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1日晨，日本陆军省征用的7000余吨“里斯本丸”，从香港运载英联邦战俘以及随船日军部队，行驶至舟山群岛东部海域时，被美军潜艇“鲈鱼”号击伤。日军舰船赶到救援，拖弋到东极岛附近海面最终沉没。近年来，陆续发现日文、英文档案文献，弥补了以往研究细节诸方面的粗放性不足，特别是战后设置的香港国际军事审判法庭对真相细致求证，形成了整条线索的证据链，有助于后续深入拓展研究。

该船系第二批押运英联邦战俘赴日本

1942年2月20日，原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正式出任日治香港时期第一任总督，遂分四批把白人战俘装船运去日本各地做工。9月1日15时，矶谷廉介总督签发香港作战命令丙第44号，指定田中中尉押运“福州丸”英军战俘621名到日本。值得关注的是，矶谷廉介明确命令香港俘虏收容所所长向东京输送的是“白人俘虏”，紧随其后启运的“里斯本丸”也是装载的白人战俘。4日，“福州丸”开船，几天后抵达东京，实到战俘616名，途中减少的5名极有可能因病被抛尸大海。“福州丸”成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第一艘运回日本的白人战俘船，亦是从香港起运的第一批盟军战俘船。此前，人们只知道日军从香港起运战俘去日本，不知道一共几批次，第一批具体情况，“里斯本丸”算第几批？

9月27日8时10分，“里斯本丸”搭载着1816名英联邦军队战俘自深水埗附近海面启航，朝向日本九洲的门司港进发。

至此，总算清楚了两点：一是从香港战俘集中营，挑选运送日本的人员都是白人，而不是其他人种；二是第一批战俘乘坐“福州丸”，第二批则是“里斯本丸”载运三倍于“福州丸”的战俘，同月出发航运日本各地，而“里斯本丸”情况比较“福州丸”更为复杂。

那么这些战俘，各自隶属于皇家海军陆战队、皇家苏格兰团、皇家炮兵部队、信号军团、海军防卫团、陆军工程兵（189人）、皇家苏格兰团第2营、密德萨斯团第1营、皇家加拿大步兵队、（加拿大）温尼伯掷弹兵部队、皇家陆军军医队官兵，以及在香港的英国侨民组成的志愿义勇军队员，除了英联邦战俘国籍外，并无美国人，亦无任何女性战俘。

已知的新西兰籍战俘有3人，分别是：约翰·亚瑟，新西兰皇家志愿预备队电报员，奥塔戈区的首府但尼丁人，1945年9月8日在日本大阪集中营获释回国；罗斯·勒纳伯格，新西兰皇家海军士兵，海难时失踪；默多·斯图尔特，新西兰皇家海军士兵，旺加努伊地区马顿岛， 9月28日病死在船上。

已知的加拿大籍战俘有1人：亨利·约瑟夫·埃弗拉德，皇家海军士兵，纽芬兰岛东南阿瓦隆半岛北部城市圣约翰斯人，1945年9月8日在日本大阪集中营获释回国。

已知的澳大利亚籍战俘有1人：内维尔·卡瓦纳，皇家海军士兵，新南威尔士威尔拉沃林人，属幸存者。据他回忆，还有3名澳大利亚战俘也在船上，生死不明。

战俘主体系英国人，尚有香港平民5人，统称英联邦战俘。

启运时人员总数及货物

根据当时日军船舶司令佐伯文郎关于《里斯本丸沉没事件向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报告》（1942年10月9日）、日本陆军省俘虏情报局关于《俘虏输送船“里斯本丸”遇难事件》（1942年）等资料确认，“里斯本丸”启航时，一共载有四类人员：一为英联邦战俘；二为日军回国休整部队；三为警卫押运队；四为船员群体。

英联邦战俘全部是白种人，包括英国籍、加拿大籍、新西兰籍、澳大利亚籍等。日军攻占香港后，所有战俘被集中关押在九龙深水埗原英军军营，这里靠近海岸线，便于乘船转运。不久，鉴于深水埗战俘营太过于拥挤，故于1942年1月间，分拨出2000名战俘转移到北角原难民营关押。4月，日军将深水埗集中营专门用来关押普通士兵，军官则全部转移到亚皆老街的集中营囚禁。9月25日上午，事先挑选出来的1800多名战俘集结在深水埗集中营地阅兵场上，由英军密德萨斯团第1营指挥官斯图尔特中校带领，徒步大约1英里路程，抵达附近码头再乘座驳船，登上停泊在昂船洲外的“里斯本丸”。临开船之前两天，约有近20名战俘因患病被陆续送下船，净剩1816人，均为英联邦青壮年，最终侥幸活下来回家的只有763人，一大半人无影无踪。

