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天，杭州临平戚家桥村，挂出了村里有史以来第一批用来卖的工艺葫芦。

“这片示范田种了10余个品种的葫芦，叶子一枯，说明葫芦熟了。”在村里的葫芦馆前，职业经理人钟如英一边翻看葫芦，一边说道。今年四月，40多户村民在房前屋后种下村里免费发放的葫芦苗；九十月份起，村集体按个回收，品相好的10元一个——而在此之前，他们地里的菜，1元一斤。

这批葫芦的背后，是一个村庄与一个人的相遇：一边是跑遍东部沿海省份寻找出路的村干部们，一边是爱艺术、爱生活的工艺葫芦制作人钟如英。第一年，靠一只葫芦，钟如英和村干部们让“村集体有增收”和“老百姓口袋里有钱”这两件最难的事，同时有了着落。中秋临近，不少文玩爱好者提前预订好了葫芦工艺品，当地研发的葫芦月饼也新鲜出炉。

原本一河之隔的他们，如今一起把葫芦做成了村里的“主产业”。

钟如英是桐乡人，父母是种水稻的农民。她学美术，教英语，在公办学校的讲台上站了近十年。2021年，“爱折腾”的她辞去教职，一头扎进湖州一家农业龙头企业做农文旅和研学，从头学习一门和讲台毫不相干的行当。2023年，她回到桐乡，受同学之邀回村做乡村运营。

“运营的园区名字带‘葫芦’，但当时我可以说是门外汉。”钟如英回忆，真正和葫芦结缘，是因为到上海考察学习。

当时，她去上海闵行区拜访“套板葫芦”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郭海洋，推门就愣住了：满屋子全是葫芦，烙画的、雕刻的、彩绘的、套板的、镂空的，从地上一直排到房梁。坐下来喝茶，她便开门见山：“郭老师，很冒昧地问一句，您收徒吗？”

4月5日见面，5月把师父的产业引入桐乡义马，6月正式行拜师礼。她记得很清楚，一天都不差。

师父做葫芦已经近三十年。在上海闵行浦江镇汇东村，他带动160多户村民家家种葫芦，又把模式复制到周边十多个村；他的葫芦最贵的一只卖十几万元，还是客人预订的。有人问他凭什么坚持这么多年，他只说了两个字：欢喜。

图源：闵行政协

这门手艺钟如英全都接了过来——套板、雕刻、烙画、彩绘、编绳，五门手艺样样学。但她又不只是照搬：她出身教师，便把葫芦和劳动教育、美育、食育结合在一起，做成了双语课程。研学行业如今“卷”得厉害，可别人把学生拉出来，她把课送进校园——她的课，别人一时半会儿抄不走。

钟如英正在雕刻葫芦（蔡怀光 摄）

临平区戚家桥村与桐乡市义马村，一河之隔。

去年，戚家桥村党总支副书记陈国平一直在关注疗愈类项目，为此去了义马村。偶然识得钟如英，他看见钟老师的屋子里摆着几个葫芦，顺手拿起来，就这么聊开了。他觉得这东西“寓意好”——葫芦谐音“福禄”，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到家。

第一次见面后，钟如英被“请过河”，与村党总支书记潘芳杰面对面。用陈国平的话说，聊着聊着，“大家就比较同频”。

村里给出的条件朴素而准确：乘着“千万工程”的东风，刚好有一处改建完成、尚未启用的闲置房产，房前有一块地，旁边一个停车场。村里最初想要的，其实只是“招引一个业态”——一间工艺美术馆，一位主理人。

第三次接触改变了一切。临平区招聘乡村职业经理人，戚家桥的岗位恰好空着。潘芳杰劝她：“钟老师，你要不要去试试？”她嫌麻烦——“我都一把年纪了，再让我像考编一样一轮一轮考”——但还是去了，考得不错，竞聘入职。一个葫芦馆的主理人，就这样变成了一个片区的CEO。

钟如英说：“好像就是各种机缘推着我往前走似的。”

此前，为了给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子找一条出路，潘芳杰和陈国平跑遍浙江，还去了江西、安徽、天津、上海，但是考察过的项目，不是不匹配村子的特点，就是因为潜在风险较多，以致都没落地。

最终让村里敢在葫芦上落子的，不是“福禄”的彩头，而是三件实打实的事，在村干部心里凑成了一张敢拍板的清单：

其一，种植门槛足够低。葫芦不挑地，房前屋后、边角空地，搭个架子就能长；管理像冬瓜、南瓜，老百姓上手快，不抢耕地、不挑劳力，零星地块反而能被用起来。

其二，有一位肯把方案带进村的人。钟如英自己就是一份能落地的方案——她拜过师、做过项目、懂教学、肯吃苦。

其三，销售出路看得见。师父郭海洋在上海深耕十三年，从种植、加工到文创，整条产业链都跑通了；浙江旅游职业学院食品研究院的老师能联动研发，葫芦能变成月饼、饼干、饮料，农产品有了衍生；加之村集体兜底回收——葫芦还没长出来，销路已经摆在那里。

