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堆

提及“故纸堆”，总容易有一种刻板印象，仿佛一堆泛黄的旧纸，被深锁书斋，蒙着厚厚的灰尘。

翟氏书巢告诉我们，故纸未必只能困在一隅蒙尘，也可以像一条流动的河道。

近300年前，翟灏于杭州杨嘉桥畔藏万卷书，从不将它束之高阁。他故去之后，一屋子的藏书四处流散。魏仓伯捡拾残稿诗卷，重加装裱，送入宗文义塾；丁丙四处寻访，费尽心力抄录残存的《艮山杂志》。一卷卷旧纸离开杨家桥，从私人书斋流向义塾，再辗转学堂，有些一路绵延到今日的校园藏书。

泛黄的纸页，经由一代代人的打捞与承接，文脉不息。

在这个故事里，故纸堆只是一个起点。 （寒白）

出杭州艮山门向东，如今是楼宇林立的彭埠街道，还矗立着亚洲最大交通枢纽之一的杭州火车东站。清代，这里属仁和县临江乡，乡野之间有个甘棠村，村中有座扬嘉桥（即今杨家桥），桥畔曾有一座书巢，书巢里的藏书是清代藏书家、学者翟灏搜罗来的。

翟灏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金华、衢州府学教授。上万卷典籍汇聚于此，主人埋首考据、结社唱和。他死后，书巢散了，文脉却没断。部分书籍进了宗文义塾，后又转入皮市巷宗文学堂，也有部分散落于民间。

华夏文明，一线贯穿，未曾断流，靠的便是表意文字的书写记录，即从甲骨、简牍、缣帛到楮纸的“图书”。书之幸，本不在永聚一室，而在于被人传阅、流动。翟氏这座私家书巢的兴起与散佚，恰似杭州城东文脉流动的一条河道。

翟灏出生在甘棠村，其父翟之瑞急公好义、重文轻财的家风，深深影响了翟灏。翟灏生性寡言，却对读书有种痴气。家族在北京经营绸缎生意，弱冠之年他便赴京督理店务。白天他与伙计们算筹记账、验看绸缎，入夜便在油灯下读书至四更，偶有客访，任门上的小铃铛敲响而不开门。在京期间，他跑遍京城书市，遇珍本便倾囊收购。

雍正八年（1730），十九岁的翟灏邀吴颖芳等十人，在“无不宜斋”里结“东皋诗社”（亦称“东皋吟社”）。“无不宜斋”，是翟灏在杭州扬嘉桥畔的书房。厉鹗、杭世骏等名流，也常来往于此，一同唱和。书斋旁建了三楹屋宇藏书，取名“书巢”，后嘱好友杭世骏作《书巢记》。

翟灏一生以考据为业，著述宏富。他所编纂的汉语俗语类著作《通俗编》，对《汉语大词典》等后世辞书的编纂都有参考价值，至今仍是研究汉语俗语与民俗的案头书。又有《湖山便览》《艮山杂志》诸书，学问之博，一时无两。

杭世骏在《书巢记》里写，“环堵之室，而卷且盈万。”一间四面土墙的小屋，藏书却上万卷。经史子集、地理方志、笔记小说、佛道经典，什么都有收藏。接着又说，别人藏书，“或束之高阁，或锦囊珍裹，唯恐污损。”而翟灏不这样。他觉得书不是摆着看的，是天天要读、要摸、要陪在身边的东西。“仰而瞩，巢也；俯而窥，书也。”抬头是书房，低头是书籍，门都不用关。因为书这个东西，贪财的人不稀罕，小偷也懒得拿，所以，坦荡得很。

《书巢记》里记载，翟灏没别的嗜好，也不操心别的营生，每天整衣端坐，整理编排，朗声诵读，读得忘了吃饭、忘了忧愁。在他看来，书“无翼而飞，不胫而走”，稍不留神就散了，只有早晚跟它待在一处、吃饭睡觉都在一起，才能聚得住。所以他把书巢当作“终老之菟裘，栖心之精舍”，彼此为巢，读书成了最安乐的事。

杭世骏最后评价说，翟灏这人“愚于貌而不愚于心，愚于生计而工于言”，看上去呆，但心里不糊涂；过日子不行，而写文章，却是一把好手。

梁同书为翟灏写传，评其“著书等身，殁而不朽”。记录了翟灏藏于家中除了自己写的、已刻发行的，还有诸多未刻的文稿，这些未刻文稿甚至更宝贵。

乾隆五十三年（1788），翟灏病逝。

书巢的房子年久失修，渐渐有了破败之相。受扬嘉桥河的水汽侵蚀，每到梅雨季，土墙便酥软剥落，潮气顺着缝隙往里钻。纸书受潮，霉斑从边角往中心蔓延，再加鼠咬虫蛀，房子与书籍，都在腐烂。书巢里的一万卷书，有的被亲友借去不还，有的被族人拆卖换钱，还有的被旧仆捆成一捆当废纸拎去集市换米。一座书巢，就这样一点一点散了。