1816名战俘数字，日后亦多次出现在战时日本陆军省、外务省相关文件中，主要用来与英国方面进行交涉的。

代号第8610部队的752名日本军人和着便装乘客，内有150名将校军官和一些伤兵，如计入警卫队，合计778人，指挥官杉山中尉。

押送警卫队，共计26人组成，全部携带步枪、刺刀和轻便型机关枪，负责监控全体战俘。其中，2名医务兵，2名中士（负责给养），2名下士，18名普通士兵，翻译官新森源一郎，指挥官和田秀男少尉。

船员共计77人，其中船舶指挥管理人员12人（含大副、二副、三副、轮机长、通讯员），甲板部22人（含船匠、操舵手、甲板员），轮机部26人（含司炉、轮机员），事务部17人（含厨房炊事人员）。船长经田茂，拥有A级船长资格证书。

应当指出，船上全体人员，统一归杉山中尉指挥。

随船还装载了1676﹒466吨物资，大部分系工业品原材料，置于第1、第6、第7号舱底，锦布干皮等存放在第7号舱船尾。以往著述并不十分清楚“里斯本丸”船运物资单位清单，此系香港军事审判法庭呈堂物证。

各种货物清单：

战俘入住暨自我管理

“里斯本丸”总共有7个货仓，第一、第二层改造成简单铺位，用来运输战斗部队，曾数次往返菲律宾、台湾运兵。战俘们登船之后，被安排入住前4号舱。长期以来，人们均误以为前3号舱是战俘入住满了的，没有第4号舱的概念，实则不然，直到香港军事审判法庭庭审时才更正。各个船舱入住战俘情况如下：

波洛克中尉指挥的皇家海军官兵362人，入住船首第1号舱中间二层甲板，空间狭小拥挤，躺下后像沙丁鱼一样，根本就不能翻身调整姿势。

斯图尔特中校指挥的皇家苏格兰团第2营、密德萨斯团第1营以及工程兵、通信兵和他小队散兵1077人，入住船桥前部的第2号、第3号舱二层甲板和底舱。

彼特少校指挥的皇家炮兵团355人入驻第4号船舱，使用船桥下空间和二层甲板，再往底下是备用煤舱，上面便是日军军官客舱，再往上是船桥。

剩下一些体质较差的战俘被安排在前甲板上，毕竟相对于舱内空气混浊不堪状况而言，条件算是最好的了。

600多名日军士兵基本入住船尾第6号、第7号舱，百余名军官和警卫队则进驻船桥下面的客舱，这里食宿条件较好。

近两千名战俘登船，导致船舱内严重超员且拥挤不堪，吃喝都成问题。为此，上船当天下午，警卫队长和田秀男便召集斯图尔特、豪威尔等军官在船上会议室磋商，翻译官新森源一郎也在现场。这次碰头会当场决定了六件事：

由豪威尔负责组织人力购买食物携带上船，自行保管和分配，卫兵小岛中士负责给战俘提供充足的给养；

挑选40名战俘专门负责饮食工作，均佩戴红色臂章，自由度较比宽松些；

一次允许400人上到甲板放风2个小时，然后再换轮换400人放风，但必须按照日军指定的甲板范围活动；

每天上午10时至12时，下午14时至16时，为战俘将自备水壶灌水时间；

鉴于第3号船舱实在太拥挤了，和田秀男决定从第3号船舱转移大约150人到第2号船舱去；

放置每个船舱的救生衣，“应该给每个人保管，不能被用作枕头，而且救生圈的长绳不能剪断，或用作别的东西”。

上项具体管理工作，皆有战俘们自主处理完成，看似自由度较宽松，一切遵循此例落实，表现了战俘们较高的个人与整体素质。问题是舱内空气流通不畅，污浊的人体汗臭味和排泄物，令人难以忍受。加之人员十分密集，极易“登革热”病毒传染，又因严重缺乏医护人员和特效药品，致使疾病由战俘传染船员甚至船长也发热打摆子，使情况变得愈益糟糕起来。

