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待续
于佳
当了一辈子医生，治好了无数人的病，浙江省中医院93岁退休医生徐椒元在临终前给自己开了“最后一张处方”——遗体捐给浙江大学医学院，脑组织捐给中国人脑库，眼角膜捐给温州医科大学眼库。
而在她身后，还有一群人做着更特殊的工作——器官捐献协调员。13年，217次见证，600多个生命得以续航，这是王珏颖工作的分量。
这份工作要不断学习医学知识，更要懂得平衡的分寸——在最痛的时刻陈述全部事实，在任何一个选择之后都抱有同等的尊重。捐献协调员的价值，是让每一个人的决定都出于知情和自愿。他们不缔造奇迹，只护送善意，是在为生命接力中拾起接力棒，再郑重递向下一程的人。
感谢每一位在生命终点，仍愿将“未完待续”留给陌生人的普通人。
我是一名80后，杭州人，之前是一名护士，现在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有人问我，做这份工作是不是情绪影响较大？
这怎么回答呢？确实有忍不住流泪的时刻。但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这是你的工作。”
了不起的是每一位捐献者
2003年，我从杭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毕业，进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工作。我父母是普通工人，他们为我能成为一名护士而欣慰。
我所在科室的其中一位“大拿”是国内肾移植专家吴建永主任，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吴头”。每次目睹肾衰竭病人在移植手术后新生的样子，都让人觉得“吴头”很了不起。
吴头却说：“会做移植手术，没啥了不起，了不起的是每一位捐献者。”
我护理的一位病人在移植手术后和我说：“原来吃东西嘴里没味道，再好的鸡汤也尝不到鲜味。做血透只是为了家人活着。移植后，嘴里有滋味了，生活有奔头了。”
我为他开心，也打心眼里感谢捐献者和他们的家属。
在医学界，等候移植的病人与可配型的捐献器官，数量一直相差悬殊。有些人等不到移植就离世了，这也是让“吴头”这些移植专家最为扼腕叹息的。
“小王，你愿意去吗？陪伴一下”
一天，“吴头”问我：“小王，你愿意去吗？陪伴一下，很多家属不了解这个事情。”
我知道他说的是啥，就是做好器官捐献者家属的人文服务，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吴头”选我，大概是因为我稳得住。在科里，我除了干好护理工作，还发过论文，被选为教育护士，负责带教新人。
王珏颖连续多年参加无偿献血，已累计献血4200毫升
我们当护士的，沟通很重要。有个病人的血管特别难找，同事第一针没打进去，他有点急了，嚷嚷着要换人。同事把我叫去，我拿着针头，不急不慢地和病人说：“您别给我压力啊，我跟您说，今天上班的护士里，我技术最好。您放松些，我争取一针拿下。”
其实，我是在说“大话”，大家水平都很高的，旁边的同事听了直笑我“脸皮厚”。病人也被逗乐了，情绪一放松，一针就进去了。后来，他总点名要我给他打针。
也许“吴头”想着我能稳住病人的情绪，应该也能稳住悲痛中的家属。
我当时对这项工作也了解不多，但领导让我去，我就去了。
那次的器官捐献是家属主动提出的，病人是一位姑娘，得了脑胶质瘤，生命不可挽回，来做捐献前的各项评估。我见到病人家属，一开口就说：“我是移植科的”，旁边的曹燕芳朝我白了一眼。
曹燕芳和我都是浙一的护士，都是80后，她之前在ICU。2010年，她从ICU护士正式转岗，进入浙江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工作，是浙江省最早一批的器官捐献协调员。
我那时候还没反应过来曹燕芳为什么白我一眼，后来自己琢磨，才明白“移植”这两个字说得早了。对于家属来说，女儿尚未离世，我说“移植”，好像在等着拿走什么，太残忍了。
做好一年跑破三双鞋的准备
我国自2010年起开展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浙江省是全国首批11个试点省（市）之一。2012年，医院计划培养四名器官捐献协调员。我们科室推荐了我，领导觉得我懂临床、有亲和力。
我父母支持，我先生觉得这项工作很有意义，也全力支持。
经过培训，我考出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证。2013年4月，我正式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有朋友问，去做捐献协调员，是不是因为不用倒夜班，没那么辛苦。其实做捐献协调员，更辛苦。领导找我们谈话时，说要做好一年跑破三双鞋的准备。因为经常有临时且紧急的出差任务。我闺蜜、同学总笑我是“放鸽子大王”，有时，提前一个月约好聚聚，我也只能临时爽约，因为现场还有一个家庭在等我。
我们人手少，全省各地跑。通常，一周五天我都在出差——我要与一线医务人员沟通，包括护工，让大家多了解捐献工作。有时候，我也在当地住下，陪伴捐献者家属。
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连洗澡也放边上，生怕错过任何信息。后半夜接到电话也是常有的事。一旦家属有捐献意向，哪怕凌晨我都要想办法立马赶到。我不能让捐献者家属等。