嘉庆癸酉（1813）年，魏仓伯进入宗文义塾任董事，时距翟灏去世25年。魏仓伯后来于嘉庆丙子（1816）中举，他在义塾一干二十余年。此时他出手收购了书巢旧书，主要是那些在倾塌和质押中幸存下来的未刻稿、倡酬诗卷（文人间互相唱和、应答的诗歌合集）和少数孤本。魏氏购得翟氏书巢倡酬诗卷，重加装裱，请好友胡敬题诗作序。

到道光十年（1830），当时担任宗文义塾掌教的胡敬，写了一首诗和一篇序，记录了这件事。胡敬为嘉庆十年（1805）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诗文兼美。这首诗的诗题很长，信息量很大，是后人得以追踪书巢散后去向的核心信息源：“魏仓伯购得翟氏书巢倡酬诗卷装成属题即用卷中齐息园前辈梦游高明寺东山韵按书巢为翟丈晴江齐名”。诗题中的“齐息园”，即天台学者齐召南；“高明寺”是天台山古刹；“翟丈晴江”，正是翟灏本人。这则长题，把购卷者、装裱事、书巢主人一一点明，如同一则微型的文物档案。

胡敬用这首诗和序，明白告诉世人：魏仓伯从倾圮与质押中，买回了一批翟氏书巢的倡酬诗卷与残稿，重新装裱。

胡敬在序文中说得更透：魏仓伯最重古人情谊，特把这堆残稿买回来找人重新装裱。他说，魏仓伯做的事，表面是收几张旧纸、题两句诗，实质是替杭州保一条“人、文、地”的血脉。书巢若是一座广厦，迟早要塌；可这些纸若能让后人知道城东曾有人把书当巢、把考据当业，那就比广厦耐用得多。

这些诗册与残稿，后随魏仓伯进入了宗文义塾的祠屋、学舍与藏书处，成为学子们的实物教材。更大宗的翟氏旧藏，也沿着几条道分流：一部分被乡邻借去未还，一部分落书商手，还有一部分随家道变迁被子孙分置。书在流动，文脉也在流动。

宗文义塾的来历，得从嘉兴新丰镇的周士涟说起。

据《嘉兴县志》《杭州府志（民国）》载，周士涟，字补年，家里不算富，却常为孤儿贫寒子弟读不成书而痛心。嘉庆初年，周士涟在嘉兴，创办平林、盐溪、尚文、里仁四所义塾。

嘉庆八年，他为弥补办学经费不足，携子到杭州募捐。杭州名绅，深为感动，面对当时杭城尚无义学的现状，再三恳邀周士涟留杭办学。

嘉庆十一年（1806），周士涟举家来杭，赁屋三桥址定安巷（今定安路），创办以文为宗的“宗文义塾”，这也是杭州城里的第一所义学。义塾对贫寒子弟，不仅免束脩，更供膳食。

翟氏书巢散出的残卷，随魏仓伯进了宗文义塾的祠屋，成了藏书楼里的图书。魏仓伯不是初创时的募捐者，却是严厉督课保障义塾质量的核心人物。他购书巢残卷的私人文化行为，与宗文办学并行不悖：私人的抢救，最终要落到学舍里童生手上。

光绪三十三年（1907），宗文义塾改为“宗文中学堂”。最后，便是今日的杭州第十中学。直到今天，杭十中校园里仍珍藏着一万余册古籍，其中不乏晚清的中小学教材——书巢的余脉，就这样一棒一棒传到了今天。

从三桥址到皮市巷，从义塾到学堂，这条河道拐了一道弯，却始终没断。

接力“河道”的还有丁丙，钱塘人。他与兄丁申是晚清杭州著名的文献抢救者，但凡谈及杭州古籍与乡邦文献整理，丁丙是绕不开的人物。

翟灏的《艮山杂志》一共八卷，分为志地、志人、志事、志文四类。梁同书为翟灏所作传记里提到，这部书稿当年并未刊刻，只藏在翟家。丁丙四处搜集乡邦史料，奔走寻访东乡一带的旧家藏书。他早年曾见过完整的八卷手抄本，虽然字迹潦草，但内容齐全。丁丙后来在上海郁氏的藏书目录中查到，这部书辗转归于陆存斋。他便向陆家借抄，只拿到了《志地》两卷。丁丙将其收录进《武林掌故丛编》刻印流传，今人才能得悉乾隆时期杭州城东的地形地貌、桥道村落的布局与人文历史的沿革与变迁。

丁丙捞出的这两卷《艮山杂志》地志手稿，是书巢散后侥幸留存的瑰宝，是这条流动的河道上有人弯腰捡起来的证据。从翟灏筑巢到今日，近三百年，万卷散去，但翟灏、魏仓伯、胡敬、丁丙等一代代人的接力，让这条河道没有断。

如今我们拥有了比“书巢”庞大千万倍的云端数据库，但数据无法替代纸张的温度。对文化传承的执着，依然需要像翟灏、魏仓伯、丁丙那样的人去坚守。

现在彭埠街道的运河公园里，翟灏雕像静静伫立，长须飘然，手持书卷，凝视远方。就在2023年，彭埠人又挂牌成立了“东皋吟社研究会”，把翟灏、吴颖芳们当年的诗社名号，重新请回了杨家桥畔。一代一代的人，依然在延续这份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