日本海军第13炮舰队等十余艘赶到现场处置

10月1日早晨，“里斯本丸”被美军潜艇“鲈鱼”号击中船尾右侧右舷推进器附近，导致正在船尾操作的4名船员负伤，船尾当即被炸开了直径约2.5米深的大洞，海水立刻涌进第6号、第7号底舱，首先储藏食物和淡水罐被淹没，接着发动机舱、应急燃油舱也被还水没过，继之海水又涌进了锅炉房和常备煤舱等处。而当鱼雷爆炸之际，在第7号舱的日军一等兵伊东锐藏被舱口的横梁砸中当场死亡，是为船上日军第一个死亡的人。

云集到出事海域的是日本海军驻守舟山群岛的舰船，问题是迄今为止的众多出版物语焉不详，搞不清都有哪些军舰，指挥隶属关系如何，怎么到达现场施救的？实际是日本海军第13炮舰队主要负责海事营救，其隶属于支那方面舰队上海方面根据地队，按照战斗序列又称之为第6警戒队，司令矢野美年大佐。该舰队担负着长江下游之吴淞、崇明以迄沿海防务战事，主要航路的扫雷以及航线引导，保障海上交通运输安全，主要目的还是封锁大陆中国海岸线。

第13炮舰队战斗序列如下：

“丰国丸”炮舰（旗舰），系由货运船改装，编号第131；

“第十云海丸”炮舰，系由货运船改装，编号第132；

“正生丸”炮舰，系由货运船改装，编号第133；

“百福丸”炮舰，系由货运船改装，编号第134；

“栗”舰，系枞级驱逐舰，舰队主力；

“莲”舰，系枞级驱逐舰；

“第一黄埔丸”，系扫雷艇；

“第二黄埔丸”，系扫雷艇；

特设炮艇5艘，编号第206、第212、第215、第217、第219。

该警戒队几乎全员出动，一同参与救助的还有第1、第7、第8警戒队以及航空队，每支舰队所辖舰艇数量基本相同，统归第6警戒队指挥，已知出现在现场的舰船有“栂”舰、“第一真盛丸”、“新兴丸”、“利根丸”、“笠岛丸”、“早濑丸”等，一同协助营救与警戒海面，其余散处外围海域防备美军潜艇再次偷袭。

最先赶到“里斯本丸”附近的是“栗”舰，时间是当天上午11时20分，用无线电联系“里斯本丸”，询问船只遭受袭击、船体受损、船底进水情况。中午12时35分，“栗”舰长米井恒雄大尉乘坐摩托艇靠向“里斯本丸”并上船检视，决定先将700多名日军转移到“栗”舰。17时20分开始行动，乘坐“里斯本丸”右舷的两艘救生艇，来回三次输送日军官兵到“栗”舰上甲板，共计102人。

傍晚“丰国丸”和“百福丸”亦赶到现场，靠近“里斯本丸”。约18时30分，矢野美年从旗舰“丰国丸”上乘坐小船摆渡到“里斯本丸”了解实际情况，与指挥官杉山、警卫队长和田秀男、船长经田茂、大副新冈源太郎等人一块会商处置办法。按照矢野美年决定，剩下的日军都转移到“丰国丸”和“百福丸”，未负伤的船员、警卫队、战俘和杉山仍旧留在“里斯本丸”，再将其用绳索拖到最近海岛浅滩。此时仍抱有一丝希望，以为7000多吨位的大船总不会沉没，因之未转移全部战俘出去，视同战俘生命如儿戏般。实际陆续赶到附近海域的有“第十云海丸”、“第一黄浦丸”、“笠岛丸”、“利根丸”、“第一真盛丸”、“新兴丸”、“早濑丸”等舰艇亦在夜间至次日清晨相继抵达“里斯本丸”附近，最后赶到的是从上海来的“正生丸”，完全有运载力转移战俘脱离危险境地，从而失去了最佳营救机会。

随后“丰国丸”和“百福丸”分别从两边靠近“里斯本丸”左右舷，“第十云海丸”也加入行动，至20时许，剩余日军和乘客转移完毕，6名操作救生船的船员和4名负伤船员也留在“丰国丸”。这批日军和10名船员被转移到泗礁山集中，2日全部登上“第一真盛丸”开往上海。

