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如墨，飞机缓缓降落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雨点滴滴答答地打在飞机舷窗上。

今年1月，周群（化名）夫妻俩陪着孩子来到加拿大温哥华求学，此前他是杭州一所学校的副校长、高级教师，屡获媒体报道。在40多岁这个充满前景的年纪，他主动辞职，离开朝夕相处的同事和学生，放弃了积累20年的社会资源，在周围人的不解、惋惜与祝福中，开启了一场从未体验过的“陪读之旅”。

从杭州到温哥华已逾两月，要判断这场旅程给他的孩子带来了什么，还为时尚早，但这一家人的经历却摆出一道横亘在父母与老师面前的现实命题：置身于教育这个纷繁复杂的舆论场里，培养孩子，我们应该坚持的到底是什么。

3月的温哥华即将走出雨季， “我们1月10日来，刚满两个月。”来加的第59天，周群拿到了当地的驾照，他有些兴奋地说：“驾照在这如同身份证，去哪里办事都需要，这是最有用的证件！”

考驾照前还有很多现实问题。“刚来第一周内，找房子是当务之急。以学校为中心，10分钟车程以内，连续三天，我们看了15套房子。”时差还没倒过来，凌晨一两点钟，睡不着的周群会翻出手机，查阅搜房App、发布求房信息、和中介约看房时间、规划行程。

 在公共交通远不如国内便利的加拿大，没有车寸步难行，周群租了辆车专门用来看房，“交规还没完全搞明白，看房时随便把车停在公交站边，等我儿子跑来告诉我时，车两个前胎已经被拖车抬起来了，我赶快冲下去和交警解释，但还是领了张罚单，拖车费加罚单将近300加币。”周群苦笑道，到了看房第三天晚上10点，身心俱疲的一家人定下了要租的“根据地”。

除了要备齐生活物品、倒时差，心理上的落差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影响可能更大，周群说自己胆子比较大，适应能力比较强，“最担心的还是孩子妈妈，加上最近几乎每天的天气都阴沉沉的，情绪上容易产生波动。”

换个城市从头开始，对人到中年、事业小有成就的两人来说，需要很大勇气。他们的离开看似突然，但有迹可循。“其实在读小学时，我们就开始规划孩子成长道路。”周群的孩子成绩并不出色，“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娃”。他很欣然地接受了现状，“放平心态，给孩子一个宽松的环境，去培养孩子独立的见解、判断及思考能力，建立强大的内心。”夫妻俩达成一致：趁孩子还未成年，到国外拓宽视野。

“小学已经经历了国内的文化和教育，中学到国外，孩子未来或许能以更多元的角度看待世界。”这并非对国外教育的一味推崇，“我在加拿大接触到一些读书、移民很早的华人父母，和在这待了十几年的孩子，交流下来，我发现他们的孩子教育环境也很单一。”

这场“教育试验”伊始，周群的想法还没有那么大胆。过去每逢寒暑假，他经常带孩子去东南亚、北美、大洋洲等一些国家旅游，或参加当地夏校，上了初中最先考虑的是国内的国际学校，一来可以把英语练得更好，万事俱备后再留学，二来也不耽误工作，“但考察了几十所国际学校，质量参差不齐，学费也不便宜，最后全家做了一个决定，陪着孩子出国留学。”

经过旷日持久的准备、联系与选择，2023年年底，一家人买好了赴加拿大的机票。在社交平台上，他留下一句话：“走出国门，不是逃避内卷，而是希望他能对生活、世界充满希望，自食其力、保留个性；感受到父母张弛有度的教育方式，善待他人、心怀感恩。”

太平洋东岸的列治文市，离周群刚租的房子不远。今年2月，该市市议会决定，计划在列治文医院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

尽管决议随后因居民，尤其是当地华人居民的抗议而搁浅，但这件事还是在周群心里留下了痕迹。“我觉得这就是我来陪读的原因。”

来到加拿大后，周群发现，像他这样辞去国内工作，举家出国的“陪读家庭”不在少数，陪读的原因大多相同——从相对严格的国内教育环境，一下“放养”到国外，面对电子烟、毒品，甚至更开放的两性关系，孩子会不会“失控”？

周群的孩子14岁，“青春期孩子正寻求脱离父母束缚，稍有不慎便会误入歧途，加上国外教育很强调孩子生活和思想的独立，网络的开放、接触的事物，远比国内同期的孩子要多得多。”学校不允许抽烟，但周群的儿子告诉他，在学校曾看到厕所等角落就有人抽电子烟。

