年6月16日这一天;把广阔的地中海,换成了爱尔兰都柏林的街道;奥德修斯变成了利奥波德·布卢姆,一个生活在都柏林的普通广告业务员。一位古代国王十年的漂泊,被重新写成了一个现代城市居民一天的漫游。

《尤利西斯》把小说的重心进一步推进到人的意识内部。全书不断变换叙述方式,使用内心独白、戏仿、意识流、新闻语言、戏剧脚本等不同形式,甚至让不同历史时期的英语文体在同一部小说中轮番出现。

T. S.艾略特后来评论《尤利西斯》时,把乔伊斯借用《奥德赛》组织现代生活的方式称为“神话方法”,认为这种方法能够为现代世界杂乱、破碎的经验赋予结构。这可能是《奥德赛》对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一次影响。

当奥德修斯开始说中文

 荷马写的是一个人如何寻找回家的路,这本书自己却始终在远行。每进入一种新的语言,它都会获得一次新的生命,也会找到一个新的伊萨卡。

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傅东华翻译的《奥德赛》。这是目前可考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此后近百年间,杨宪益、王焕生、陈中梅等译者又先后重新翻译这部史诗。

四位译者面对的是同一个几乎无法回避的翻译难题:一部原本用于吟诵、拥有特殊格律和大量程式化表达的古希腊史诗,到了中文里,究竟应该怎样说话?

他们给出的解题思路各不相同,于是我们也拥有了四个气质颇不相同的中文世界“奥德修斯”——傅东华版古雅而具有翻译史意味,杨宪益版简洁流畅、重在故事,王焕生版更强调忠实于原诗的结构与诗体,陈中梅版则以大量注释见长。

傅东华的《奥德赛》并非直接从古希腊文翻译,而是通过英语译本转译,并尝试用中国传统诗文的语言和韵律重新塑造荷马史诗。古典汉语、四字句、骈散结合的表达大量进入译文,使这部古希腊史诗带上了特殊的中国古典文学气息。

杨宪益将书名译为《奥德修纪》,他的版本依据古希腊文翻译,同时参照英译,最突出的特点是采用散文体。杨宪益没有强行在中文中模拟古希腊史诗的格律,更重视故事、语义和叙述节奏,因此读起来相对晓畅。如果第一次接触《奥德赛》,希望先把这个两千多年前的故事完整、顺畅地读下来,这是一个门槛很低的版本。

王焕生直接从古希腊文翻译,采用诗体,尽可能保存原诗的分卷、行次、固定修辞和史诗语言。201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希腊语、汉语对照修订本,更可以直接对应古希腊原文。这个版本适合那些希望真正把《奥德赛》作为一部经典长期阅读,甚至以后还会回来查阅的人。

陈中梅的译本同样采用诗体,但它的突出特点是“译”与“注”并重。2022年译林出版社推出修订译本,配有大量关于神话谱系、人名、地名、礼仪、宗教和古希腊社会背景的注释。读《奥德赛》很容易被不断出现的神名、人物和复杂关系弄得迷失方向,这个版本恰恰提供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导航系统,更适合想进一步理解史诗背后的古希腊世界的读者。

这也是经典不断重译、重版的意义。不同译者站在不同时代,以各自理解重新打开这部古老史诗,也让我们在阅读中更看到了文字的变化与流转。

 


责任编辑:李郁葱
审核:奚源 厉玮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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