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理发师，1981年出生在浙江泰顺的一个山村。
20年前，25岁的我跟着中央电视台《我的长征》节目组，从江西瑞金出发，沿中央红军长征主要路线徒步前行，历时8个月，行程6100多公里，一直走到甘肃会宁。
这段路像我的一个“里程碑”，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
希望为沿途的老红军理发
很多人说，一个理发的，怎么能去参加央视的节目？
说实话，报名时我自己也没抱什么指望。
2006年3月，我看到央视新闻频道发起大型电视公益行动《我的长征》，要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重走长征路，并在全国招募队员。我一下就激动了。
在这之前，我对长征的了解，多从课本里来——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我想不管选不选得上，总要试一试。而且我喜欢运动，体力肯定没问题。
想报名，要在一个网站上填写报名表。我没有电脑，也不会上网，就找人帮忙把表格打印出来，再把自己的信息填上去。在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天，朋友帮忙录入网站提交。
在报名表上，我写了一句话：“有条件的话，我希望能为沿途的老红军理一理发。”
没想到，真的选到了我。
节目组初筛了100多人去北京拉练，最终，确定26人到井冈山集训。我这才了解到，这次活动全国有近5000人报名，最后招募26人。这26人来自各行各业，有空军飞行员、退伍军人、运动员、在读大学生、企业家……我是唯一的理发师，也是唯一的浙江人。
4月，我把一套理发工具塞进背包，跟着大部队出发了。
去走“长征路”那年，我的理发店已经有了十几个员工
我从1996年学理发开始，就习惯了走到哪儿都带上一套理发工具。
那一年，我初中毕业。在那个年代，我们镇上每年能考上高中的学生很有限，考上大学的更是屈指可数。考不上高中的男生，大多有两个选择，要么去学“弹棉花”，要么去“颠勺”，再有就是去“做发廊”。
我老家在浙闽边界，“弹棉花”的同学跟着师傅翻山越岭，去福州学艺。我家有亲戚在杭州，就“投奔”去杭州学美发了。
我是家中老大，从小就会洗衣做饭，还能照顾弟弟妹妹。15岁只身远行，在过去的农村很寻常。
在美发学校学了几个月，我跟着亲戚到了余姚，在一家理发店打工。这家理发店的老板也是温州人，我喊她师父。
店里生意忙，客人多，实操就多，我上手很快，跟着师父学了很多东西。一开始，我每月能赚六七百块，后来一个月能赚两三千元。
赚了钱，给家里寄一点，再给念书的弟弟寄一点。弟弟小我一岁，成绩很好。剩下的钱，我省吃俭用存起来。2000年，18岁的弟弟考上了重点大学，成了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19岁的我，也在余姚开出了自己的美发店。
去走“长征路”那年，我的店里已经有了十几个员工，我在余姚有了一套自己的小房子。
我把“长征”两个字“刻”在了他头上
在井冈山集训时，有一天，摄制组、后勤组等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凑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讨论，“不如我们组建一个‘秃击队’吧，在正式出发之前都剃个‘秃瓢’，行军路上更方便些。”
我是唯一的理发师，拿出理发工具，开干。轮到录音师齐辉理发时，他突然说，“宗富，你能不能把‘长征’两个字‘刻’上去？”
如果是刚上手的理发师，一定吃不准。我当时已干了10年理发，手上有准头，知道怎么控制深浅。我拿着剃刀，在他后脑勺上一道一道地剃，大概用了二十来分钟，“长征”两个字“长”在他头上了。
这两个字一剃出来，大家一看都鼓掌，我觉得手里的剃刀都变沉了，长征，好像是一件挺遥远的事，这一次，“长征”，走进了我的生活。
原本我仗着自己年轻体力好，信心满满。从那天起，我开始感受到压力，走“长征路”，不是只有“走”这么简单，为什么要重走，是因为长征精神值得永远传承。
“长征路”上，我剃了两三百个头
终于，到了出发的这一天。2006年5月1日，我从江西瑞金出发，正式开启了我的长征路。
没想到，我的理发技术一路上大受欢迎。一到休息时间，就有人来找我理发。以“长征”为主题的发型在我们这个队伍里变得流行，有人要求在头上“画”上一颗星，有人仍是想“刻”上“长征”。
大家坐着休息，我还得站着理发，但能用上自己的手艺，我心里高兴。
只是报名表上写下的那句心愿，一直没能实现。每到一站，当年的老红军们都已经“捯饬”了一番，精神矍铄地与我们“集合”，我的技术毫无用武之地。
