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在拳外

于佳

读崔师傅的故事，佩服的不是他的拳脚，而是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往山上跑的那股劲头。就像武侠小说里写的，那些大侠的武功练到一定境界后，练的不是出拳，而是内功——撑住自己的心，也力所能及地撑起身边人的希望。

崔师傅就是这样的习武之人。他的武林不大，或许只是一座山、一套拳、一个清晨的自己、一群来来去去的孩子。所谓硬劲，不一定是与人争锋时的寸步不让，还可以是无人喝彩时的寸步不退，他守住了自己的武林。

如今，吴山上，二十几个孩子还在跟着他压腿、跳台阶。总有东西是传得下去的，就像这条山道，石阶挨着石阶，一级一级，师傅走得稳，徒弟传得久。

我从小学武术，在电视剧《西游记》里给六小龄童当过替身，还演过好几个角色。不过，那都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我每天最惦记的，是这群跟我练武术的孩子。

我今年72岁，家住杭州益乐路。去年，老伴生了一场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大部分时间只能卧床休息。我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做家务：拖地、浇花，给老伴做早餐。等她吃完早餐，我洗完碗，就赶紧出门，赶去吴山。

那里有二十几个孩子等着我呢。

他们都是“公益武术班”的学员，这个班，我已经坚持办了23年。

身边常有朋友劝我：“家里事情那么多，你也该歇歇了，别再往外跑了。”

我告诉他们：“我去教武术，是去‘充电’的。人生中那些坎坷，如果没有武术，我早就撑不住了。”

我老家在东北，父亲原本是抚顺煤矿的工程师。1959年，父亲响应国家号召，来到浙江，进入省煤炭设计院（今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工作。我们一家也搬到了杭州，住在吴山脚下的蔡官巷。那一年，我5岁。

蔡官巷24号和26号是相通的，十几个伢儿整天在一起玩。有时往紫阳山上跑，把写完的作业纸搓成小纸团，再拿个牛皮筋，在“十二生肖石”这里爬上爬下打“枪战”，谁也不肯认输。有时从蔡官巷往南上云居山，那时云居山上有个农业社，边上有一处“水汪凼”，又大又圆，直径十多米，像一口大碗嵌在土里。平时蓄水不多，一到下雨天，水涨起来了，就成了一个天然的泳池，小伢儿衣服一扒，嗷嗷叫着就往水里跳。

我们这群孩子，成天在山上野惯了，总想找点更“厉害”的事玩。

我10岁时，街坊家的孩子和我说：“走，跟我们去柳浪闻莺，有好玩的事。”

我跟去一看，有位老师在那里教拳，大孩子都在跟着练。我也照着比划几下，觉得有意思。从那以后，我一有空就去柳浪闻莺练拳。教学的老师叫梁全，他成了我的武术启蒙老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学的是咏春拳和内家拳。

1967年，我13岁，邻居阿平去杭州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今杭州市体育局）彭良明老师那里学武术，学武术的地点在青年路27号旁的“灯光球场”，我们院子里的五个孩子一起去报到。

彭老师是专业武术老师，他教武术，从基本功开始——压腿、下腰、踢腿。老师的第一个要求是压腿，压一个月，压到上身扑下去嘴巴要碰到脚尖。我一个星期就做到了。

彭老师除了教我们“弓、马、仆、虚、歇”五大基本步法，还有拳、刀、棍、剑等多种套路。

练武术，刮风下雨，冬天下雪，都要去练的。

崔明伟（后排右四）和他的武术班同学

学了半年，到冬天了。早上，我去敲邻居家的门，趴在窗户边喊：“走嘞，练武术去啦！”只听见屋里“嗯嗯啊啊”，不见人出来，大人回话说：“他今天不去了。”

