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92岁的著名作家王蒙在《人民日报》刊发文章《办气韵生动的副刊》，引发热烈反响，多地主流媒体展开讨论，探寻副刊的时代价值，探究副刊何以不“副”。这场讨论的提出，恰逢其时：一方面，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向纵深推进，副刊如何在新格局中找准位置、焕发活力，成为绕不开的课题；另一方面，副刊既是无数读者的精神家园，也是众多作家走上文学道路的出发点。为此，本报“西湖”副刊推出“气韵生动，我与副刊”专题，邀约作家、学者与资深编辑撰文探讨：一份地方报纸的副刊，如何在改革大潮中既融入整体变革、又守住文学品格，让副刊真正“富”得起、立得住。
我当副刊编辑直到退休，但写副刊文章比当编辑早，算一算应该在半个世纪之前。
1975年我第一次发文章，就在《杭州日报》副刊，是一篇小小说。当时，我在商店里站柜台，每天卖文具，年复一年挺无聊。想找出路，东学学，西学学，写作是其中一项。
就是那年，《杭州日报》与《西湖》杂志在天目山开笔会，我以文学青年的身份参加，认识了杭报副刊的项冰如老师。笔会结束，我连发三篇，杭报副刊上两篇，《西湖》上一篇，一下子踏进了文学圈。当时能发篇文章真是不得了，好像周围的人全看见了。
我在商店工作时，有个下乡锻炼的机会，去桐庐工作一年。那时候的副刊编辑真的是你的老师。项老师特意给我写信叮嘱：“这是一个深入生活的好机会，要用心观察生活。”
1983年，杭报公开向社会招聘采编人员，只读了一年半电大的我有幸考上，更幸运的是，被分在副刊部，成了项老师的徒弟。可以说，我这辈子最主要的成长和收获，我的困惑和喜悦，都是杭报副刊给我的。因为热爱这个工作，我退休后还被返聘了9年。
除了当副刊编辑，我还是个副刊作者。我的文章小而多，最多的时候，全国报刊，甚至北美、澳大利亚的报刊上都能见到，当然都是副刊。上世纪90年代，我在周末部编大特写。整版就一篇文章，我想让版面活泼一点，就自己写两三百字，栏目名叫“游思”。这样每周一个版，每周写一篇，就积攒起来了。
一次到上海出差，去《新民晚报》取经。我找到《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的编辑贺小钢，把一沓稿纸给他，很快，这些文章陆续登出来了。《新民晚报》刊登后，《读者》杂志转载，一下子就打开“市场”了。刚好碰上报纸进入增长期，我这种小文章很受欢迎，可以填补版面留白。《羊城晚报》《今晚报》《扬子晚报》……几乎大半个中国的副刊都发过我的文章。所以它是应运而生。
说到这些小文章的选题，我有个小本子，想到什么就记两三个字，要写的时候翻翻小本子，一篇篇慢慢孵化出来。1997年我生病住院，我用医院的病历纸，趴在床上写了四篇，都是住院期间的所见所闻。
2000年前后，我们希望杭报副刊离老百姓更近一点，就把原有的综合副刊改成了各有侧重的版块。“倾听·人生”挖掘大时代下人的命运，几次得中国新闻奖的作品就来自这个栏目；“写作”打出“纯文学”的旗号，“专栏”要求写“自己的看法”，“市井”里的家长里短，为了让读者笑上一笑，两笑，甚至三笑。
我总结出一个规律，每个版至少有一篇压得住的稿子，这主要是看编辑的眼光。我当编辑选稿的要求，就是一个“新”字。比如，题材要新；题材不可能都新，那么立意要新；立意不那么新，你构思要新；构思或许平凡，那么文笔要新……总要有点与众不同的东西，有点新鲜感，让我眼前一亮。有时候，在投稿信箱里看到一篇好稿，我真的很激动，可能马上给他打电话，我说：“谢谢你，我读到了这篇稿子，我真幸运。”
去年夏天，易立竞在《陈鲁豫
（此文为莫小米口述，记者于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