写在报名表上的心愿落了空，再加上想家，有段时间我有点低落。后来我想通了，如果沿途路过敬老院，敬老院总有老人家要理发吧？我跟节目组提出这个想法，得到了支持。
大概是出发一个月后，我们走到了湖南永州市蓝山县，“一块门板渡红军”的感人故事就是从这里流传开来的。
1934年11月，红军到达蓝山县土市镇新村古渡口时，村民得知红军要架浮桥渡河，纷纷背木料、搓麻绳，连夜打桩，还差几米桥板时，村民李可铁把自家门板扛来，在他的感召下，更多村民卸下门板，帮红军顺利渡河。后来古渡口改名为“红军渡”，古渡口旁的樟树取名“红军树”。
到蓝山县的那天，我们白天已经走了三十多公里，人已经很累了。借着难得的休息日，我和队友孙君安还是叫了辆“摩的”，去了当地的敬老院。
一进门我就愣住了。好多老人因为行动不便，很久没理发。
我在院子里找了张椅子，让老人家坐好，开始剪。剪子“咔嚓咔嚓”地响，一绺一绺的头发掉下来。有些老人不会讲普通话，我也听不懂当地方言，但剪完之后，他们拉着我的手，冲着我笑。
回来的路上，我疲倦的身体依然感到快乐，这一天的意义比走了三十公里更让我难忘。
在后面的7个月里，不管有多累，每到一地，只要有理发需要，我都去。有时候摄制组跟着我去，有时候就我自己去。我心里越来越踏实——在这个团队里，我也有别人替不了的本事。
走完“长征路”，我剃了两三百个头。
这段历史一点一点“走”进了我的身体
这一趟“我的长征”，虽然是一档节目，但我们一路的体验都是真实的——每天背着10多公斤行囊，徒步30多公里，脚下磨出水泡是常事。有时我们会走到凌晨，在当地乡政府办公室、小学教室借宿，也曾露宿草地。爬雪山前，我们遭遇大片蚂蟥叮咬，拽不下来，只能用烟头烫，许多人的腿上留下永久的黑疤。
我们队伍里的“洪哥”洪云，从小听他外公讲长征的故事长大——他外公伍修权，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给军事顾问李德做翻译，长征期间历任三军团副参谋长，陕甘支部司令部作战科长。而我是走到路上，才一点一点把这段历史捡起来，这段历史也一点一点“走”进了我的身体——
在湘江，当地人流传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在湘江边血战五个昼夜，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从长征出发到湘江战役结束，中央红军由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减员5万多人，其中湘江战役的损失最为惨重。那么多和我们一样年轻或更年轻的生命啊，再也没法回家。
翻老山界，那是长征路上第一座难走的山。陆定一写过，“火把排成‘之’字形，一直连到天上，跟星光接起来，分不清是火把还是星光。”主峰猫儿山海拔2141.5米，山路极其陡峭，我们经过此处，刚好赶上大雨天，雨后湿滑，用了近7个小时才登顶，但无人叫苦，只是想到当年红军是血战湘江后，饿着肚子、抬着伤员翻过去的。
最艰难是在贵州。当年红军四渡赤水，我们也来来回回走了4次。路上艰险，直线距离一公里，要走上一天，得先下到谷底再爬上去，极其考验体力。
在四川翻夹金山之前，节目组把我们拉到宝兴县休整。当地老乡讲，当年红军翻雪山，每人喝一碗辣椒水暖身，穿着单衣就上去了。下来的时候，耳朵冻得像冰锥子，一摸，整块“冰”就掉下来了。也有老红军回忆，“没吃的，把牛皮腰带切下来煮，煮了一锅皮带汤。”
我们一帮人听得半天说不出话。后来，再遇到爬坡，腿肚子打颤的时候，我就想起那锅皮带汤。
晚上宿营，桌子一拼就是床，大家想到白天走过的路，忍不住去回想同一片土地上的昨天，那种悲壮的感情在脑海中激荡，人人都更加珍惜今天的来之不易。
一路下来，也有年长队员因为身体原因挥泪离队。“马阿姨”马存景，是中国第四代女飞行员，刚出发不久，54岁的她因在石板路上滑倒受伤，忍着伤痛跟着队伍走，许久未见疼痛好转，后发现尾椎骨骨折，如继续行走有瘫痪风险，她才不得不停下来。
后来我每到一地，只要有邮局，我就会给她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有邮戳、详细地址和日期，这样好像我们依然在一个队伍同行。
奶奶教我，“给大家搬椅子，就是给自己搬椅子”
从“长征路”回来之后，我开始后悔有些事情没有早点去做——我常去理发的那家敬老院，有几位老人已经去世了。有些事，其实来日并不方长。
给老人理发，这件事我在走“长征路”之前就开始做了。以前，余姚儿童福利院和敬老院是连在一起的，离我的理发店不远。大概从2002年开始，每隔一两周，我就一个人去那儿给孩子和老人理发。
最初有这个念头，是因为我每次回老家看外婆，总要给她理一理头发。很多人意识不到，人年纪大了，不方便的事情会很多，其中就包括去理发店这样的小事。
小时候奶奶也常教我，“给大家搬椅子，就是给自己搬椅子”，要做利他的事。
