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程

方幹民生前留下的影像极少，所幸他留下了画——《西湖夕照》《富春江色》《温岭渔村》……一笔一画皆是山河风物。这些画作留住了城市旧貌与山河光影，也让散落岁月里的人生碎片有了定格。

这是一位画家的人生轨迹，更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以血肉之躯扛起家国责任的缩影。国难爆发，学校西迁。方幹民先将妻儿送上开往安徽屯溪的便车，之后随学校师生踏上漫漫西迁之路。从杭州到长沙，从沅陵到昆明，再到安江村，一路颠沛流离。

1938年5月，他接回暂居娘家的妻儿，带着一家人继续西行，坚持教学、作画。1946年，40岁的他随全校师生沿长江经宜昌、武汉、南京、上海，回到杭州。那幅嘉陵江畔的风景画，是一个家庭与国家共同穿越苦难的见证。

口述人方忆循着爷爷的足迹从杭州到温岭，从昆明到重庆，她做的不仅是一个孙女对祖父的追忆，也是一次集体记忆的打捞与接续。当一个人走完他的“旅程”，另一个人愿意沿着这条路再走一遍，并将所见所感传递给更多人，这场跨越百年的回望与致敬，刚刚启程。（于佳）

我的爷爷方幹民，生于1906年，他是一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退休前，曾在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担任西画教授，学界评论他是中国现代艺术的重要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

爷爷子女不多，只有两个儿子。在孙辈里，我和爷爷在一起生活得最久，年幼时也经常随他一起出门写生，感情很深。直到现在，我一想起他临终前的那一幕，还是忍不住落泪。

1984年1月19日，我正在学校做课间操，突然见老师带我家保姆慌里慌张跑来，保姆说爷爷跌倒吐血了。我听了赶紧让老师带我去打电话，叫好120救护车后，马上打电话给我爸。

等我跑回家，一眼看到爷爷倒在水泥地上，手上还抓着刚洗完的画笔。我当时只有15岁，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状况，只是想着水泥地上这么凉，不能让爷爷躺在地上，就努力和保姆一起把他挪到沙发边上。爷爷脸色苍白，像是和我说话，又像是自言自语，他说：“我画好了，我画好了。”

我这才看见，爷爷的画箱已经收拾妥当，他说“画好了”的那幅画就是《西湖夕照》。

爷爷就在我眼前走了。

1990年，有学者辗转联系上我大伯和我父亲。他说，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方幹民是一位绕不开的重要人物。直到此时，我才关注到爷爷的一些经历。我想，如果有机会，一定要为他做点什么。

三十多年过去了，在浙江美术馆、中国美术学院的支持下，我终于下定决心，在2026年爷爷诞辰120周年之际要为他办一场文献展，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我想，既然要办展，何不循着爷爷的足迹，重走他当年的“旅程”？于是，我出发了。

我的寻访，从我们的家开始。杭州是爷爷生活最久的地方。

我从九岁开始和爷爷奶奶同住。当时，爷爷家在曙光新村，住5楼，当年站在阳台，能望见保俶山。

儿时的方忆（中）与爷爷奶奶合影，1974年摄于杭州柳浪闻莺 （相片由AI修复还原）

爷爷经常背上画架与水壶出门写生。我经常跟着爷爷一起去，他画画，我在边上玩。爷爷七十多岁时，有一次上公交没站稳，画箱掉下来，画笔颜料散落一地，他很狼狈，捡起这些东西很费劲，人也受了一点外伤。但他还是坚持出去写生，我们劝不住他。

爷爷家有很多画册，我很小就知道拉斐尔、塞尚、莫奈……也常见人来访，我在家里见过朱德群（“留法三剑客”之一，另两位是赵无极和吴冠中）、林文铮（与林风眠、吴大羽并称“国美三杰”）等，攀谈时，爷爷话不多。

爷爷的画里，有很多我们杭州的生活。画于1979年夏天的《桃花坞小景》（见上图），画的就是武林门。那时，武林门一带的河叫古新河，旧时又称桃花河，实景中并无养鹅之人，但他在河道旁画了一个喂鹅的少年，让画面平添了一种恬静的田园气息。