单位给我们买了人身意外伤害险，就是怕来来往往，刮风下雨，赶时间的路上出啥意外。
一次，我们四个捐献协调员回院里开会，同事看到我们吓了一跳：“你们怎么都黑了一圈？”那天，我刚在外地完成一项工作，赶回医院的路上，凉鞋带子还断了，来不及回家换，趿拉着鞋走进会议室，很是尴尬。
“让孩子继续活在世界上”
浙大一院医护人员向捐献者鞠躬致敬
一名捐献协调员，连接着生命的两端：一边是家属的悲痛，一边是程序的尊严。关关难过关关过，才敢在这条为生命接力的路上继续走下去。
2013年，我刚成为捐献协调员不久。一位病人，40多岁，脑溢血，没救回来。病人的妻子主动提出捐献意愿。这位坚强的妻子说：“我们的孩子还小，让孩子爸爸捐献吧，给我和孩子留点念想，让孩子知道爸爸是个大英雄。”
我赶到医院，和她签署了《公民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告知书》《人体器官捐献确认登记表》等材料。每一次捐献，签字时都要捐献协调员双人见证，还要摄影、录像。
这位捐献者的肝脏、双肾、双眼组织，让三位器官衰竭病人重生，两位患者重见光明。
还有一次捐献，一个湖州姑娘，在车祸中脑部重伤，后被判定脑死亡。我赶去医院已是傍晚六点多，她的父亲缓缓说出一句话：“人的躯体就像衣服，已经破了，那就换件新衣服，让孩子继续活在世界上。”接着，这位父亲又说，“这样我的心里好受一些，好像女儿还活着。”
他的眼里盛满泪水，我知道他对女儿多么疼爱，多么难以割舍。
告别时，夫妻俩给女儿准备了新衣服，送到手术室，最后摸了摸女儿的脸。
捐献很顺利，我却非常难过，因为这个家从此永远少了一个人。
这位湖州姑娘，最后让7名病人受益，包括一位心衰病人。
姐姐和弟媳相拥而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条规定：“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决定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但是，很多时候捐献是一个大家庭的共同决定。
我曾经遇到过一次捐献，直系亲属都同意捐献，病人的儿子也是学医的，捐献意愿坚定。但是这位病人的姐姐极力反对，甚至对弟媳产生了一些误解。
我了解到，原来这两年来，姐姐身边的亲人接二连三离世，她无法接受，而这一次又是自己年轻的弟弟。我非常理解她的心情，想为弟弟在绝望中寻找一丝生的机会。我又陪她去找寻当地医院的监护室主任，他也是省级专家。接触越多，我也越了解姐姐的心，她不是反对捐献，而是因为面对“再次失去”的生离死别而痛苦。
最终，姐姐在得知弟弟的大脑已经死亡，永远无法复苏后，同意捐献。送别弟弟那天，姐姐和弟媳相拥而泣，她们都在告别自己最爱的人。
近些年，我明显感觉到，捐献的理念在慢慢深入人心，往往是我刚开口，大多数人都会说：“哦，这个事我知道的。”
我要护好他的孩子
器官捐献有个“双盲原则”，就是捐献者家庭和受捐者互不知情。然而，这挡不住受捐者感激的心。他们经常通过移植医生转去感谢信，有时还寄来家乡特产托我们转交。
这时，我是一座“桥”，移植医生会把这些无法拒绝的谢意转给我，经过脱敏处理（隐去个人信息），我再转给捐献者家属。
有一封感谢信是一条录音，一位心脏移植受捐者录下心脏跳动的声音——“咚——咚——”这强有力的心跳，让家属听见那份善意有了回声。
在我通讯录里，有300多位捐献者家属，我记得每一位捐献者的名字。有捐献者家属主动联系我，比如过年时，会问受捐者身体好不好，有的捐献者家属把我当作家人，也有人喊我“妈妈”……
喊我“妈妈”的，是一位云南小姑娘，名叫欣欣，是一位器官捐献者的女儿。
10多年前，在浙江打工的欣欣爸爸因车祸重度颅脑外伤，生命无法挽回。欣欣70多岁的爷爷同意捐献。
后来我才知道，欣欣妈妈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因病离世了。
老人回到云南后，曾电话问我受捐者的手术情况，恢复得好不好。我在电话里听到小姑娘嬉闹的声音，还抢着要接电话。那一次，是我和欣欣的第一次通话，她声音清亮，“王阿姨好！”
四年后，欣欣的爷爷因病去世，欣欣经当地民政等部门依法协调，进入儿童福利机构。我又和福利院的孙老师联系上了。孙老师的话，我至今忘不了。她说：“我们福利院啥都不缺，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要说缺，就是缺一份实实在在的爱！”
我的心好像被针扎了一下。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欣欣爸爸救了那么多人，我想，我也要守护好他的孩子。
此后，我时常给欣欣写信，寄礼物。几乎每年春节、儿童节、开学季、生日都不会落下。欣欣最喜欢巧克力和糖果，还分给小伙伴。我也会寄去新衣服、新文具、冬天的面霜，还有我自己弹唱的生日歌视频。
欣欣也把成长的好消息，通过书信传给我，她甚至像个小大人一样叮嘱我注意身体。
2020年5月10日，这天是母亲节，我的手机里弹出了孙老师发来的视频。欣欣长大了，扎着高高的马尾辫，她在镜头里大声地对我说：“‘妈妈’，母亲节快乐！爱你呦！”
小欣欣拿着奖状给王珏颖报喜
我的心里一阵酸楚。我的情绪向来稳定，我很少哭，再难受的事，心里酸一下也就过去了。但那一刻，看着屏幕里叫我“妈妈”的欣欣，那种酸楚感久久没有散去。
