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下午，西子湖畔，秋水山庄。轩窗回廊之间，20余件弘一法师墨宝静静陈列，墨香与湖光相映。杭州市文学学会李叔同弘一法师研究专委会在此茶叙，这是继10月23日“朗月光华 照临万物——首届李叔同与杭州研究座谈会”之后，专委会举办的又一场学术沙龙。

墨宝归来，如雁归秋

秋水山庄旧主沈秋水，系民国报业巨子史量才的夫人。而山庄所在，正是当年招贤寺旧址。

上世纪上半叶，弘一法师曾数度驻锡招贤寺，与弘伞法师校理《华严疏钞》，青灯黄卷，梵行清严。弘一法师曾在致友人书中写道：“弘伞师住持招贤，整理规画，极为完善。西湖诸寺，当以是间首屈一指矣。”

古寺虽湮，殿宇犹在。百年之后，法师墨宝重归旧地，轩窗回廊与墨迹相映，令展览多了一层“如雁归秋、如月印水”的因缘意味。

“此次展览既是一次弘一书法艺术的集中呈现，也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化‘归来’。”秋水山庄招贤艺术中心主理人卢海涛表示，弘一法师与这座庭院的渊源，至今仍散落在秋水山庄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之间，在此展出法师墨宝，湖山为伴，草木有情，实为因缘殊胜。

茶叙开始前，与会者缓步展廊，静观墨迹。有观众在刺血“百千亿光明”前驻足良久，低声感叹：字不大，却像有一盏灯从纸背透出来。亦有人走到回廊尽头，凭窗望湖，说这一刻忽然懂了什么叫“字字从恬淡中出光明”。

百年法缘，节节相续

“前日告别秋的温柔，昨日迎接冬的开篇，今日拥抱秋水山庄——世间所有美好，都恰逢其时。”李叔同弘一法师研究专委会主任委员宣伟强如是说。他提及，弘一法师与招贤寺的百年法缘（1926—2026），今日专委会与秋水山庄结下奇缘，恰是“节节向上”的因缘相续。

本次活动的召集人，是今年93岁高龄的老文物保护工作者王用钧先生。他也是当年李叔同纪念室（杭州李叔同纪念馆前身）筹建的亲历者、见证者。

“1984年，虎跑公园刚修好。房子有了，里面没有内容。我们就想，办一个李叔同纪念室吧。”王老清晰地回顾了那段往事。李叔同纪念室，设在面积二三十平方米的偏房里。后经多年呼吁，才搬到正殿，更名为李叔同纪念馆。王老捐赠多件私人藏品，丰富了纪念馆展陈。

“天津有李叔同研究会，泉州有弘一研究会，杭州没有。李叔同最重要的十年在杭州，出家在杭州，印藏在杭州，可杭州连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研究会都没有。这个话，我讲了很多年。”4年前，王老联合杭州徽州学研究会胡适研究小组组长宣伟强、徐志摩纪念馆馆长罗烈弘发起成立“三师工作室”，旨在推动对弘一法师李叔同、胡适和徐志摩的研究。今年，杭州市文学学会李叔同弘一法师研究专委会成立，他欣然担任名誉主任委员。因为他觉得这个学会不简单，“现在很多学会的杂志都办不下去，这个学会却一直在办。这个学会是能做事的。”

王老在现场还提到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弘一法师生年与史量才同年，都是1880年，“接下来可以对他俩一道做些研究工作，我这个心想能不能事成，要靠天命了。”一席话，把秋水山庄的旧主与新展，悄然接上了同一条时间线。

“王老刚才讲了李叔同先生在杭州的活动。他在杭州待的时间很长，而且非常重要——不只是时间长，更重要的是，他是从俗家向出家转折的这么一个过程。”陈文锦接过话茬。他历任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副局长、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是西湖申遗专家组组长，亲历了西湖从1997年启动申遗到2011年成功的曲折全过程。

