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国专家与一个中国乡村结下这段奇妙的“钢琴缘”，得益于天时——开放、创新、包容的中国，托举起普通人奋斗的大舞台；得益于地利——德清洛舍最大一次引进人才的手笔是1985年高薪聘用上海钢琴厂的四位技术人员，直至中央拍板“提倡人才流动，方向是正确的”，喧嚣的舆论才一锤定音；更得益于人和——不仅吸引李炳男这样的海外人才前来助力，也让林明飞这样的打工妹成长为技术专家。
正是这种互相成就，让人口不到2万的洛舍镇成为长三角最大的钢琴制造中心。伴随高质量发展而来的，是精神丰实的喜悦。采访中不时听见欢快明朗的钢琴声，那是学过音乐的工人在弹奏施特劳斯的《春之声》。
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就像眼下洛舍的工厂都在“抢时机、拼经济”，为复苏和振兴做准备；就像我们这组“变化里看中国”系列报道，朵朵浪花汇聚起时代大潮，个个音符交织成磅礴旋律。
长江不择细流，故能浩荡万里。读者朋友们，让我们相约来年，相约大地复苏、万物竞发的美好春天！
2011年，我第一次到德清县洛舍镇时，吃了一惊，这里就是农村，很多路都是带泥的，怎么可能制造出好的钢琴？
来德清前，我在雅马哈、施坦威工作过，也和很多钢琴艺术家合作过。在我的祖国韩国，我已经做到钢琴行业的大哥了。
洛舍镇的钢琴厂家虽然多，但我来的时候，他们连什么是钢琴整音都不知道。这又让我很吃惊。
整音跟调音不是一回事。调音是让声音准确，但音准不等于好听。整音，就是完全凭借调律师的经验和创造力，赋予一台钢琴独特的灵魂，让它的音色达到完美。
我拿的是旅游签证，住几个月就要回韩国一趟。聘请我的乐韵钢琴公司按天付我工资。他们想把我留下来，帮助厂里提高钢琴技术。
但我留不留？我很头疼。
我和厂里说，你们要么全部换——工作方式要换，材料要换，配件要换。三个月不换的话，我就回家。什么都不换，我留下来，没用的。
全部换的成本很高，但他们真的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了。三个月后，音板、弦轴板、榔头都换成德国品牌，木材用了阿拉斯加和俄罗斯的实木。
新的钢琴做出来了。我说，你们再听一下。工人们惊呆了。那个声音完全不一样。
之前的钢琴，弹起来像铁的声音。材料和配件换过后，钢琴又进行了整音，就变得很好听。
2012年，我的签证解决了。我看到这里生产的钢琴质量也越来越好，才决定长久留下来。
我是韩国人。我是在首尔边上长大的。
读完专科后，我服了三年半兵役。1982年，英昌钢琴公司在招工，我去参加考试，被录取了。
英昌是当时韩国最大的钢琴品牌之一。我一进去，学的就是整音技术。我很刻苦，每天练习到晚上12点。甚至凌晨4点睡觉，早上7点上班也没关系。
很快，我升级到管理层，做了代理、科长、部长。“李部长”这个身份一直跟着我来到中国，我现在是乐韵钢琴公司的技术部部长。
1987年，我结婚了。妻子是钢琴老师。在韩国，不少女性结婚后就不工作了，男的在外面打拼。我们在仁川机场附近买了房子，买了一台钢琴，还买了一辆韩国汽车。
1989年，我获得机会去日本雅马哈学习，拜了一名日本老师。1993年，我又去久负盛名的德国施坦威，进一步学习钢琴的整音，有了一位德国老师。
因为钢琴，我在很多国家工作过。我在欧洲待了很多年，有钢琴家去巡演，我也跟着去，负责演出用钢琴的整音及调律。我还在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工作过，所以，我英语、德语、法语、日语，都会一些。
到今年，我做钢琴这一行已经40年了。
现在洛舍的钢琴质量有很大进步，洛舍的钢琴也出口到世界各地，到韩国的订单也有。
这个变化真的太大了。
我刚来的时候，这里的工人很怕我，觉得我太严格了。
我用的是韩国的方式，徒弟做得不好，就打徒弟几下，但不是真的狠狠打。在韩国，很多年龄大的人都会这样对待晚辈，有点不教不成器的意思。
但工人们不高兴，他们说，李部长，在中国不可以这样。
后来，我就不打了。打了他们就生气，影响不好。但不打的话，改变太慢了。我想他们成长快一点。
有一次，五台琴，第二天要发货。我问五个工人：今天能不能完成？他们说，可以可以。
七点半完成，我请你们吃饭，我买单，可以不可以？他们又说，没问题没问题。
