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92岁的著名作家王蒙在《人民日报》刊发文章《办气韵生动的副刊》，引发热烈反响，多地主流媒体展开讨论，探寻副刊的时代价值，探究副刊何以不“副”。这场讨论的提出，恰逢其时：一方面，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向纵深推进，副刊如何在新格局中找准位置、焕发活力，成为绕不开的课题；另一方面，副刊既是无数读者的精神家园，也是众多作家走上文学道路的出发点。为此，本报“西湖”副刊推出“气韵生动，我与副刊”专题，邀约作家、学者与资深编辑撰文探讨：一份地方报纸的副刊，如何在改革大潮中既融入整体变革、又守住文学品格，让副刊真正“富”得起、立得住。
1985年底的某个下午，我把一只信封塞进了毕浦中学的邮筒。信封里装的是一篇千把字的稿子，寄往《杭州日报》副刊。那时，我做教师才一年多。我确实没有想过，这只邮筒吞进去的，是我此后四十年与这张报纸副刊的全部“纠缠”。
我的文学创作，就缘起于《杭州日报》的副刊。
读大学及毕业后做教师的十余年时间里，我基本上在写与修辞及语文教学有关的大小论文，论文长的有一万多字，短的一两千字，修辞例子要自己找，这就逼着你要看大量的文学作品，而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无论内容与形式，皆汹涌澎湃。我关注那些文本及叙述上的创新，但是，有些创新，却是乱来，我就写了篇《创新与做作》的杂文，这篇文章发在1986年2月6日的《杭州日报》花港副刊上。自此后，我就关注上了《杭州日报》副刊。从“花港”到“西湖”，她一直是我深呼吸的地方。
1999年底开始，责任编辑莫小米老师邀我在“西湖”副刊上开一个“实验文体”专栏。那几年，我一口气写了六十来篇，药方、通知、导游词、提案、悼词、模拟试题，什么壳子都拿来用过。后来那篇关于嫦娥奔月的还拿了全国报纸副刊作品金奖，这也是我第一次拿的全国性大奖。
新世纪初，调进杭州日报后，有幸被徐晓杭主任青睐，让我主持下午版副刊的杂文栏目“蒺藜园”。蒺藜这东西贴地长，果实带刺，走路不小心会扎你一下，但不致命。时间虽只有一年多，但这一段经历我忘不掉，蒋子龙、鄢烈山、刘洪波等名家就是那时候联系上的。我在好多场合讲过，新时代的杂文不一定要做匕首和投枪，它可以绵里藏针。针要扎得进去，又不能扎得太深，扎完最好还让人笑一笑。这个写作原则，我也融进了自己的创作中，《病了的字母》中的大部分文字，就是那时候写下的。
这十几年来，我始终践行散文创作的六个字：有文，有思，有趣。有人问我这三样哪个最重要，我说它们是一体的。文是皮肉，思是骨头，趣是让你愿意走近的那个体温。打个不太恰切的比方，文和趣像飞鸟的两只翅膀，思是翅膀扇动时的力量，飞鸟能飞多高多远，看的是那股力。副刊给我的，恰恰是一个千字之内的空间，让这三样东西能在一只麻雀大小的身体里共存的东西。
副刊之所以不“副”，是因为她可以让人深呼吸。在这千字之内的方寸之地，她给写作者留了一张凳子，让他可以端端正正地坐好，然后忽然把腿翘到桌子上。翘着的腿随时可以放下来，但他偏不放，就那么停一拍。这一拍，就是副刊的千钧之力。
这四十年来，我始终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从毕浦中学邮筒里寄稿子出来的语文教师，只不过是我运气好，碰上了一个愿意给我深呼吸的报纸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