遇袭之后拖弋三次

对于“里斯本丸”被拖航细节，因受到资料匮乏限制，一般的人们主观上认知东西较多，缺乏客观事实佐证，以致以讹传讹。

鉴于“里斯本丸”已失去独立航行能力，矢野美年决定采取牵引办法，从“丰国丸”船尾甩过来一根8英寸粗的“马尼拉绳子”（原产于菲律宾的蕉麻纤维材料制做），拴住“里斯本丸”船头，继由“丰国丸”派过来的一名海军信号员上到浮桥联络，20时50分开始实施第一次拖航，向西北方向缓速曳航。闷在船舱的战俘们并不知道外面的事情，以及船体受损状况，更不知晓拖船情况。旋因“里斯本丸”船尾吃水越来越深，超负荷牵引加重，2小时后行至“二兄弟岛”东面1000米，致使拖绳终于断裂，遂再次接续牵引。

不过，这次是从“里斯本丸”抛给“丰国丸”一条8英寸粗的“马尼拉绳子”。为了搬动这条粗绳，几乎动员了全体甲板员费力地从船尾搬运到船头，反复校正瞄准“丰国丸”船尾，耗时约3个小时，到次日凌晨约1时35分才挂上船桩，蹒跚向长涂山北侧曳航。唯拖航速度很慢，主要因“船尾被水淹没了，变得越来越重，速度大约只有一节。”。

10月2日晨6时10分，老旧的牵引绳断裂，“里斯本丸”被迫原地停泊逐渐下沉，情势异常危急。7时许，“丰国丸”甩给“里斯本丸”一条3.5英寸粗钢丝牵引绳，第三次继续拖航。可惜，这条钢丝绳仅使用了半个小时便断掉了，已无缆绳可用。1小时之后，船尾海水已经与第6号船舱持平，而第7号舱已经完全没过海面。

“里斯本丸”在劫难逃。

日军封闭船舱恶行

突然遭此劫难，最痛苦的莫过于战俘了，不得不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折磨。当鱼雷爆炸声撞击船尾响起时，战俘们刚好在船舱里等待每天例行的早晨点名及用早餐，和田秀男队长指挥卫兵驱赶帮厨的和排队上厕所的所有战俘下到各舱内，严禁任何人上甲板，早餐亦随之停止，一直到沉船也未供应餐饮。

是日傍晚18时许天下小雨，19时至深夜雨势增大，卫兵乃用帆布盖住舱门口防水。战俘们则忍饥挨饿备受煎熬，且恶臭气味弥漫充斥着窄小空间。深夜，第1号舱有两人病死，这两名死者为退役海军中尉比维斯和海军上士利夫顿。因为日军不容许战俘上到甲板，战友们也无法按照处理海上遇难者惯例行事，只能用毯子分别包裹住了尸体，就地停放在周围人堆里。真实的情况是各个船舱都发生了死人现象，而且还不止几个人死亡，唯香港军事审判战犯法庭仅是认定了第1号舱两人死亡。

最令人发指的恶行，便是日军野蛮地封闭关押战俘所有舱门了，此举意味着随时可以抛弃1800多条生命沉入大海。该项决策与实施的具体细节如下：

就在矢野美年离开“里斯本丸”约1个小时，警卫队长和田秀男惧怕战俘不稳，尤其是顾虑300多名海军战俘航海经验丰富，一旦察觉危险极有可能采取反抗行动，随即找到船长经田茂和大副新冈源太郎，要求立即封闭船舱口。经田茂则认为附近有多艘舰船监控，战俘跑不掉的，况且正在组织拖船，还不至于沉船，说服和田秀男暂时打消念头。夜里21时许，“丰国丸”开始牵引“里斯本丸”了，和田秀男在卫兵鼓动下，请示指挥官杉山后，便一同到船桥见经田茂等人，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命令立刻封闭前4个船舱舱门，防备战俘发生动乱。经田茂未敢继续坚持已见，指派大副去操作。正在此时，“丰国丸”第一次牵引绳断开，船员们忙于续上缆绳，推迟了二三个小时封舱。直到午夜24时许，所有战俘舱口盖上都被紧紧压住了订条，叠加三层防水布，并用绳索牢牢地捆绑住，并给每个舱口丢下一只木桶，权当做便溺使用。