“丰子恺先生的女儿丰一吟、弘一法师的高足刘质平，他们几位都到了。对我们做文物工作的人来说，这也是一种需要：杭州有这么多跟他有关的地方，总得有个地方让人去看。”谈及虎跑李叔同纪念室揭牌仪式的盛况，陈文锦说，这要有赖于1983年的机构改革——撤销园林局、文管会，成立园林文物局，“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杭州文物保护工作由此打开局面，“这一点，值得写进杭州的城市史里。”

浙江图书馆原馆长褚树青的发言则带着老同事的温情与敬意。他说：“上世纪九十年代，王老跟我讲起这件事，他在研究弘一法师，也收藏了一些弘一法师的手迹，最后都捐赠出来了。王老在我们这个时代，很纯粹。他没有说‘我有弘一法师的东西，我卖钱’，他没有。他就是无偿捐赠。因为他很纯粹，所以他能够感召很多专家学者一起来做李叔同研究这件事。”

褚树青由此生发一层意思：“今天我们纪念弘一法师，最大的意义在哪里？是通过纪念，我们也来缅怀整个杭州文物事业发展的历史。我们的研究，不只是研究一个人物，实际上也是在研究一个城市，研究一个城市的文化。”

把“人”研透，不做神化

杭州市文学学会会长王益庸作主旨演讲。开篇即点明本次茶叙选址的讲究：“窗外西湖，抬头孤山，往西南虎跑，往北玉泉。这四个地方，恰好串起李叔同先生一生中最要紧的四段路程。所以今天不是在这里开一个会，而是在他走过的湖山之间，重新认一遍路径。”

他认为，李叔同值得下大力气研究，在于他是一个“完整”的范本，“中国文人精神谱系里，入世与出世常有一道裂缝：才气归才气，修行归修行；文章归文章，做人归做人。李叔同先生的不同，在于他把这道裂缝接上了，接成了一道完整的弧线。”

如何研透李叔同，王益庸讲了三件必须做透的事。其一，把“人”研透，不做神化。“我们要写的，是一个人怎样一层一层上楼。”他主张文献、实物、口述三者先行：编一部可检索的文献长编。把九十余方印、西泠碑刻一件件过手，并抢记亲历者的口述。其二，李叔同与西湖。他以不到三百字的《西湖夜游记》为引，建议为它做一篇笺注，带出民国初期杭州文人的关系网，更要讲清经亨颐那句判断——“上人性本淡泊……一半勾留是此湖；而其出家之想，亦一半是此湖也”。其三，弘一法师与南山律宗。他因读戒律疑“实不得戒”而立志学律，以列表之法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发端杭州玉泉寺，成书温州庆福寺，后又发愿“舍有部律，专学南山，以赎昔年轻谤之愆”，终被佛门尊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祖，“这部书的发端是在西湖的玉泉寺，成书是在温州的庆福寺，杭州人有资格讲这件事，但要讲得准，讲准了才立得住。”

王益庸特别提到，孤山鸿雪径石壁上的“印藏”，是这条线上分量重的一块。1918年出家前，李叔同把九十余方自用印封入西泠印社石壁，碑刻“庶与湖山并永”——把一个人的名字，交给山水去守，“这是中国文人看重的托付：诗有诗冢，书有书藏，一个人的名姓，最后要交给湖山。”

茶叙散时，湖上暮色渐合。回廊里的墨迹仍在灯下静静铺着，刺血所书的“百千亿光明”五字，在玻璃后面泛着幽微的光。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王益庸以弘一遗偈作结，也把问题留给了在场者：湖山之间重认李叔同，不是把他供起来，而是把他认清楚——认清楚一个人如何从才气走向修行，从文章走向做人，从西湖走向南山。墨宝归来是因缘，研究做透是本事，而让湖山与城市记住这条路径，才是杭州对这位“一半勾留是此湖”者最好的回应。

灯下墨迹未干，湖上暮色已合。重认，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