我一连敲了三天门，个个都不去了。

我们常说练武要持之以恒，但我认为，一个人真正喜欢一样东西，是谈不上“坚持”的，我喜欢练武，不需要别人盯着我，我也愿意每天早上赶过去。

每天练武术，我的学习一点没耽误。我不到五点就起床了，五点半准时跑到“灯光球场”，先压腿热身复习动作。六点钟，彭老师来了，我们练一个小时。练完赶回家，扒一口泡饭，书包一背上学去。

有时候，我们比彭老师去得还早，经常“飞檐走壁”，翻进彭老师的办公室，把训练器械拿出来，再从食堂的窗户递出去。后来，被食堂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告诉领导：“大清早有人在偷东西。”

彭老师知道了，没有责骂我们，只是说：“下次不要这样。”

现在年轻人早上喜欢喝一杯咖啡，武术就是我的“咖啡”。每天早上出一身汗，神清气爽，别的同学在那里打瞌睡，我坐在那里两眼放光，老师讲什么我都能听进去。

1970年，我初中毕业，参加工作。被分配到红光塑料厂，先当学徒，后做挡车工。

参加工作以后，练武的习惯一天没断，依旧早起跟彭老师练功，有时还帮他带武术班。

1973年夏天，我们在杭州市青少年宫开办儿童武术培训班。来的都是小孩子，富阳的、半山的、塘栖的，各地都有。

我算是少年宫第一批武术辅导员。在这里，我遇到了我的爱人霖霖。

我的老丈人是杭州市青少年宫的厨师。霖霖当时在青少年宫做临时工，那时候叫“八角头”——一天工资八毛钱。

她一米六五的个头，鹅蛋脸，梳着两个长辫子，总是穿件白衬衫。我们训练，她站在边上看，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我们出去参加武术表演，她说想一起去看，我就带上她，她每次都帮我拿衣服和手表。

1975年，我参加了杭州市运动会的武术比赛，拿到了全能第一名。后来又去参加省运会比赛，获得男女混合武术全能第三名，前两名一个是我师弟，一个是我师妹，都在省专业队试训。

1975年，省运会武术比赛期间，崔明伟（前一）和队友合影

我是个“武痴”，感情上简单得很。和霖霖虽然认识得早，但一直到1978年，在青少年宫老师的撮合下，才正式开始谈恋爱。

1981年初，我们结婚了，没多久，女儿也出生了。

1981年，电影《少林寺》开拍，来招武打演员。我很想去，但我是塑料厂的驾驶员，单位不肯放人，领导一句话就把我堵了回去：“你走了，哪个来开车？”

1983年，我们红光塑料厂和东方塑料厂合并，这一下子，单位里驾驶员多了，但车子少了，摸方向盘都要靠“抢”了。

刚好这个时候，一起练武的师兄来找我，给我带来了一个重磅消息——《西游记》剧组在招武打演员。

浙江越剧团的演员张志明，在《西游记》里饰演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戏份不多，唐僧上路了，他就杀青了。

张志明回浙江前，杨洁导演和他说，剧组缺武打演员，让他帮忙物色一下。张志明回到杭州，找到了我师兄，我师兄又找到了我。

崔明伟和杨洁导演在长江三峡合影

我又和单位提出申请，马上就审批通过了，允许我去拍《西游记》。这一年，我29岁。

1983年，我坐上火车，直奔北京，进了《西游记》剧组。

整个剧组60多个人，演员、美工、服装师、化妆师，都住在海淀区的香山干休所。拍摄场地在军艺（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大礼堂里，龙宫、地府的布景都搭在里面。

演员在布景里表演，旁边一台摄像机实拍，杨洁导演坐在一个小小的监视器前，盯着每一个画面。

我的第一个活，是演阎王爷身边的小鬼。赤膊上阵，脸上涂得墨彻铁黑（杭州话，形容很黑），孙悟空来打闹，我在边上上蹿下跳。还有孙悟空飞到天上的镜头，要吊威亚上去。六小龄童是主演，他如果受伤了，要耽误拍摄的，所以有几个镜头，是我代替他完成的。