战俘们听到封舱声音，立刻明白问题严重性，指挥官斯图尔特当即派会讲一点日语的波特中尉摸到第2号“舱口呼救，期待得到守卫的注意”，“一整晚都陆陆续续的呼救”。翻译官新森源一郎就在客舱里休息，也能看到第2号舱口，始终未回应波特求救呼叫。检视日本发动亚太战争期间，虽然曾经发生过若干盟军战俘运输船沉没事件，但也只有“里斯本丸”警卫队采取封舱极端野蛮行为。为节省体力，战俘们躺平不动，只穿短裤，忍耐着闷热、恶臭、饥饿、干渴折磨，希冀捱到天亮，“坚信日本人是不会让我们淹死的，他们不会无情到会让1800个无助的人死去”。

然而，捱到了10月2日早晨，仍未通知用早餐，也未放出战俘上甲板透气。更要命的是，船体已经严重倾斜，不但船尾没入海面，整艘船只向左侧倾斜。船上的700多名日军早已撤离，甚至警卫队大部分士兵和船员也撤走了，仅剩和田秀男带领几名卫兵及船长经田茂尚留在最后看守战俘。

矢野美年下令弃船弃俘

很明然，值此万分危急关头，现场日军指挥官做出了弃船弃俘的决定。尽管尚未找到更高指挥机构下达指令的证据，但是矢野美年系出事现场最高级指挥官，他的表现及其命令反转，令人疑虑丛丛。

是时，“里斯本丸”已经遭受鱼雷袭击24小时多了，不光船体左右摇晃频繁，船尾下沉速度也加快，种种征兆表明已不可能到达安全区了，必须采取紧急救援措施。从8时10分之后的半个多小时内，系最后生死存亡的黄金时刻，如若在场的十多艘日军舰船全力营救，结果亦仅是船沉人存。遗憾的是，日军竟然泯灭人性，相反继续封闭船舱，任凭船只和战俘被大海吞没。经田茂遂通过信号手向 “丰国丸”打出紧急旗语信号，“里斯本丸就要沉没了，我想每个人弃船”。请求矢野美年同意连同战俘在内的所有人员撤离。而矢野美年的处置态度翻转的也很快，8时20分，他第一次向“里斯本丸”发出所有人准备弃船的信号，于是警卫队和船员穿好救生衣准备下船。8时45分，矢野美年第二次发出命令，修改为把卫兵和船员转移到附近的“第一黄埔丸”上，明确不撤出战俘。无疑，矢野美年最后决定结果导致这场悲剧发生。战俘们事后回忆也不晓得接应的这艘船命名，只看到这是一艘吨位较小较轻便的船只，贴近右侧后接人。8时55分，“第一黄埔丸”靠近“里斯本丸”右舷船尾，部分船员和大部分卫兵迅速下到“第一黄埔丸”上，仍剩下一部分船员和三四个卫兵尚未及转移。这一极其短暂时间不到10分钟，“第一黄埔丸”旋即急速离去，意图避开沉船漩涡次生灾难。

由上史实表明，困扰了人们许久的疑惑，例如是谁下达的放弃战俘的命令?精确的弃船弃俘关键时间节点？事实上，云集周围的日军舰船十余艘，完全具备抢救全体乘员的能力，却只顾着营救自己人，眼睁睁瞅着满载1800多名英联邦战俘的“里斯本丸”渐渐下沉。唯一的解释，便是日军蓄意谋杀，毕竟事发地点为茫茫大海，更无外人知晓，正好借机嫁祸于美军干的事，并且显得日军已经拖船尽力了。

战俘暴动自救

此时，正值大部分警卫和船员排队匆忙从船尾右侧下降至“第一黄埔丸”。船桥及甲板通道上仍然留下和田秀男等少数警卫，持枪紧盯着舱门口，随时开枪镇压跑出来的战俘，自恃旁边有不少舰船搭救，不到最后时刻决不撤离，非要置战俘于死地。但战俘们自知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却不能指望日军“善心”，绝不能坐以待毙了，遂果断采取自救行动。