爷爷有胃病，不能外出写生时，他就在家里画盆景。1981年初春，他在一个椭圆形紫砂大盆中造景：两座山石为骨架，琉璃亭台、小桥、屋舍点缀其间。封住盆底孔洞注满清流，再以一盆盈盈绽放的水仙衬于后方。远景的淡墨群山郊野，皆是笔下写意。这是爷爷晚期作品中唯一一幅静物画《盆景水仙》（见上图）。

这只是我见到的晚年爷爷。

在美院，选他课的学生极多，凳子从课堂内一直摆到走廊上

也是在杭州，爷爷曾有过一段我完全未曾亲历、光芒四射的岁月。

1929年，23岁的爷爷从法国留学归来，因在法期间结识了蔡元培之女蔡威廉女士，经蔡元培介绍、吴大羽力邀，爷爷于1930年的夏天来到杭州艺专西画系任教，第二年就被聘为教授。

爷爷的画风以近似立体派而出名，而因本人姓“方”，同学们都诙谐地称他的画风为“方派”。学生庄华岳，1935年入学，与赵无极同班。他回忆道：“当年杭州艺专的教授中，林风眠、吴大羽、方幹民是最有才气的三位。方幹民的课很受学生欢迎，选他课的学生极多，凳子从课堂内一直摆到走廊上。”

爷爷不但教学认真，也画出不少经典画作，如《白鸽》《秋曲》《节日里的西湖》《女》等。这些早年的画作大都在抗战时遗失，唯有《女》，神奇般地被留存了下来，辗转至藏家手中，后又送到上海大学油画修复中心修复，保留至今，而我直到今年上半年才一睹这幅画作的风采。

一群意气风发的有志青年，志在开创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现代艺术

1934年，校长林风眠设计了玉泉别墅，就在如今杭州植物园公交站旁，灵隐路3号。那时，爷爷也购入了大约离此地800米开外的地块，在青石桥附近，准备营造画室新屋。

1930年，方幹民（中）和家人在杭州灵隐，右一为苏爱兰

1936年1月，爷爷30岁。一家三口搬至玉泉青石桥25号的新寓所，并在新居宴请杭州国立艺专同事及朋友。

此时，附近还有林文铮、蔡威廉夫妇的马岭山房，李朴园的庭院，吴大羽的猎屋，雷圭元的洋楼……杭州艺专的教授们置地筑屋，安居乐业。而他们选择的清水砖房，灰色调子，也成了此后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教授们白天去学校授课，课余则回家作画。从学校到寓所，步行约半小时。那一段路，从平湖秋月到西泠桥，再过曲院风荷，西湖风光极美。有趣的是，这些留法教授，他们的礼仪则是中式的，相互见面打招呼，都是六十度的鞠躬。

一群意气风发的有志青年，意气相投，齐心协力，志在开创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现代艺术。

那天，我站在曾是青石桥25号的地方，天有些冷，心中很是唏嘘。那是爷爷一生中最美好的7年时光。

我想象不出75岁的爷爷背着画箱是怎么爬上爬下的

爷爷不是杭州人。他出生在浙江温岭，先后就读于温岭鹤鸣高等小学（现温岭横湖小学）和黄岩扶雅中学（现新桥中学）。

2026年3月，我抵达爷爷的故乡。这次去，爷爷儿时生活的场景已经看不到了，老城关镇早在1941年5月被日军轰炸。爷爷家的老房子早已不见踪影。

爷爷14岁时考入杭州私立安定中学（今杭州市第七中学），决定以美术作为终身之志。1924年夏，18岁的他考入上海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入校不久，爷爷从留法回来的老师李超士那里得知，法国的开支和上海差不多，于是便动了去法国留学的念头。

1925年12月19日，爷爷坐“波尔介”号（PaulLecat）邮轮四等舱，从上海出发，前往法国。

最初爷爷在里昂留学，认识了同期留法的徽州才女苏雪林的堂妹苏爱兰。爱兰女士在那年的圣诞节前收到了爷爷的礼物，一把火钳。冬天的巴黎阴冷多雨，每天房间里都要生壁炉取暖，那把火钳派上了用场。说起这段往事，奶奶总是笑着说爷爷不够浪漫，但她何尝不曾感受到那份暖意。