到了七点半，我去车间看，发现一个人都没有。第二天我问，昨天你在哪里？他们说，我们已经回家了。
回家吃饭很重要，工作不重要。这是他们的想法。
我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工作完毕再吃饭，很开心。工作没完，吃饭就没意思，心情也不好。我一定要完美结束工作以后再吃饭。
我每天要整理12台琴，早上7点半上班，几点下班不一定。同事们都知道我，不完成今天的工作，就不吃饭，不下班。
我给这个厂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从钢琴音源的设计、再到配件、制造工艺及标准都做了彻底改变。后来，我的工作方法成了厂里的模板，我签过字的钢琴才能发货。
2019年初，德清县政协联系我们，说北京请师傅们去修琴。
原来全国政协礼堂里有一架德国产的三角钢琴，是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特批、用外汇从欧洲买来的。2019年是全国政协成立70周年，这台沉睡多年的钢琴要参加献礼。
公司派我去北京看下，琴能不能修。
我认出来，那台琴是“奥古斯特·福斯特”，是一个很古老的德国牌子，可以说是珍品。琴的音板、木材，都是可以的。背架、配马、钢板也很好。
我判断，可以修。如果修好了，这台琴肯定会发出好听的声音。
全国政协礼堂白天要开会，我们只能晚上工作。修复古钢琴比想象中更加困难，很多原版配件都已无处可寻，只能四处奔走寻找类似的替代品。那段时间，我天天想着这台钢琴，其他什么也不想。
比如这台琴的琴键用的是真象牙，但现在的琴键都是仿象牙，塑料的。怎么办？那就一半保留完好的象牙琴键，一半用仿象牙的琴键替换。但象牙是黄色的，仿象牙是白色的，颜色不一样，就要做特殊处理。两者厚薄也不一样，塑料比较薄，那就只能磨象牙，差一毫米也要把它磨平。
我们一共去了6次，来来去去7个月。7月底，钢琴的修复工作圆满完成。这台66年前来到中国的欧洲钢琴，又响起了悠扬的琴声。为了表示感谢，政协领导还请我这个外国人喝咖啡，一起合影留念。
当时去北京修琴，我们前后去了六位师傅，其中林明飞是我的徒弟。在韩国，所有位置比你低的人，都可以叫徒弟。在中国，要专门拜师傅。厂里给了我几个徒弟人选，让我自己挑。
林明飞是我挑中的。她年纪有五十岁了，但很爱学习，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她努力。
今天我请你吃中饭，是另一个徒弟带菜给我，她婆婆烧的红烧鱼和笋干烧肉。饭是食堂打的。等下我们三个人一起吃，你多吃一点。
在我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在中国的一个小镇待了11年。我自己也没想到。
洛舍镇很小。下班后无论去哪里吃饭，饭店的服务员和老板都会打招呼：李部长，你好。
无论走到哪里，也都能找到人讨论和钢琴有关的话题。这里的钢琴厂太多了，有近100家钢琴制造和配件企业，镇上有3000多人在钢琴产业工作。一台钢琴的8000多个零部件，琴壳、琴盖、击弦机、榔头、键盘、音源、音板等，都能在洛舍镇采购到。
这种氛围很神奇。
我十多年前来的时候，这里还完全是农村。现在变得像花园一样漂亮。这里的农民都开始让自己的小孩弹钢琴。
如果没有疫情，每年夏天，洛舍镇上都会举办一场盛大的钢琴展会，全国的钢琴品牌都聚集于此。我可以认识很多同行。
我在中国也是走遍了天南海北，从广州到四川，从山东到河北，各地都有琴行请我去做技术指导。有中国同事会陪我去，我的普通话，同事们都听得懂。
刚来的时候，他们听不懂我说的话。后来我学会了汉语拼音，在字典上标注每个字的读音，每天晚上我都在学汉语。那本字典也很快翻破了，但我仍然每天随身携带，不懂的词就记下来，在旁边做注释。
有一次，我和韩国的儿子打电话，竟然说起了中国话，“不说了不说了再见”。那边儿子说，爸爸你在说什么呀，我都听不懂。
奇怪的是，年轻时会说的英语德语法语，现在倒是忘光了。
我到别的国家工作，房子汽车都要准备好。但洛舍是农村，没关系，这不重要。
刚来的时候，老板给我租了一套房子，有个开车的徒弟每天接我上下班。
2013年，老板盖新房，给我在边上也单独盖了一间平房，有140平米，我一个人住。
