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我去看望婶娘时，走在曲里拐弯的老巷，像走进一个迷宫。最后靠亲友指路，我才找到摇摇欲坠的老屋。
1933年，我出生在这儿——上海杨树浦的奚家宅。听老人说，当年从奚家的老屋可以一直望到黄浦江边。不过从我小时候起，这里建起了上海最早的自来水厂、发电厂、锅炉厂、鱼市场，后来又有日本人和民族资本家投资的纱厂，奚家宅也就淹没在这片厂区和乱糟糟的棚户区中了。

祖父母与太祖父母在上海老家

很多种菜的农民慢慢转为工人。我的祖父奚士林当了几年纱厂童工后，跑到津浦铁路上当学徒。他头脑比较灵活，学会了铁路餐车的经营，后来在十里洋场的天津卫，开了一家叫“紫竹林”的餐厅。

我的祖母是童养媳，老家在杭州。她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我的父亲奚听涛。

父亲从小跟着祖母生活，长大后走的也是当学徒、办丝织厂的路子。我母亲是纱厂里的缫丝工，只念过两年小学，能无师自通读张恨水的小说和《红楼梦》，还善于心算。我的聪慧可能更多遗传自母亲。

三岁时的我

抗战的时候，我爸爸在杭州开了一家天纹丝织厂，这个厂后来被日本人烧毁。我爸爸带着一大家子投奔天津的祖父。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日本人不允许中国人吃米饭，只能吃“六谷糊”，就是玉米粉。因为大米是皇粮，必须交给政府。我亲眼看到天津郊区的农民大冷天穿着棉袄，坐火车，坐大车，到我们店里来。他们的棉袄填充的不是棉花，都是米。弄个洞把米倒出来，卖给我们，得几十块钱。他们回去时身上就很冷了。

祖父母与我家在杭州合影

后来，我父亲在北京开了紫竹林分店，我们一起搬过去，我记得住在北京的李铁拐斜街。那里也有很多日本人。日本小孩和我们中国孩子在胡同里打得头破血流，但日本小孩的家长不来干预小孩的事，他们鼓励小孩跟中国人打，培养武士道精神。这样子我们更肆无忌惮，拼命开打。当然中国孩子的家长是害怕的，万一出事情这还了得？我们还扎过日语老师的自行车胎。

我七岁时

不料，天津的紫竹林餐厅被隔壁家具店的大火殃及，变成了一堆废墟，北京的紫竹林分店很快也歇业了。
父亲转身去了上海。当时上海是“孤岛”，他为了借助特殊身份做物流生意，拜“汪伪”政权的一名陆军中将为“老头子”（干爹）。十里洋场，灯红酒绿，时间一长，心就野了。父亲结交了一名姓俞的舞女，很快公开同居。

我母亲带着哥哥和我，从北京到上海找我父亲，发现他已与他人“结婚”。母亲一气之下，带着我们兄弟俩到了杭州外婆家。就在这时，日本人投降了。
1945年8月15日，整个杭州城像炸开锅一样热闹，街上播放着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大家一看见日本人，就冲上去打。
父亲赶来杭州商谈，要母亲接受一夫二妻的现实。但抗战都胜利了，要强的母亲怎么可能妥协？他们后来就协议离婚了，金银首饰归母亲。我父亲坚持要两个小孩，母亲同意了。那年我十二岁。

民治小学毕业照

我和哥哥跟着父亲到上海后，在民治小学读六年级，成绩很好，毕业时我是全校第一名。

之后，我跟父亲和他后来的太太、小孩，先到天津，后到北京。到北京后，我在崇德中学读书，就是杨振宁读过的那个学校。但我们付不起学费，怎么办？先只付一半。后一半，学期中再补缴。

