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一年（1905），岁在乙巳。关外持续年余的日俄战争以一纸和约收场，历朝赓续的科举取士制度被明诏废止。时代的浪潮在这一年激荡，这大抵是后世读史者印象中的1905年。

而对晚清篆刻名家胡䦆而言，这一年他印象最为深刻之事，恐怕莫过于他的儿子胡传缃惹上的人命官司。

胡传缃究竟做了什么？相传，胡传缃家中的丫鬟因与他通房，被他的妻子毒害而死；他又在外与人斗殴，再度闹出人命。几番祸事，相继激起民愤，桐乡河山仰家兜（邻近德清新市）一带的乡民，与他在塘栖的侄儿联合起来，将胡家位于屠家坝的老宅捣毁一空。

胡家本是官宦世家，先祖胡枚为乾隆年间进士，曾入值军机处十八年，到胡䦆这一代，仍是石门西乡累代簪缨的书香门第。老宅喜雨草堂中所藏的金石书画、秦砖汉瓦、晋镜魏碑，连同他半生搜罗的珍帖名拓，都在这一场变乱中毁坏散佚。是年六十六岁的老人来不及为这些毁于一旦的收藏心痛，便仓皇带着闯祸的儿子避走嘉兴，寓居南门莲花桥畔。

庋藏毁失殆尽，举家仓皇去乡，昔日缥缃盈架、金石满屋的乡绅，一夜之间成了寄人篱下的逋客。然而生活还要继续。胡䦆重新拿起了刻刀，以数十年练就的篆刻功夫鬻艺过活。光绪三十二年（1906）元夕，他刻下“静远堂图籍印”；闰四月，刻白文“梁园旧客”；又为潘振节所绘“雅道人四十九岁小像”上石刻砚。这一时期他刀下多是他人的堂号、藏书印与名印，印件多而形制小，循规应市。他的印名早著于时，沈曾植、陈汉第等名流都曾寄石嘱刻，乱后家无长物，这份刻印的本事，便成了糊口的依凭。

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胡䦆刻下了一方足有十二字的自用印章：“西莲花桥居士东杨柳湾散人”。

西莲花桥与东杨柳湾，都指彼时他避居之地。嘉兴南门一带旧名荷花浜，莲花桥与杨柳湾隔水相邻，桥畔垂柳依依，“西”与“东”二字对举，一桥一湾，把他仓皇避难以寄身的一隅天地，一并刻进了印面。

早年的胡䦆宗法秦汉，得力于汉玉印与秦诏版，白文细劲，朱文粗犷，用刀秀挺，结字奇拙，于疏密开合间见错落之美。这方十二字印通体仿汉铸。汉印之中，凿印出于急就，锋芒外见，铸印则熔铜范金、缓缓而就，线条圆融饱满，最是沉着。

经年变故，让这位老人的印风为之一变。他以石章制铜范，文字分行布白、填满印面，笔画粗阔而不臃肿，转折处圆浑凝练，章法茂密而气息沉穆，边款也由早年动辄数百言的酣畅，化为短短数句的简静。人书俱老，悲慨尽敛，都付与金石之间。

“居士”者，居家而修心，不剃发、不逃世，于心安处即山林；“散人”者，身如散木，不为世用，亦不为物系。胡䦆早年自号“不波生”，斋馆取名“不波小泊”，一生所求不过是风波不起；又号南湖寄渔、晚翠亭长，渔樵之想形于梦寐。可偏是这样一个人，晚年竟遭此滔天波澜。

也许事发两年之后，举家避祸的仓皇已渐渐平复。这年六月，他又刻自用印“玉芝堂”，边款说“今卜居郡中……即以名吾堂”，俨然已有重结一庐、再安几案的意思；1908年，他为就义的秋瑾刻下“鉴湖女侠秋君墓表”，徐自华撰文、吴芝瑛书丹，笔底自有风骨，可见老人虽遭家难，却并未流于颓唐。同年二月，他更与儿子小匊合刻“石门吴徵待秋父，鹭丝湾人”二面印，父子同操刀于客舍，心境之开解可见。如此看来，这方以“居士”“散人”为名的自用印，与其说是状写身份，不如说是他为自我开解所做的安顿——那一份潇洒，是他期许自己终于能够抵达的从容。

刻下那方十二字印的三年之后，即宣统二年（1910），胡䦆病逝于嘉兴莲花桥畔，年七十一。他带走了家难的余痛与一个旧时代的残梦，带走了胸中的秦汉；带不走的，是他留在博物馆与印谱中的数百方朱白，是屠家坝残砖断瓦间的故土，是这方印石上不肯散去的十二字。

这方印石，后传至西泠印社中人手中。印石面上，十二字苍厚圆浑、朱痕灿然，仿佛百年前那位老人在尘世未曾得到的安稳与自在，终在这方寸印石之中，得到了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