欣欣今年高二了，我鼓励她：“‘妈妈’陪你一起加油，我们争取考到杭州的大学好不好？”欣欣回应：“好，‘妈妈’，我一定好好努力！”
为家属的无私奉献正名
2019年6月，湖州的老陈和妻子驾驶电动三轮车遭遇翻车，老陈头部重重着地，生命垂危。当地医院紧急将老陈转送到杭州医院，可惜无力回天。
在ICU病房门口，老陈的大舅子、小舅子看到了器官捐献的宣传展板，再看看躺在病床上已经脑死亡的姐夫，也有了捐献的想法。他们找来外甥女郑重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决定无偿捐献。
老陈的家人有自己的考虑，他们不想宣扬，只想单纯做件好事。但是六个月后的一次偶然，这事被传开了。
“村里来了两个人，在打听老陈家的情况，是不是家里有啥事？”“好像是红十字会的人，老陈不久前走了，是不是捐了器官，怎么之前没听说过？”流言蜚语像长了翅膀，很快传开，到最后更是传得离谱：老陈的器官被卖了，大舅子、小舅子把钱私分了。
老陈的妻子躲在家里不愿出门，甚至想要轻生。
原来，春节前夕，湖州市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前去看望老陈家属，途中向村民问路。村民聊着聊着，这话就跑偏了。
知道这件事后，我立即联系湖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当地村干部赶到老陈家里。我们邀请了同村邻居，在现场展示了老陈的捐献证书和“红十字生命之光”纪念章，让大家了解到老陈无私奉献的故事，也为老陈家属正名。
“这是我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证，每个流程，我们都严格遵照要求办理，并且都有记录，陈叔叔被判定为脑死亡，符合器官捐献的要求，他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一边出示自己的证件，一边大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湖州市红十字会的人员还在现场告诉老陈的家属和村民们，老陈的器官已成功移植给三位病人，并且他们的身体都恢复得很好。
捐献者长长的名录，被镌刻在纪念碑上
每一个捐献者家庭，都会获得一枚纪念章和一本捐献证书，以纪念他们亲人的无私奉献。
浙江在杭州钱江陵园设立了浙江省红十字“生命礼敬”园，捐献者长长的名录，被镌刻在纪念碑上。每年清明节前后，省红十字会组织社会各界人士、捐献者家属代表、受捐者代表去现场祭奠。我每年都会去，那个场面庄严肃穆。
今年清明节的祭奠现场，一位女生在发言中讲，年幼时，她因患肾衰竭告别学校，后有幸接受移植，手术成功。如今，23岁的她是一名大一新生，她说：“我要努力奔跑，跑出年轻人的姿态！”
这些受捐者都是通过全国COTRS（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按照医学标准自动匹配，有幸获得捐献器官并移植成功的。器官捐献者的直系亲属、配偶、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登记成为器官志愿捐献者满3年的人员，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排序权。
不理解是人之常情，被理解要格外感恩
今年是我做捐献协调工作的第13年。我同学问我，有想过重新回到护士岗位吗？我还真没想过。
有段时间，病房护士人手紧张，我赶紧回去应急，这明明是我熟悉的病房，可我却慌了。除了量血压、测体温、挂盐水这些基础活，很多业务都生疏了。让我去扎针，我的手都在犹豫。以前我可是那个被叫去“救场”的人啊。我只能跟护士长说：“就当我是个新来的，什么杂活累活，你们分给我就行。”
那段日子让我清醒地认识到，能让我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捐献协调员的岗位。
我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向进入评估程序的潜在捐献者家属完整告知，之后，把选择权交给家属。
近几年来，浙江狠抓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电动车出行要戴头盔，严查酒驾，交通事故少了很多。还有医疗资源下基层，农村乡镇的慢性病也重视起来了，意外脑死亡的人数也在下降。总体来说，意外死亡的人数持续在下降，这都是大好事。
真希望人人都健康平安，但如果意外比明天先来，还是希望有人愿意勇敢地捐献器官，这是遵循了“不伤害”原则的捐献，是崇高的捐献。我希望器官捐献宣传工作能普及度更高一些，像无偿献血一样广为人知。
截至2026年7月底，浙江省已有3148名人体器官捐献者，他们的大爱挽救了近万名深受疾病折磨的病人。在浙江，共有102名像我一样的器官捐献协调员，无一例外都自愿进行了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作为捐献协调员，要先有医者之仁心，也会一直将心比心。不理解是人之常情，被理解要格外感恩。
王珏颖和同事在浙江大学“无语良师”碑前敬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