1929年1月，他们在巴黎成婚。

爷爷在巴黎郊区的一个陶瓷工厂打工，画盘子。半工半读，生活极为清苦。1929年夏，因家中经济困难，他不得已提前结束学业，携夫人爱兰回国。

回国后的三四年间，爷爷为还清留学债务，假期也兼职教画，着实努力奔波着，少有时间回温岭。唯有1934年太爷爷去世，爷爷回温岭奔丧。

真正在家乡生活，是20世纪80年代初。

1981年5月，奶奶给伯父的信中这样写道：“你爸爸本来说十日左右回杭，同道去的都已经返杭，他一个人留在那里，画瘾真不浅，每天要走十华里的路去作画，天雨就画渔民头像，想这次回来，当有不少收获哩！”

此时，爷爷已75岁，身体并不是很好，也许是对故乡的热爱激发了他的热情。他画了《滨海渔村》系列油画，也为当地渔民画了三十多幅人物素描。

我去温岭寻访时，正是三月初，阴天，海边风很大。我爬到麒麟山顶，尝试寻找当年他写生的角度，往上爬时已经气喘吁吁，再走下来，腿都有些僵硬了。真是难以想象75岁的爷爷背着画箱是怎么爬上爬下的。

爷爷留下来的画，色彩温润清新，五彩的小房子和帆船点缀其间，让温岭带了些许地中海的洋味。我和同来的人说，东海村附近的七彩小镇是近几年才出现的网红打卡点，但爷爷40多年前就把这里的石屋画成彩色的了。

爷爷随学校师生踏上西迁之路

我从温岭回到杭州不久，又赶往云南。

1937年，侵华日军制造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学校通知教职员工准备西迁。爷爷先将妻儿送上开往安徽屯溪（奶奶娘家）的便车，之后随学校师生踏上西迁之路。

他们先乘浙赣线火车过钱塘江大桥。车厢内拥挤得无立锥之地，爷爷便与吴大羽夫妇一同坐在列车车顶过江。在萧山歇了几日，继续搭火车西行。

1938年1月，学校迁至湖南长沙。2月，再迁至湖南沅陵。3月，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正式合并，改称国立艺术专科学校。5月初，爷爷请假返回安徽，接回了暂居娘家的妻儿。

1939年2月，国立艺专全体师生迁至昆明。学校先后借用圆通寺、昆华中学及昆华小学为校舍，教师们自行找住处。爷爷一家与潘天寿、柴扉、张振铎合租了一处靠近校舍的房子。

1939年2月，方幹民先生（前排左四）和潘天寿先生（前排左五）和国立艺专浙江籍同乡在昆明大观楼合影 

我到昆明那天，站在当年的“国立艺专旧址”前留影时，阳光安静地落下来，仿佛这里从未经历战火。

爷爷在此生活不久。1940年1月，为躲避敌机轰炸，学校正式迁至距离昆明约四十公里的安江村，恢复上课。同年4月22日，我的父亲在云南晋宁（今昆明市晋宁区）出生。父亲名字带个“晋”字，就是爷爷为了纪念他的出生地。

1940年7月，因学校人事变动，爷爷离开了国立艺专。8月，爷爷带着全家移居重庆。

重庆五年，终于沿长江回家

初到重庆，爷爷一家先落脚在一间小旅店。初期靠积蓄，后来靠变卖奶奶的首饰度日。

1941年3月，爷爷经过八个月的失业生活，终于谋得一份工作——在档案室保管史料。遇到空袭报警时把史料搬运进“吴家大洞”，平时做好晾晒、调阅登记。一家四口终在重庆九龙坡区含谷镇崇兴村吴家大洞附近安家，一住三年多。

2026年5月15日，我到达重庆。第一站要找的便是吴家大洞。

吴家大洞是一处天然溶洞，洞中有奇形怪状的石乳、石柱。虽大，但湿气重、幽暗，我站在大洞前，放眼深山茫茫，心里很是感慨。

1944年夏，潘天寿任国立艺专校长，爷爷返校任教。

2026年5月18日，我来到国立艺专的磐溪校区遗址，附近的电线杆上还有“黑院墙”字样。据说，当年特意在校区外围的白围墙上，刷上厚厚的锅底黑灰，以防空袭。而“盘溪”变“磐溪”，是因潘天寿先生以“坚如磐石”比拟国立艺专的根基。