2号舱的斯图尔特命令豪威尔，想办法上去找日军交涉。豪威尔借助小型剃刀等工具，划开蒙盖舱口帆布，与波特等五六个人爬上甲板，缓步向船桥走过去。豪威尔恰好发现有些英军炮兵正从很小的第4号舱口费力地往外爬，随即跑过去拧开舱口上螺丝，打开了一个舱壁门，放他们出来到甲板上。按照豪威尔的话来说，没来得及和第1号底舱联系，“我一直忙着让3号底舱里的人出去（作者注：实际是第4号舱）”。然而，客舱甲板通道上的4名日军警卫和新森源一郎翻译官发现了豪威尔几个人突然出来了，站在“舰桥左舷的和田中尉发出开枪的指令”。枪声骤然响起，波特被打倒在甲板上，还有一名战俘被打死在甲板上，豪威尔拖着负重伤的波特迅速退回舱内，波特受伤过重很快死亡。警卫的子弹密集跟踪射入了船舱，致使舱口下的汉密尔顿“肩膀上有一个小刮伤”。这是战俘第一次被弹压回舱内。

值得庆幸的是，有一名战俘躲藏在前甲板绞车后面，趁乱打开第1号舱门，放出皇家海军战友们，情形顿时大变。第1号舱的法勒斯首先上到甲板，“立即拉开许多舱口盖，放里面的幸存者出来”。  这一毫不犹豫的果敢行动，极具关键冲击色彩，第一次拯救了战俘。而斯图尔特简短听取了豪威尔报告，亦意识到必须立刻冲上去，遂命令豪威尔不顾一切地带头行动，众人紧随其后接踵上到甲板，这一宝贵生命时间为8时55分。各个舱口出来的战俘群冲向卫兵，拼死缠斗一起，迫其慌忙跳海，众人于是集中在第2号舱口附近跳海，纷纷就近游向日军舰船求助。

眼见大势已去，所有剩余日军警卫和船员来不及再等待接应，都自动跳海逃命，基本被附近的“利根丸”捞出。日军警卫“一等兵寺四清次郎在本船撤退后溺亡；一等兵杉原实生死不明，轻伤者若干。”全体船员则无一死亡。再加上遇袭时被砸死的一等兵伊东锐藏，船上日军共死亡三人，这就是日军全部损失代价。

甲板一下子涌上了这么多人，究竟是怎么逃生的？当该船沉没之前2分钟时，船身向左舷方向倾斜25度，迫使大部分人自动跳海或者掉落大海。依据战俘和船员回忆，从船桥以及前甲板部位入海的基本是众多战俘，从船中部烟囱附近跳海的是船员，从船尾攀绳索而下转移至救援船“第一黄埔丸”的大部分是卫兵。

无论如何，当此万分危难之际，却没有任何船员或是卫兵主动打开舱门释放战俘，若不是战俘自行拼死冲出，则最终难逃全部葬身大海悲惨命运。最廪人费解的是，周围舰艇忙着打捞海面上的日本人，不但不救助落水战俘，而且还开枪射杀，开船往复冲压。这一惨绝人寰举动，四年之后在香港审判战争罪时，被出庭作证的幸存战俘们一致指证，并被法庭所采纳。证人汉密尔顿入海后，看见“周围约有4艘日本船，但是开始时他们拒绝前来营救我们。他们船边挂着一根绳子，但是我们的人想要上去都会被捅下来”。证人法勒斯眼见“停泊着的日本船上有许多人朝我们开枪”，“ 日本人根本无心救水中游泳的人”。证人克拉克森叙述“一些人靠近日本船只时，在水中被射杀。”查理斯回忆：“当我朝着船只游去时，有一些日军朝我们开枪，两名和我一起游泳的战俘被击中”。就连船长经田茂也不明白：“正如我所见，大部分的救援船只并没有把这些战俘救起来。”

危急关头，附近几座海岛的中国百余渔民群众察觉海难发生，毫不犹豫地驾驶四五十艘舢板船，冒着枪声赶到现场救援时，根本就不顾及周围舰船。日军自入侵中国以来，从未见过中国民众竟敢闯进来救人，坏了此等“好事”，又眼见难以封锁消息，遂开始改变态度，转而打捞战俘。

幸存战俘知多少

距离“里斯本丸”沉船附近的浙江省定海县东极乡青浜岛、庙子湖岛，正处于潮流下方，入海的战俘千余人及布匹等物资涌向该片群岛，立刻被渔民群众发现，纷纷摇船下海救人，且往返数次，令日军目瞪口呆。似此情景，恐怕是全部抗日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例，亦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这场海上大拯救，渔民自发地营救以及战俘自行游到岸上，究竟有多少人？