北京崇德中学

那时候，我父亲带着太太跟小孩到外地去了，把我和哥哥两个丢在北京。身边没有大人，我们经常饿肚子。

当时有一个善后救济总署，可能是联合国下属机构办的，经常救济贫困人，做了很多好事。我们学校附近就有个这样的救济食堂，每天早上发牌子。我和哥哥上一半的课，就赶去排队，如果上完所有的课再去，牌子肯定没有了。排队的时候我们就看书。我记得很清楚，每人领一个大馒头加几颗咸菜，免费的，不要钱。
还是饿。实在受不了，哥哥爬到树上采桑葚，没熟的桑葚在水里煮，味道又苦又酸又涩。为了填肚子，我们全都吃光了。
快要断炊时，国民党青年军208师在北京招流亡学生，录取后有一笔安家费。很多年轻人都去报考了。哥哥跟我商量，与其两个人等死，不如他去投青年军，安家费一部分还学费，剩下的我用来生活。

哥哥、外婆与我

就这样，哥哥当兵去了。他为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一直感激他。

我把哥哥给我的安家费藏在枕头里。几天后，父亲的一个朋友来借宿，此人走后，枕头里的安家费也不见了。我一分钱都没拿到。
这时，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一想到自己会饿死，我关起门来哭了很久。

回忆往事，百感交集

最绝望时，父亲终于出现了。他很内疚地告诉我，因为经商失败，他货物丢了，钱也没了。他带我回上海，没有钱买船票，父亲就托了一个在船上工作的朋友，把我们藏在船甲板底下。我们熬了几天几夜，才到上海，我记得我在里面吐得一塌糊涂。
到上海后，父亲的意思是，让我不要读书了，去打工赚钱。幸运的是，我通过考试，拿到了上海中学教师联合会捐资助学的名额。

小舅和我们兄弟

一天上学路上，母亲突然出现在弄堂口。看到我脸上浮肿，衣衫破旧，她抱着我哭起来。为了照顾我，母亲寄住在朋友家，每天放学后，就带我去吃排骨面，增加营养。

得到母亲的关爱，加上与父亲的关系本来就僵，我干脆决定和母亲回杭州去。
那年暑假，我凭着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私立的杭州安定中学。但奇怪的是，母亲没带我回家，而让我住进圣塘路的尼姑庵静莲寺。我在大殿一角搭了一张床，每天耳朵里都是庵里的诵经声。
在我追问下，母亲才说出已和萧山一个姓来的米商再婚。她怕别人叫我 “拖油瓶”，所以不带我回去。母亲再婚没什么不对，但她总觉得对不住我。

我和哥哥还有母亲

安定中学距离蒲场巷（今大学路）的浙江大学不远。当时正是

解放战争的高潮，浙大校园的氛围十分进步，每天贴在墙上的新闻，都有解放军打到哪里的消息。我还第一次听到“解放区的天”、“南泥湾”、“你是舵手”等革命歌曲。

快解放那几天，街上店铺都拉上了铁门。5月3日清晨，马路上有国民党的官员和勤务兵拎着行李慌慌张张开车逃走。不久，挂着“治安”袖章的工人出来维护秩序了，中正路（今解放路）上已有零星的解放军，进城仪式马上要开始了！

新中国成立那年我16岁，思想上很进步，想转到有军代表进驻的公立学校去。初中最后一年，我转学到金沙港的杭州市立中学。
那时的金沙港还是一片荒滩，每次上学要先经过白堤，再到苏堤，向西走上百来米，跨过小溪上的一座白色石桥，就是市立中学，沿途景色非常美。
我会骑自行车，会说标准的国语，同学们都愿意与我交往。我还参加了话剧团，有名女同学经常和我一起放学。有一回，她邀请我去她家里玩。

接受《杭州日报》经典栏目“倾听·人生”采访

那是一幢南山路的花园别墅，客厅里有美国的《生活》画报，像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她的母亲很温柔，向我介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因为她丈夫就是那儿毕业的。可惜毕业后，我和那位女同学失去了联系。