盘溪

重走此路，不禁心生感慨。曾经，就是在这样简陋艰苦、战火频繁的环境里，云集了中国近现代顶尖的艺术大师。

1946年5月，40岁的爷爷随全校师生东返。一家四口一路沿长江，经宜昌、武汉、南京、上海，返回杭州。

我听我爸说，1960年后，南山路39号家中一直挂着一幅爷爷的风景画。那幅画描绘嘉陵江畔风景，典型的色彩分割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想，这或许是因为，在爷爷心中，走过嘉陵江，轻舟已过万重山。

在西湖，《雪中的溪流》，吴冠中与他道别

1946年8月，大暑天回到杭州，全家先居住在西湖边郭庄的一幢洋楼中。现在我每次去郭庄，都会仔细观察一草一木，似乎在寻找那一家四口的身影。

同年10月，杭州艺专复课。又过了一年，在爷爷的努力下，吴大羽带着助手丁天缺返校任教。也是有意思，当初爷爷从法国回来，是吴大羽通知他入职，现在反过来，爷爷又挺了吴大羽一把。

1948年春天，全家从郭庄艺专宿舍迁往岳庙宿舍居住。可谁也没想到，6月10日的学校毕业典礼上，42岁的爷爷还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但仅仅一个月后，他又遭到解聘。这段历经近十年艰辛苦苦盼归的杭州岁月，仅仅维持了两年。

再次回杭州，又是十年之后。1958年，爷爷52岁，他从南京调回学校，此时艺专已更名为浙江美术学院，校长为潘天寿。潘天寿与爷爷在绘画风格上虽然一中一西，但彼此关系一直很好。

美院在南山路上，爷爷一家被安置在柳浪闻莺公园旁的南山路39号。爷爷很喜欢这里，他有一幅《雪中的溪流》（见下图），画的就是柳浪闻莺公园一带树林里的溪流。

吴冠中与爷爷最后一次见面也在此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吴冠中来杭州出差，他回忆道：“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杭州柳浪闻莺附近他的寓所，事先未联系上，碰上门锁。我正怅然返回，途中遇见他和方师母刚从外面回来，大喜，遂进屋小叙。匆匆离去，我们从此竟永别了。”

“晚秋”风景，“今天画画了，明天再擦擦，再加加”

再回杭州，再回美院，爷爷教学依旧，认真严谨，被同学戏称为“铁框框”。据当年的油画系学生王云林回忆，爷爷曾担任过他们班的素描老师。爷爷教学，从不迎合潮流，在20世纪60年代仍坚持法国学院派的素描教学法，以线条的虚实，去勾勒人体的外轮廓线。

1963年，爷爷57岁，美院成立了油画工作室，以第一、第二、第三命名。爷爷主持的第一工作室，画风以法国风格为主。爷爷觉得自己终于有用武之地，教学也十分积极认真，“整个人突然爆发了。”

《西湖晚秋》就创作于这一时期。画里的视角是从城隍山顶俯视西湖。前景为错落的民舍、山坡与树木，以暖黄、赭石、深绿为主，营造出秋的浓郁；中景湖面留白，以大面积灰蓝调表现水光；远景为湖中岛屿以及后方朦胧层叠的山峦，以淡蓝、淡紫色薄涂晕染，呈现出“远山含黛”的意境。

这幅画既延续了他对塞尚式结构与色彩的探索，又融入了中国文人画的诗意。爷爷的同事金一德回忆：“这张画不是一次画完的，而是今天画画了，明天再擦擦，再加加，这样画的颜色很丰富。”他曾问我爷爷：“你画风景主要追求什么？”爷爷答：“节奏。”

教学之余，爷爷也常去浙南名山、安徽黄山、江南水乡写生，创作了一批风景画，如《硖石村镇早市》《农场》（见下图）《雁荡灵峰》《莫干山剑池飞瀑》等。

1983年11月，爷爷因病住院，有人在医院散步时看到他构思作品时的样子，回忆道，有位老人看着玉皇山一动不动，上去打招呼，才知是画家方幹民。“方老说他在酝酿中，坐在这里看光照角度，看光影变化，决定景物取舍等。方老在说这些时，神情一下子年轻了。”

我也是在这次寻访中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想到文中此时，离爷爷去世只有两个月了。确实，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没有放弃过对美的追求。爷爷的“旅程”结束了，幸好，他的画留下了一些，这“千里的路”，与我如影随形。

（注：本版照片由口述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