1948年四五月间，根据国民政府外交部、浙江省政府、定海县政府逐级指示，定海县警察局会同东极乡公所逐户现场调查，查明当年渔民救护盟军战俘的人员名单、救助次数、战俘人数等，共计384名战俘。此乃中方的唯一一次调查统计，主要以当事人口述为主，无任何文献档案参考佐证。日方文献则根据日海军《第13炮舰队战时日志》记载，共计登岛抓捕了414名战俘，不包括隐藏脱逃的3人，与中方统计数据相差33人。连同出事当日现场644名战俘，被“丰国丸”、“第十云海丸”、“竺岛丸”、“利根丸”收容，共计1058名战俘获救。4日，日本军舰继续开至青浜岛、庙子湖岛、东西福山岛附近海面巡弋，在中街山列岛南部海面发现数名正在漂流的生还者及溺死者，“怀疑有人漂流至普陀山附近陆地”，但确信“无痕迹表明有人从岛内逃出”。当晚，第6警戒队全部搜寻任务才结束。如算上4日捞出数名漂流的生还者，总计超过1060名战俘，以及24名警卫队员，全部乘坐“丰国丸”、“第十云海丸”、“百福丸”转送上海。另“第一黄埔丸”搭载全部“里斯本丸”船员，“第一真盛丸”搭载700多名日军和乘客，一同赴上海。

10月5日上午在上海吴淞码头，所有战俘进行早晨点验，实际应答970人，有90 多人在转运途中因病死被抛尸大海。这事得到幸存战俘确认，在到达上海之前，“又有一些战俘在途中死亡，他们的尸首则被扔到一边”。6日，每名战俘分配几件旧衣物，35名患痢疾较严重的战俘留在上海监狱，935名战俘被押上“第一真盛丸”，大部分进入船尾的两个底舱，一部分住在船头下面底舱，重启赴日行程。继之五天航行途中，又有5名战俘病死。

10日，“第一真盛丸”抵达日本九州门司港，该港口直通火车站点。36名病重的战俘送医治疗（死亡28人），其余800多名战俘当晚乘火车，分散至大阪、神户、广岛、小仓等地。

留在上海的35名患病战俘，最初被带到提篮桥监狱关押大约一个月，病亡了两名战俘，再被转送至市区东北部殷行区的江湾高境庙乡集中营（今宝山区殷高路15号，现为上海市高境强制隔离戒毒所。）。1945年四五月间，日军将包括33名战俘在内的盟军战俘整体转运日本，途径南京、北平、天津、沈阳、丹东等地进入朝鲜，自釜山港运至日本的门司港上岸，乘坐火车驶过广岛、名古屋、东京等地，抵达北海道的煤矿做工。

“里斯本丸”战俘艰难渡过了三年岁月，至日本投降，尚剩余763人。9月上旬，所有战俘集中横滨，换上全套美军制服，乘飞机、运输船、医疗船到菲律宾之马尼拉中转，分赴北美、欧洲、大洋洲回国。

2021年1月3日，最后一名战俘老兵，原苏格兰团第2营丹尼斯·莫利，在英国斯特劳斯逝世，享年101岁。对“里斯本丸”刻苦铭记的世纪老人，亦终成绝唱。

香港军事法庭审判战犯

由上述史实，可知日军处置“里斯本丸”战俘也是犯罪过程，必然受到战后清算。因此，战后同盟国方面立即在日本东京成立远东法庭审判甲级罪犯，在受害国和地区审判乙级、丙级战犯。而由英国主导的军事审判法庭，分别设置在中国香港，缅甸的仰光，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槟城、新加坡等地。与“里斯本丸”日军虐待并杀害战俘有关联的目标人物，则交由香港军事法庭审判，可惜要犯和田秀男在战争中阵亡，杉山下落不明。主要是翻译官新森源一朗、船长经田茂被从日本押解到香港过堂，该船上的二副、三副也被收押在赤柱监狱，13名幸存者做为证人出庭指证其犯罪行为。该法庭编号为5号、第7号，位于怡和集团的洋行东角货仓举行，位于现今铜锣湾一带，这是一场重头戏。值得注意的是，该法庭全程公开审理，允许一般市民入内旁听。