1950年冬天，我下决心考杭高。当时学生想考哪个学校就参加学校的单独考试，一般学生都报考两三个。我想好了，只报杭高，考不上就休学。
这份决心很有用，在激烈的升学竞赛中，我顺利考取。我读的是两年半的春季班，功课很紧，“三反”、“镇反”、思想改造、抗美援朝……运动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同学们很积极，听说志愿军需要挖工事的铲子，自发捐钱，买了一把铲子送给志愿军回国代表团。又听说美国要发动“细菌战”，我们又设计了很多“防护服”。

我考上清华后的全家照

陆续有人参军、参干，临近毕业，全班只剩下二十几人。眼看1952年的秋季高考只剩半年了，学校派出最好的老师崔东伯、施雅珊、王嘉范等，帮我们“恶补”。

高考结果一出来，杭高的成绩是全杭州最好的。我和林京、黄祖宣两位同学，一同考上了清华大学建筑系。

那年考上北大、清华的新生，坐的是专列。车厢很挤，我找了几张报纸，垫躺在座椅底下，几个同学轮流睡。因为我们乘的火车是临时加出来的，遇到别的火车就得让路，结果开了三天两夜，才开到前门的北京火车站。
北京的马路上还有装建筑材料的骡车、驴车。我们坐上接新生的敞篷卡车，从东校门进入清华园。路旁大树的枝叶不停拍打着，把我的帽子都打飞了。
时任清华建筑系主任的是著名建筑师梁思成，他主张保护北京的古建筑和城墙，建议在西郊建造一个新北京，以保护旧城。有个别领导对梁思成的建议很反感，说他是想把共产党赶出北京城，还有领导说“皇帝老子的地方，共产党为什么不能住？”甚至有人想拆了故宫，建党中央办公楼，遭到党内外强烈反对才作罢。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新中国的建筑风格照搬苏联的那一套，清华建筑系有三位苏联专家，也都是一言九鼎。梁先生对此很不以为然，说新楼顶上安一个宫殿式屋顶的“苏式”做法，是“穿西装，戴瓜皮帽”。

面对苏联专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也有同学大胆发出不同声音。1956年大二时，蒋维泓和金志强两位同学在国家级刊物《建筑学报》上发表《我们要现代建筑》一文，提出反对盲目复古和照搬苏联，引起轰动。

我（左一）在清华建筑系上素描课

蒋维泓同学平时非常节俭，衣服穿得很“破烂”，但他懂四国外语，而且对同学是真慷慨。当时稿费寄到宿舍，他把在场的同学一个不漏地请到中苏友好展览馆的俄罗斯餐厅吃俄式大餐，钱不够，他自掏腰包补上。

可惜，在接二连三的“运动”中，他接连“犯规”，被迫提前一年离开清华。“文革”期间，传说他在陕西的终南山失踪，组织上对他的最后结论是“下落不明”。

1958年，我填了三个毕业志愿：新疆、宁夏、内蒙，都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最后学校分配我去刚升级为大专的内蒙古建筑学院（后并入内蒙古工学院）。那里教学基础很薄弱，缺少师资和教学设备，我不得不三天两头回清华求援。
1960年年底，学校派我回清华进修，清华建筑系分配我兼任梁思成先生的助理。

在汪坦教授家

在清华进修的时候，我的导师是梁思成和赵正之，赵正之也曾是营造学社。作为进修生，也得有社会活动，我的社会活动就是担任梁的助理。

当时林徽因已谢世，林洙尚未进门，梁先生与老岳母一起生活。他的岳母是三寸金莲的小脚老太太，日常生活还需要梁先生照料。因为是单身，工作之余蛮寂寞的，他很欢迎有我这样一个年轻人担任助理，帮他处理工作和生活上的琐事，比如联系休养、领薪水，给营造学社的老友送钱等等。

梁思成和林徽因及林徽因的母亲

我两三天去一趟梁家，一般是晚饭后，在书房里聆听教诲。梁先生面授了许多专业内容，如“河洛文化”、中国古代雕塑，尤其在古文献考据方面讲的最多。梁先生生性幽默，爱讲历史典故和笑话，很多严肃的话题出自他的口，特别诙谐。