我住在洛舍的家里，会自己做韩国菜包饭。老板的爸爸妈妈种了很多菜，想吃什么蔬菜，就去地里拔几颗。
我每天会看《新闻联播》，7点没看到，就看9点重播。
我的韩国驾照不能用，老板娘给我买了一台电瓶车。很多人看到李部长骑电瓶车上班，跑来问，为什么你没有汽车？
我说，汽车重要吗？不重要，技术才重要。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我其他都无所谓，技术是第一位。
我的工资和厂里是签了保密协议的，还是不要说了。工资我都寄回韩国给家里人了。
我三年没回去，小孙子都会叫爷爷了，可我还没有抱过他。我妈妈年龄也大了，和我哥哥住在一起，我很想念韩国的家人。
2017年，我成为了浙江省政府颁发的“海外工程师”，全省有81位外国专家获得称号。
2020年，我再次入选浙江省“海外工程师”。我走遍世界，这样高的荣誉还是第一次。
我是李部长的徒弟林明飞。以前媒体采访我，说我是“农民弹钢琴”。一点没错，我之前的人生和钢琴八竿子打不着。
1971年，我出生在贵州毕节的农村。我爸爸是复员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负过伤。家里有两个哥哥。我们那边重男轻女，但是我家不会。可能我爸爸当过兵，见过世面。
我10岁才上小学。家里不富裕，但父母还是让我读完小学，又读了初中。我蛮灵光的，一直是“三好学生”。
18岁那年，我考上了高中，但没去读。在我们那儿，初中已经是女孩子很高的学历，父母也很尽力了。
我23岁结的婚，婚后在家务农，种玉米，养猪。
我的小姑子嫁到了德清。1995年，我和老公也来德清打工。我先在服装厂、丝绸厂，最后到了钢琴厂。
小时候上音乐课，老师用的都是手风琴。我从来没见过钢琴厂，感觉很稀奇。我老公比我进厂早。我去钢琴厂看他的时候，偷偷绷了一下琴弦，那个声音一出来，我就喜欢上了。
进厂后，我跟着老公学挂弦，就是把琴弦按照特定位置挂到钢琴的铁板上。琴弦挂上去后，还要用音槌调整每根琴弦的张力，有时候槌子会砸手上，如果不是很严重，就继续做。
有客户来厂里买钢琴，做挂弦师傅女的很少，他们好奇地问我，你会不会弹琴？
我当然不会了。但我心里有了个愿望，想学琴。
做了8年挂弦师傅后，厂里才安排我学调音（调律）。
相比挂弦，调音是实打实的技术活，要把钢琴的每个音调到国际标准音。看上去轻松，听上去不轻松。因为全靠耳朵听，如果一分神，一台琴就要从头调过。
到2011年，我觉得自己技术已经很不错了，听说厂里请了一位韩国师傅，领导也说，你们跟韩国大师多学一点。
李部长来了后，我像被敲了一棒，如梦初醒。钢琴除了调音，还有整音啊。
钢琴有8000多个零件，调音和整音都需要对这些零件了如指掌。
调音是把钢琴的音调到国际标准音，整音就是对钢琴的整体音色进行处理。如果钢琴整好了，音色就很完美，随便弹奏什么曲子也会特别好听。
整音，要一个个琴键敲过去，听哪个音低了或高了，就画线做记号。把机芯抬出来，先用排针去扎，再用砂皮去打。然后把机芯放回去，再重新敲键，听声音。不行的话就反复操作，直到达成完美的音色。
钢琴的机芯很重，抬进抬出有八九十斤。一天下来，手就抬不起来，手指也敲出老茧了。所以，这个活还是很累的。
李部长说话，一开始我们听不懂，他是韩国口音的普通话。但他有一本词典，每天随身带，词典上有韩文有英文又有中文。他在上面涂涂画画，每天都在学。
后来，他的中文好多了，和我们交流也没问题。他还学会了几句德清话，比如“番噶朝逮”（番茄炒蛋）。
李部长招徒弟，我报名了。
他对徒弟有几个标准，人品好，热爱钢琴事业，基本功扎实，有悟性。
有个老木工，儿女都成材了。可是，一台琴的上一道工序没合格，交到他手上，他没查出来，就接着往下做。这把李部长气坏了。
李部长生气的时候会打人的，打手，打头。他说韩国就是这样，前辈对后辈就是这样。后来我们说，中国人讲文明。他就慢慢不打了。
但他发起脾气来，还是会把质量不好的琴砸得稀巴烂，他说这个琴声音不行，再修补都不行，没意义的。
虽然李部长凶的时候很可怕，但他对凶没有记性。他越凶，表明他越有心思教你。他凶我都是这样，“怎么每次都不对，林明飞你怎么回事？”每次我很认真地接受，有时候理解不了他的话，要慢慢思考。
当然也哭过。不过，我哭，不会当着他的面。
我们都是把钢琴当做生命的人，钢琴做好了，就觉得很幸福。钢琴出了问题，怎么处理都不对，确实让人烦躁。