在北京拍了几个月，我又跟着剧组转战贵州，在黄果树瀑布拍“水帘洞”的戏份。

离瀑布两三公里远的地方，有一条山涧。山涧水不深，刚好到膝盖，但整体落差有22米，水流极快，水流声哗哗哗，站在边上说话声都听不清。

这一天是1983年12月8日，这场戏，我终生难忘。

一只小猴子想跳进水帘洞看个究竟，却被水冲走了。我演那只小猴子，从边上的土坡往水里一跳，这个镜头就完成了。

导演说开拍了，我往水里纵身一跳，没想到水流的力量这么大，人根本站不住，我一下子就被水冲走了。冲出几米之后，我被冲进了一个水潭里。

这个水潭是隐藏在水流之下的，在岸上根本看不见。我在水潭里，就听到水流快速地从我头上经过，脚底下全是石头，石头缝里还有暗流，一个劲儿把我的脚往石头缝里吸。

我憋住一口气，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心想，如果我往上蹿，肯定马上就被水流带走了，山涧落差22米，人冲到哪里都不知道了。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从水潭冒头的一瞬间，趁势滚到水流弱的地方去。

想好了这个“技术动作”，我蓄力往上一跃，在脱离水潭的一瞬间，顺势做了一个武术动作“抢背”，快速滚到了靠近岸边的位置。

等我好不容易爬上岸，才发现鞋子和袜子都不见了，不知道被水流冲到哪里去了。

我冻得牙齿直打战，导演赶紧让人去买了一瓶白酒，我灌了一大口，换了干衣服，身体才慢慢缓过来。

按《西游记》的剧情，“谁能跳进去看一眼还能出来，我们就拜他做大王。”从这个角度说，我也算当过一回“美猴王”了。

崔明伟（二排右一）和《西游记》剧组工作人员合影

我在剧组待了一年半，直到1985年春节前，工厂催我回去上班了，单位又添了不少新车，让我负责调度，还让我当队长。

1988年，赶上“下海潮”，我既会开车又会修车，也想着到外面闯一闯。

年轻时的崔明伟

我辞职了。先开翻斗车，又开半挂车，一个人在路上，全国各地到处跑。多亏练过武，身子骨硬朗，别人扛不住的，我能扛。

那时候治安不如现在，有几次在路上遇见了车匪路霸。比如，补个轮胎就敢收一百块，不给就不让走。强龙不压地头蛇，我跑车向来以和为贵。可遇见事还真得靠这一身功夫。

一次，朋友叫我帮忙开车去一趟外地。我们中途把车停到一个工厂里，在工厂边上的餐馆里吃饭。

刚从餐馆出来，就听到后面有骂声。我回头一看，两个人看似酒喝多了，走路拐头拐脑了，拳头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说要“掴侬”（方言，意为打你）。

我说：“我都不认识你，你打我干什么？”

话都没说完，其中一人一脚就朝我踢来，我两只脚往地上一蹬，腾空跳起，用两条腿把他的腿夹住了，这下他动不了了。

我朋友在边上说：“你们不要弄他哦，人家电视台的武术指导啊，你们和他打？”

我也不想惹事情，顺腿一松，把那人放开了。朋友叫我赶快走。走出十来步，又听到背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刚刚被我夹腿的那个人又追上来了。

我想起刚学武术时，彭老师讲过，练武不是为了打架斗狠，但当生命受到威胁时，该出手时就出手。

我转身一个勾拳，直接把那人放倒在地。另外一人见状，也跑过来，要朝我动手，我大喝一声：“有本事就来。”

他不敢了。我们继续走了。

后来，警察来了，把我们全带到了派出所。被我打了一拳的那个人，手腕脱臼。医药费十二块，我们赔了二十块。

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过了一个月，我朋友又去外地送货，工厂门口又遇到那两个人。他俩把我朋友堵住，问：“上次那个人是哪里的？”

我朋友以为他们要找我算账，警惕地问：“你们要干什么？”

被我打伤的那个人开口了：“我想和他学武。”