其实，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大陆方面学者并不知晓审判的详细情况，不准确的零星信息渠道也不正规，以至于产生一些模糊概念较为流传。似此，作者经查阅当年的审判英文记录，发现许多具有颠覆性的认知，由细节求证步步上升到“战争罪”法律裁定。

1946年8月27日上午10时，首先开庭审理新森源一朗，由第7号法庭主审，审讯编号WO235/892。该犯被控告“虐待战俘罪”，主审法官史超活中校，陪审法官阿姆斯比少校及一名上尉，主控官少校，被告辩护律师高桥及其助理辩护官基利少校等人出席。证人谢迪全曾与被告人同在香港战俘营总部工作，指证被告于1943年初回到香港战俘营总部，亲口对他讲：“没有人能逃走，因为和田少尉、林军曹和他已经把所有的舱口都用板条封好，并封锁了过道”。谢迪全和战俘迈尔斯、拉罗、洛马克斯（均英国人）出庭指证至为关键，证实新森源一朗深度参与虐待战俘，行为表现极其凶恶。至10月18日结束庭审，判决新森源一郎有期徒刑15年。新森源一郎自知罪恶深重，难逃一死，却被判处有期徒刑，竟然掩不住喜悦色彩。

接着审理经田茂，由第5号法庭主审，庭长拉明，审判官拉莫特、罗兰杰，公诉人瓦因系皇家海军陆战队少校（战争罪军法署署长副助理）等出庭，日本律师高桥干夫和仁分百合人到庭，审讯编号WO235/1114。10月23日上午10时第一次开庭，至11月29日审理完毕，经过详细审理，听取了十余位证人证词，以经田茂未受到真实的胁迫为由，最终裁决经田茂有罪。其犯罪具体内容主要如下：

“两个而不是‘许多’战俘受1号底舱状况的影响而死亡，他们许多人是身体虚弱，而非窒息；

沉船时，其他人而不是‘其他许多人’受困而溺亡。

此外，因其未能为战俘提供可用的救生艇和救生衣，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船沉而溺亡，更多的人受到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

军事法庭最后判决经田茂有期徒刑7年予以监禁。1947年2月18日，由英军驻香港总指挥官证实，次日正式公布执行。鉴于“里斯本丸”载有英国皇家海军官兵并遇难，驻港海军最高指挥官要求“所有未在海上执勤的海军军官，都将身着1号军装、携挎佩剑、佩戴奖章参加法庭开庭。当天，大约50名左右海军军官到场，早早坐在旁听席前排”。所谓英军1号军装，即为隆重礼服，由此可见英国人对“里斯本丸”案件审理的重视程度。

尔后经田茂被收押在香港赤柱监狱(位于大潭半岛)服劳役。纵观海难发生期间，经田茂除了参与虐待战俘外，基本履行了船长的职责，包括第一次婉拒和田秀男封舱要求、随时察看海水进舱情况、凭经验比较及时判断船沉状况、最后时刻“赎罪式”主动帮助战俘逃生，等等。因之，经历了这么严重海难事件，经田茂心态有了明显的变化，无论做什么事都很积极。而鉴于经田茂的良好表现，他的刑期减少到5年，1951年9月出狱押送回日本，继续在东京的巢鸭拘留所服劳役。2个月之后，经田茂刑满释放回家，实际服刑5年整。

诚然，香港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留有最大的遗憾是，作为第13炮舰队司令官的矢野美年，也是现场处置“里斯本丸”的最高决策者，竟然逃脱了战后惩罚，且一直活到1963年10月8日才死去。

说不完的“里斯本丸”那些事，诉不绝的人为灾难，不但永远铭记于受难战俘群体及其后人，还令当下爱好和平的世人，昭昭于世，警戒心魔。

注：本文使用的香港审判英文资料， copyright of Suzannah Linton & HKU Libraries, Hong Kong's War Crimes Trials Collection Website ，系来源于香港大学图书馆和苏珊娜·林頓(香港战争罪审判收藏网站)，沈健翻译。日文来源于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 (JACAR)，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唐洪森组织翻译。

作者简介：

唐洪森，男，上海建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

沈健，男，香港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毕业，历史文化学者，注册社会工作者，兼职香港“里斯本丸协会”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