李部长会给我们布置实操作业，一人一天整三台钢琴，他一台台检查。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上课，边说边操作，我们在边上看。
李部长一直都这么严格，我们没意见，反而感激他。如果一个公司没有严格的人，这个公司怎么办。
在李部长的教导下，我拿到了钢琴调律师高级技能等级证书。不过，我们行业的“天花板”是李部长，他有钢琴技师的职称。这就是差距。
有一次，李部长提到，带过他的两个师傅都去世了，他很难过。我们这才知道，我们的祖师爷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德国人，他们的钢琴技艺居然传到了德清的乡村。
带过我的师傅也不少。最开始，老公是我的挂弦师傅，拨音师傅是厂里的姚康丽。调音，是张庭瑞师傅带我入门。李部长呢，我把他当成大学教授级别的牛师膜拜。
学点东西，我感觉真的不容易，要天时地利人和，要努力，探索，拼搏，奋斗，才能成功。
2016年，德清有个音乐老师来厂里学调音。她也是贵州人，叫李文菊。我和李老师说好了，她教我五线谱和钢琴指法，我教她调音。
半年后，我能弹奏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梦中的婚礼》了。那次，厂里来了一个考察团。有人说，你们既然会造钢琴，有没有人会弹钢琴？
这次，我说我会。在众人注视下，我演奏了那首很打动我的《梦中的婚礼》。一曲演罢，掌声四起。
随后，在德清的农民钢琴音乐会上，我再次登台弹奏。
当时有媒体采访我，说我是“农民钢琴师”。我不介意这个称呼，我本来就是农民嘛。如果我是专业的，弹成这样子，倒有点对不起大家。
我带出来的徒弟也有四五十个了，有挂弦的，也有调音的。
厂里新来的苏师傅，是音乐学院科班毕业。我和他互助，他跟我学调音，我继续跟他学弹琴。我说，你是我的徒弟，也是我的老师。
专程来厂里学调音的人，六十几岁的都有，有的是退休后从事第二职业。我教过一个老人是兰州的，他女儿开琴行，他就过来学调音。他调得蛮好。
他们六十岁都在学。所以，哪怕现在我五十岁了，我也不想放弃钢琴，我要做到做不动的那一天。
每天哪怕再累，我都要弹一小时琴。从小孩子弹的《小星星》《两只老虎》到《上海滩》《隐形的翅膀》《让世界充满爱》，《彩云追月》是钢琴十级的曲子，我也在练。
之前我弹的是电钢琴，我想换台更好的。施坦威买不起，我一咬牙买了一台打折的雅马哈，一万九千多。
雅马哈是名牌，我买它，是为了听顶级钢琴的声音，学习它的音色处理。上班的时候，就能把自己手里的钢琴调到接近它的水平。
所以我现在进步很大。这一万九千多还是很值的。
2019年，德清县举办钢琴调律技能大赛，我每次抽到的琴都是最不好调的，但我用一个音叉仔细听过去。我拿到了冠军。
小学里我拿过第一名，没想到我还能拿第一名。真开心啊。
我拿了两年冠军。有一年我是第二名。
他们说，今年不是你啊？我说，正常，这才叫公平竞争。
同样是2019年，我们团队去全国政协礼堂修琴。听说那是周总理买的琴，我当时想我更要用心去做。
因为我爸爸是抗美援朝的战士，我是军人的女儿，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他们打下来的江山。我爸在战场上是被炮弹炸晕，留下了后遗症。他要是在世，有96岁了。
政协礼堂的那台琴，损坏很严重，音板开裂，油漆脱落，键子起不来。我们加班加点，几次飞去北京，终于让这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老钢琴重新奏出悦耳的琴声。
我也完成了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我很自豪。
与钢琴结缘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和老公在附近镇上买了房，买了车。
我的孩子也都长大了，女儿考上师范，当了老师。大儿子读酒店管理专业，小儿子和我一样，是钢琴调律师。
小儿子的调音，是跟我学的。现在技术比我还好。
前几天，我还跟他说，20年前你在这里出生，20年后你在这里打拼，你能做到什么水平，后面就看你们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