能种植、能推广、能销售，一个“小而美”的产业链就在纸上铺开了。说起跑项目的过程，潘芳杰说了一句更朴素的话： “当村干部，如果就坐在村里搞搞本村的日常治理，那就太简单了。我们一定要跑出去，跑出去见世面，村子才有发展的出路。”

今年4月底，葫芦苗统一发到40多户村民手里，每户5株，全是菜葫芦。

种植的五六个月里，钟如英挨家挨户上门。什么时候下种、几月该干什么、开花了怎么授粉、藤怎么打顶；水肥怎么管理，虫害怎么防——一样一样，手把手教给种了一辈子粮和菜的村民。苗钱她出，药和肥农户自付；葫芦不挑地，房前屋后搭个架子就能长，“跟种冬瓜南瓜一样”。

最让村民踏实的，是那句话：种出来，村里兜底回收。

村里的账很好算：一个葫芦三四斤，当菜卖三五元；村里按品相收，最高的能到10元。有一户大爷，5株苗收了46个葫芦，品相个个不差——钟如英已经记下了他：“明年我给你一个特殊的品种，你帮我种，种好了我收。”到了明年，供苗、技术、回收一揽子签约，种得好的农户，就是这个产业链的第一批“编外车间”。

品相差的，被钟如英放在了葫芦馆门前。这些歪的、瘪的、长了边的、无法用于工艺加工的葫芦，没有被丢进沟渠，而是被村里用高于蔬菜价回收起来。“本地第一次种工艺用途的葫芦，我早就做好了试错的准备。”钟如英说。

试种的名单也有讲究：低保户优先，加上村民组长、代表和党员。村干部说得很直白：村集体有体现，老百姓增收有体现——“这就是我们乡村振兴的两个核心要义”。

起初，村民是想不通的。种了一辈子地的经验告诉他们，葫芦就是换个吃法的瓜：“这玩意儿有什么用？”钟如英不争辩。她只是告诉他们：这些葫芦放在杭州城里，是老板们案头的摆件，几十元到上千元。

于是，村干部和村民都种起了葫芦。65岁的村民陈如高说：“这瓜漂亮，还能做成工艺品，我都舍不得吃了。”一旁的陈国平则说：“看着葫芦一点点长成，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削起皮来也很解压。”

在钟如英的五门手艺里，最玄的是套板——学名“范制”葫芦：趁葫芦还嫩，用模具把它箍住，让它照着模具的形状长。

这是与时间为伴的技艺。葫芦生长时释放的力量能上到600斤，塑料模具经常被撑裂。石膏模看不见里面，一切只能赌。所以开模那一天，总是整个工作室最像过节的一天：模具敲开之前，谁也不知道里面的葫芦长成了什么样——像开窑，像开盲盒。去年在桐乡开模，钟如英的师父一边敲一边喊：“哎呀，希望这个是好的！”——十个里开出七个好的，就已经很幸运了。行里人管这叫“千模难出一精品”。

所以戚家桥的葫芦们各有各的归宿：长得周正的，雕刻、烙画、彩绘，做摆件挂件；

长得歪扭且恰到好处的，截开做花器、做器皿，插起花来独特又亮眼；

连老葫芦壳磨的粉、葫芦的叶和嫩芽，都可以变成精致的月饼、饼干或者饮品。

“葫芦全身都是宝，一二三产都能融合。”钟如英边雕葫芦边说，“一产就是农副产品，二产做标准品，开发系列美食，三产则是联动各方，做研学。”

但这只“小葫芦”并不是村里的副业——它正在成为戚家桥账本上的一项主产业。一户农户门前三五株苗，足以补贴一年的烟酒钱；一家强村公司几十亩地，足以撑起村集体经济的一块新增量；一个葫芦IP带动的研学、文创、订单，足以让这个村庄在区域版图上被重新看见。

钟如英来了一年不到，研学这条路已经走起来了——当地一所小学300个学生，在放学后的X课程里，拥有了葫芦工艺课，每周一次。

今年暑假，36批次大学生团队来村里调研，因为这个村被“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大赛”推荐为参赛村，在临平区独此一村。而在运河街道北部，双桥村、戚家桥村、新宇村、杭信村四村抱团发展，隔壁就有能住下800个学生的国际营地——钟如英说，这些资源，都是等着葫芦去串门的邻居。

“我一天24小时，有16小时在工作，头发白了不少。”她原先只是很单纯地想做葫芦，如今整个村庄的运营都压在肩上。但每次大型活动，师父郭海洋都会从上海赶来亲自助阵——他认可这个徒弟。

谈及村里的葫芦产业发展链条，村党总支书记潘芳杰满是憧憬：

“明年，戚家桥要扩大农户种植面积，强村公司的种植面积也要铺开。”

“种得好的农户，会拿到专属的品种和回收协议。”

“葫芦月饼已经卖了一季，葫芦饼干、葫芦瓜子、葫芦汁，在食品研究院的老师手里一样样磨出来——虽然磨人，但一样样都在成形。”

一个热爱生活和艺术的人，与一个想要谋求发展的村子，在一河之隔的地方相遇，又在对彼此的成全里达成同谋：她要一个更大的试验场，它要一条走得通的主产业。她喜欢说“被机缘推着走”，他们喜欢说“同频共振”——说到底是同一件事：真正想做事的人，总会认出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