有一回讨论藏式建筑，梁先生特意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例如当年文成公主是怎么进藏的，她对西藏文化的贡献是什么。他要求我去参观雍和宫和承德外八庙，回来后又要求我谈参观心得。分析故宫的建筑布局时，他要我从满清宫廷的礼仪制度、家庭结构和宗教信仰等几方面入手。
后来我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读学位，写论文时就采用了梁先生的这一方法。

每逢节假日有庆祝活动，受邀者一般发两张票，可以带夫人出席。梁先生是单身，就带我一起去。有一次参加晚会，民盟“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先生，误以为我是梁先生的儿子梁从诫，惹得梁先生哈哈大笑。他还向周培源、金岳霖等教授介绍：“他是我的小助教。” 

梁思成、林徽因和女儿梁再冰

当时从清华园进城很不方便，只有三辆烧木炭的破旧公交车往返市区与清华园之间。梁先生有一辆从美国带回的私用小汽车，他每次进城，总有青年教师要求搭车，小汽车里经常挤满了人，连梁先生都被挤到一边。但他从不介意，反而幽默地说：“我从一开始的夹带小黄鱼，变成了罐头里的沙丁鱼。”

谁让他的脾气这么好呢！我还记得，当时黑白电视机刚面世，系里的青年教师都缠着梁先生，要他为系里买一台，说是活跃教师们的业余生活。梁先生居然当场答应了，随后果然送来一台刚出厂的黑白电视机。

担任梁先生的助理期间，他留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与林徽因的感情确实非常好。梁先生多次说起林先生：我很想念她，她走的太可惜了。

他说林先生生前非常任性，工作起来经常不顾惜身体，晚上睡不着时会诗兴萌发，爬起来一口气写上好几首。他背诵林徽因的诗给我听：“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让不知名鸟雀来盘旋？是谁笑成这万千个风铃的转动，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摇上云天？……”

还跟我说家里有许多林先生的诗稿，还有建筑设计方面的文稿，一直没有整理，都塞在储藏室。我当时很想帮梁先生，只是实在没有精力，现在想想是莫大的遗憾。

那段时间政治运动多，梁先生常被列入批评甚至批判对象，压力很大，也很痛苦，但他努力调节自己。
有一回，他带我去民族文化宫观看芭蕾舞剧《鱼美人》。梁先生专门拿了一个小望远镜，说可以“观察入微”。还问我：“你发现没有，跳芭蕾的女孩子脖颈都特别长？”说着把望远镜递给我，我觉得梁先生挺逗的。

他还说过，建筑本来就是艺术，不懂艺术的人怎么可能懂建筑？所以每次观剧回来，梁先生会在节目单上写下一段很细致的评论，细到哪套服装的颜色搭配不对，头饰不合适，哪处音乐不够理想。

我结束在清华的进修时，建筑系的主任吴良镛专门来问我，想不想留在清华。我能感觉到清华对我的好，当时全校开群英会，我不算正式教职员，但名字也出现在建筑系的代表名单中。我也知道，留在清华，能在梁思成等教授身上学到更多。可我还是婉言谢绝了吴先生，因为清华的“天花板”太厚、太高了，人才很难出头。内蒙的条件虽然比较差，但能为我提供一个发挥才华的舞台。

就这样，我离开了清华，结束了担任梁先生助理的日子。但这份深厚的师生之谊是没法忘怀的。

1962年我回到内蒙。有一天，学校通知我参加一个接待活动。我跑到宾馆，惊喜地发现来宾中有梁思成、叶圣陶、老舍等名人。原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邀请他们来这里休养，增加营养。那时，国家还处在三年困难期，北京的食品供应远远比不过内蒙。

梁先生老远看到我，高兴地过来一把抱住我。那几天，我一直陪在先生身边，一起参观席力图召，凭吊昭君墓，我们半路上还意外地发现一处古迹。

梁先生喜欢吃黄油，在北京很难买到。他们走后，我通过朋友帮忙，在黑市买了些高价黄油，每次到北京出差，我就带上送到梁先生家里。

（未完，下期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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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戴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