我拒绝了。虽是不打不相识，但若收徒弟，对象总要一身正气。

1991年，邻居跟我说：“小崔啊，现在好多人开出租车，白手套一戴，西装笔挺，每天还能回家吃口热饭，比开半挂车安全多了。”

我一琢磨，也是这个理。常年在外头跑，家里顾不上，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买了一辆出租车，正式入行。

那时，杭州出租车行业刚刚兴起，生意好得不得了，忙得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每天天不亮出门，一直跑到深夜才收工。

等客人的间隙，我也不歇着，就在车旁边踢踢腿、打打拳，活动活动筋骨。

2003年，有个朋友在太庙广场教小朋友武术，叫我过去帮忙，我去教了半年，教出味道来了，和孩子们在一起，让我一下子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想到就做。我干脆在伍公山上的“湖山佳话”戏台前，开始公益教孩子们练武术。

我们从不做广告，全靠家长口口相传。从最初的三五个孩子，到现在每天有二十几个。小的还在上幼儿园，大的小学六年级。

以前，还有个高三学生，一边压腿，一边捧着书复习功课。现在他已经读大三了，还时不时回来看看。

寒暑假，我每天在，等孩子们开学了，每个双休日，我也雷打不动地带着孩子们练。

从最基础的压腿、站桩、功架，到初级套路，刀枪棍剑，一步一步，由浅入深地教给他们。

为了方便教拳，我招了个司机跟我换班。他开白班，我就上山教武术；轮到我开白班，我就把车停在伍公山脚下，先教完孩子们再去出车。钱少赚点没关系，教孩子们练武，一天都不能落下。

2009年，我把车卖了，退休了，全部精力都投入在武术教学上。

我们这里的孩子，有些天赋比较好，动作教一遍就会，也有的教几遍也学不会，有的孩子能做很多动作，有的孩子只能记住三个动作。

针对不同的孩子，我也有不同的教学方法，比如，要学一个“上步腾空摆莲腿”，对于刚起步的孩子，我用粉笔在地上画个圆弧，再把123标上去，这样他就可以按照标记来做动作；有的孩子练跳山羊，胆子小不敢跳，我就先抱着他跳过去，跳过几次他就有底气，敢自己跳；做跳高训练，拿一根竹竿横在半空中，一点点增加高度，一次次跳。

伍公山上的台阶，也是我们的“训练器材”，孩子们沿着山道一阶阶往上跳，刚开始只能跳一阶，练到后面，个个都身轻如燕，可以跳三阶、四阶。

虽然我们条件简陋，训练就在公园的广场上，跟人家在俱乐部、武馆里没法比，可真上了赛场，我们水平一点不差，拿的金牌不比别人少。

今年，我带孩子们去丽水参加第18届浙江国际传统武术比赛，一共拿了25块金牌、24块银牌、11块铜牌。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孩子，得过皮肤病。他父母当时怕他乱抓皮肤，把他的手绑了起来。后来皮肤病治好了，手脚却不协调了，连路都走不稳了。

他父母找到我，我先带着他跳台阶，从十五奎巷那儿，一步步、一级级地往上跳，再教他武术动作。练了一年多，孩子身体协调性慢慢恢复了，也能正常走路了。

看着孩子们因为武术，真真切切地获得好处，比我自己赚多少钱都高兴。

去年，我老伴得了一场大病，住院治疗。正赶上过年，护工根本请不到，我五天五夜寸步不离，在医院照顾她。到了大年初六，我们的公益武术班仍是照常开训。

崔明伟和老伴

我爱人对我练武这事一直很支持，从来没说过“别去了”。她知道武术对我来说，跟第二条命一样。

其实我每天去山上，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精神寄托。武术教会我们自立自强，让我们有强壮的身体和强大的内心。一个人的身体和他的内心其实是相同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内心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心里有了这股力量，不管人生遇到什么难题，都能挺过去。

崔明伟骑着“白龙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