儿时的陈宗富和父亲
我7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妈妈外出打工，我跟着奶奶长大。虽然吃了很多苦，但我有善良的奶奶、坚韧的妈妈，是在爱里长大的。福利院里的孩子更让人心疼，他们要么姓“余”，要么姓“姚”，这是余姚福利院给弃婴的姓，好像在说，整个余姚都是他们的亲人。
儿童福利院这里，我一直剪到2025年——直到福利院搬走并入了余姚市社会福利院。
我发现，一把剃刀，能做的事情有很多
大家的生活越过越好，其实不缺理发的费用，我们所做的，是要看见不同人群的特殊需求。
我带着我理发店的员工和当地社区或公益组织合作，到医院的康复中心、社区的便民服务中心等地上门义剪。
我们余姚有个“骑手之家”，是外卖骑手换电池、喝水、歇脚的地方。每个月11日，我雷打不动地带着两三个店员去给骑手剪头发，男士的快剪几分钟就好了。这个近些年新兴的行业也有特殊性，骑手们时间宝贵，正好趁着换电池的工夫，把头发给剪了。
去年有个公益志愿者给我打电话，说一位老人快撑不住了，心愿是清清爽爽地走。我派了一个女发型师去医院。小姑娘回来哭了，说给临终的人剪头，心里发毛。我跟她说，你该高兴——他想清清爽爽地走，是把最后一点体面托付给了我们。她后来想通了。
我儿子也在做志愿者。他是一个踏实的、肯努力的孩子。他从读初中开始，就去上海给“爱飞翔·乡村教育”公益项目当志愿者，整理物资、接待老师，上大学时，他入选杭州亚运会网球比赛球童。
陈宗富一家
我们这些走过“长征路”的队友，都在做公益。只要是做公益，队员们都是一呼百应，能去现场的都去帮个忙。
有一年，队友李长晏还把婚礼直接搬到了广西河池“给孩子加个菜”的公益活动现场，喜糖分给山区的孩子吃。
一个人的手艺，能走多远？我原来以为，就是我店里那十几把椅子。走了“长征路”，我发现，一把剃刀，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这条路你走过一遍，就知道人能扛住什么
我今年45岁，在余姚管着十多家门店，很多顾客还是叫我小陈。回想起1997年，我刚到余姚打工，房租400块钱三个月，一到下雨，屋子就漏水。我老婆到现在还念叨：“跟着你，住过最破的房子，睡过最破的床。”
陈宗富和同事
我是个踏实人，手艺学得快，活儿干得多，客人就留得住。有的顾客从学生时代找我剪头发，后来上大学、工作，去了大城市，每次回来还是找我剪头发。有的客人孩子满月，请我到家里剃满月头……这些事让我觉得自己被信任，参与了对方的生活。
店里的员工大多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我常跟他们说：“你们从农村走到城市，花了二十多年，如果不努力，孩子送回老家，又是留守儿童，又会重复走老路，你出来干吗？”
有些年轻人听进去了。二十出头，考了驾照、买车，车贷还完，跟我说：“陈哥，我还完了。”看着他们在城市里扎根立足，我比自己挣钱还高兴。
如今，一起走“长征路”的队友们依然保持联系。十年前，我们回过夹金山脚下的老乡家，当年借宿的院子翻新成了大院子，墙上还挂着我们的合影。今年8月，我们又回到贵州乌江，很多人带上了自己的孩子，我和队友叶峰还“横渡”了一回乌江。
老乡说，来旅游的人多了，日子好过了。徒步、骑行、自驾，这些年常有人以自己的方式去体验长征精神——这条路你走过一遍，就知道人能扛住什么，能给这个世界留点什么。
这些年，我在生意上、生活上也遇到过坎。遇到不如意，我总会想起走过的“长征路”，想起90年前“长征路”上的红军——这么一想，眼前的事就都不是事儿了。
长征，永远在路上
于佳
90年前的秋天，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长征是血战湘江，是爬雪山过草地，是无数年轻生命用信仰和牺牲蹚出来的一条生路。今天纪念长征，不是重复那些数字，而是记住：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陈宗富是个理发师。他原本的人生轨迹，就是靠一把剃刀在城里站稳脚跟，开一家自己的店，把日子过好。2006年，25岁的他跟着《我的长征》节目组从瑞金出发时，他不过是想“试一试”，并没有想到这段路成了他人生的一个坐标。大山给了他脚力，长征给了他方向。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有人回望来路，有人接续出发。对陈宗富来说，“长征路”是把手艺变成更多的善意；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长征路”可能就是把手头的事做好，把身边的人照顾好，在难的时候不轻易停下。
路，永远向前。长征，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