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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人对银杏并不陌生，却很少有人知道：第四纪冰期到来之后，曾经遍布北半球的银杏纷纷灭绝，唯有在中国极少数山谷得以幸存。而临安区境内西天目山峡谷秘境，正是保存下这一物种的极少数地点中最重要的一处，至今依然保存着野生银杏种群栖息地，而且拥有地下根系推算可达一万二千年的“活化石”母树。她屹立于开山老殿下方，悬崖绝壁之上，仿佛依然保持着当年银杏世界“诺亚方舟”的雄姿。

如今，这株一万二千年的古老母体，地上主干早已朽残——学界对此树的争议，不在于残体遗存，而是地上树干与地下根系测算树龄口径不同。母体之上一代接一代萌蘖丛生，这被称为“五世同堂”的二十二株子孙株，不仅像是一个罕见而绵延不绝的原生家庭，更像一座供世人朝圣的全球银杏的“祖庭”。

银杏不只是植物文明史上的“活化石”，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文化瑰宝。

银杏也是道家心目中选定的“仙树”。传说老子亲手在陕西终南山楼观台的三清殿旁种下一株银杏，这棵相传为老子手植的古树至今枝叶繁茂。西天目山是江南道教名山。相传东汉张道陵（张天师）降生并修道于西天目，西天目银杏原生栖息地中至今依然留有张公舍、张公洞、丹池等遗迹。

再说佛教。中国汉传佛教源自古印度佛教，因为中国绝大部分地域不适合引种佛祖释迦牟尼的“正觉之树”——菩提树，最终将银杏选作了“中国的菩提树”。杭州及周边地区，五云山真际寺、安吉灵峰寺、嘉兴能仁寺内的千年古银杏，都是典型代表。

不只道教与佛教如此，儒家也从银杏身上，读出契合自家思想的内涵。于是，千百年来，道观、寺院、文庙都广植银杏，慢慢形成了儒释道共享的文化符号。

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都与蜀道上的银杏有不解之缘。

相传李白年少时随父入蜀，途经秦岭深处的青泥岭，有感于蜀道艰险、行旅常迷失方向，便在父亲帮助下，从甘肃成县到陕西略阳，沿途每二十里栽两棵银杏，为后人指引路途。

几十年后，杜甫入蜀亦经秦岭。途中见到一株银杏，当地百姓告知此树乃李太白手植。这位太白先生的“超级粉丝”，闻之感慨万千，遂也亲手种下一棵银杏，以寄追随之意。

如今，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白水江镇青泥河小学院内的两棵古银杏，传说便是李杜所植的遗存（也有说是李白父子沿途植树为路标的）。一左一右，一雄一雌，相距8米——高大挺拔者系李白所植，朴拙凝重者是杜甫所种。诗仙诗圣以树相望，传为佳话。

与李白年纪相仿的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在隐居秦岭北麓辋川山谷十四年间，也曾栽下一棵银杏，并作诗“文杏裁为梁，香茅结为宇”，又营建“文杏馆”。王维晚年将“辋川别业”施为清源寺，后世又称鹿苑寺。鹿苑寺早已不存，但王维手植银杏与李杜银杏一样，如今依然伫立于遗址之上，随“诗佛”之名一起被后世敬仰。

北宋诗人梅尧臣是宋代最早将银杏大量写入诗歌的文人。他不像王维那样在山水中悟禅，而以自己最朴素的方式爱着银杏，把银杏当作生活中最亲切的事物——故乡的树、后园的果、赠友的礼，他的《鸭脚子》诗云：“江南有嘉树，修耸入天插。叶如栏边迹，子剥杏中甲。”

梅尧臣和至交欧阳修之间因“千里寄银杏”引发的一段千古酬唱，更是将这份朴素的情谊推向了极致。欧阳修收到鸭脚后，以“鹅毛赠千里，所重以其人”相酬，二人唱和之间，银杏便成了至交之情的信物。

当银杏文脉绵延至现代文学，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文学巨匠，对银杏更是推崇备至。

郭沫若曾在散文《银杏》中赞颂银杏为“东方的圣者”和“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称银杏为“中国的国树”。1954年，因夫人于立群患病赴外地治疗，郭沫若特意从京西大觉寺移来一株银杏树苗，栽在自家院中。他亲自挖坑、培土、浇水，并给这棵树取名为“妈妈树”，银杏被赋予了深沉而恳切的“生命之托”。

茅盾则把银杏当作了故乡的化身。他的家乡乌镇有一棵唐代古银杏，传说是唐代殉国将军乌赞的化身，当地人都称之为“乌将军”。1977年12月，茅盾在北京从家乡来人口中得知乌镇古迹历经战乱仍幸存，欣然写下《西江月·故乡新貌》：“唐代银杏宛在，昭明书室依稀。”之后在《可爱的故乡》一文中，茅盾再次引及这两句诗，并说“镇上古迹之一有唐代银杏，至今尚存”，对故乡古树的眷念跃然纸上。用情之深，可见一斑。

在叶圣陶的笔下，银杏同样是故乡的象征。长篇小说《倪焕之》开篇便写道：“近岸随处有高高挺立的银杏树，西南风一阵阵卷过来涌过来……”在散文名篇《三棵银杏树》中，叶圣陶又一次写到银杏：三棵古银杏四季变换——春日新衣、夏日绿荫、秋叶如黄蝶飞舞、冬枝如古画。

这里的银杏，代表了作家的童年记忆与无限乡愁。

1988年叶圣陶病逝后，骨灰被迎回苏州甪直镇，安葬于他当年执教过的小学，与附近的古银杏相伴。

从唐宋时期的李白、杜甫、王维、梅尧臣、欧阳修，到现代文豪郭沫若、茅盾、叶圣陶，他们无不寄情于银杏。银杏所承载的，是中国人丰沛的传统文化，我们从中获得丰富的精神滋养，也生发出深刻的情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