不光文化，两地教育观念的不同，也给做了21年老师的周群很大的冲击。刚到加拿大没几天，夫妻俩陪孩子去学校报到，三人面对老师相顾无言，老师先开了口，问孩子的名字，“我孩子回答后，她可能没有听清，我在边上插了一句，她立刻就一本正经地跟我讲：‘让孩子自己说。’”事后家长会上，老师站在一群留学生家长面前，重复着这项“铁律”：孩子在学校碰到所有的问题都需要让孩子自己解决，家长不要参与。“他还特别建议所有家长让孩子自己上下学，哪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加拿大的老师的底线思维和规则意识，让周群印象很深。“孩子在学校发生的问题，老师不会跟你讲，一旦触碰到规则和底线，他们才会把家长叫到学校来。”学校允许孩子带手机，但上课不允许拿出来。一次科学课，他孩子写完了随堂练习，拿出手机，用翻译软件去查找了一个生词，翻译器发出了声音，老师严肃地没收了手机，要求下课找他解释，同时向上级领导和家长发了邮件，“收到邮件我们立刻联系了老师，才知道上课是规定不准拿手机的，除非申请，如果你没有讲，拿出来老师就可以认定你在违反条例，我们回复后，老师安排他下一周需重新递交作业。”

在国外，周群还带着老师这个老本行特有的“敏感”：不自觉地把两地教育互做对照。他发现，其实中国和加拿大的教育现象，在不少层面上有着有趣的差别。

周群的孩子目前读八年级，“八九年级的作业几乎没有，孩子8点30前到校，三点就放学了，所以每周我们都会和孩子一起徒步、滑雪等户外运动。国外很少有娱乐项目，户外运动是这里家庭孩子每逢节假日娱乐模式。”

但聊到家校沟通，周群有些面露难色，他有些不适应，“家长会算是最重要的沟通渠道了，平时我们和老师基本没有联系，只能从自己孩子口中了解他在学校的情况。”但孩子有时会避重就轻，“我们非常想听听老师对孩子的客观评价，但即便是家长会，和老师一对一聊，他们更多给的是选课课程上的建议，对于孩子学业，老师常说：‘你的孩子表现得非常好。’”周群把它归结为文化差异，“老师是充分相信孩子的，他们的预设是，任何问题孩子都应该和父母先沟通交流。所以有问题，先问孩子。”

周群还有件不适应的事——学校不解决午饭。“每天都要自己带，很忙的。”每天吃完晚饭，周群都要盘算明天给孩子做哪些菜，他笑着说自己已经是全职的“家庭煮夫”，“确定菜单后，头一晚我得切配好，第二天早饭午饭一起做好给孩子带走。”问起为啥是他做菜，周群有些得意，“全家一致说我烧菜水平我最好。”

刚来加拿大，周群花了不少时间张罗了一桌菜，招待了一些和他一样从国内赴加的陪读家长，“我的手艺也让我们一家交到了不少新朋友。”但随即他又补了一句，“如果学校配午饭，即便是要交钱，交多少我们也愿意。”

这两个月，周群一家定下的最大目标，是尽快把英语学好，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

“语言不通，很多事做之前心里会很慌。”周群还记得第一次到学校报到的时候，“我还问了不少这里的华人家长，是不是需要找个英语好的人陪着我们一同前往比较好。”在加美边境办陪读签证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工作人员引导我们从加拿大边境到美国边境咨询，一下子蒙圈了，啥都没给就让我们去美国边境，走了一半，一想不对，马上又小道绕回加拿大边境，进了办事大厅，找了个英语很好的华人帮我们问了下，再次确定要到美国边境，我们又绕了回去。”

现在周群一家都在上英语班，学校给国际生安排了ELL英语课程，相当于语言预科班，修完才能上学校的常规课程。而真正的挑战也在孩子学完这个课程后，到了十年级课程难度会成倍增加，“原先还是简单的阅读理解，之后就要学英语文学，理解上不是简单的字面意思了。”

周群夫妻俩学英语的要求并没那么高，但同样很紧迫，“我和他妈妈每周也会去学两次英语课。”规模不小的英语补习班里，大部分都是华人父母，大家出于同样的原因坐在一起，“一起学习，一起畅谈生活，互通、共享资源和信息。”也是在这里，周群窥见了这个群体的一些教育观，“华人家长同样很‘卷’，双休日或者放学后也会给孩子报一些兴趣班。”

坐在教室里，望着眼前60多岁的英语老师，周群的思绪有时也会游离，“我有时会想，如果我还在当老师，现在我可能正坐在办公室里，或者是像他一样正在上课。”但很快他会把注意力拉回黑板上，“其实都一样，没有工作的日子，至少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闲。”